论《史记》武侠散文中的一个审美母题

武侠文学包括武侠叙事文学与武侠抒情文学两大类.以叙事文学为主体的武侠文学,一直以其特有的“硬派”主题为传统内容,那就是它的崇高精神、壮美格调以及悍烈意象。这种主题缘起于先秦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成熟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游侠篇与刺客篇中的武侠人物,多多少少都带上了作者理想化与艺术化的特质,这些人物共同表现为一种崇尚刚阳、求取忠虔、行为隐忍、恣纵野性的人格取向。由此而反映出的审美趣味构成了中国武侠文学的总体基调,衍化而成了一种影响深远、且相对恒定的审美主题。     

论明以来叙事文学中的武举形象

文章选择小说、戏曲、宝卷、弹词、鼓书等叙事文学作品,分析其中的武举形象,发现武举多是作为背景人物静态出现,很少作为文学作品主人公,武举人物面目模糊不清,有文士化甚至女性化倾向。武举的出现使才子佳人武勇化,增加了侠义文学和武侠作品的情节,使这种类型互相借鉴、融合,丰富了文学叙事的类型。无论是纯属虚构还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改写,文学作品还是透露出一种真实的历史、社会观念,即在文治社会下“重文轻武”的意识根深蒂固,文学描写的诸多事实或观念都可以在历史文献或现实社会中得到印证,所以它们是另一种“真实”。     

文学语用学视角下的会话含义研究——以简·奥斯丁的作品为例

以简·爱斯丁的作品为例,基于文学语用学的研究范畴,从会话含义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学作品研究的新思路。通过深入剖析人物会话,分析其会话意义背后的文学意义,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探索和思考。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大陆新武侠与科学思维--评韩云波教授《“后金庸”武侠》

在2004年与《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一道提出“大陆新武侠”的概念十年之后［1］150－156,［2］6,韩云波教授推出了他的力作：《“后金庸”武侠》。在“金庸时代”结束之后（以金庸1982年完成小说修改、1985年古龙逝世为标志）,武侠小说先是经历了以黄易、温瑞安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突变期”,然后进入“大陆新武侠兴盛期”,“转型期”,可望达到以“中国梦”为核心的“盛世武侠”的顶峰。［3］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展加快,大众文化是其灵魂与血液,而武侠文化又是大众文化最富于创造力的部分,借助于网络的兴起,武侠文化发育出武侠动漫、武侠网游、网络武侠小说、手机武侠小说等新的形态,在平媒小说创作、武侠影视剧制作方面,也颇有成绩。武侠小说的平媒出版在庞大的武侠文化市场运作体系之中,虽然日渐势弱,但始终是创造力的源泉,产业链的起点。韩云波将这一时段涌现出来的武侠作家作品归于“大陆新武侠”［4］17－21,并引入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观”,将之作为“短时段的事件史”,放到武侠文化自古至今“长时段的环境史”与“中时代的群体史”中来考察,以“在场者”的身份,展开发生学的考察,力证大陆新武侠“具体事件、人物和作品以至流派、风格”等纷纭万象之下的“内在逻辑”,借研究者与创作者借鉴,其中生发的勇气、花费的精力、展现的智慧,特别令人感佩。这也让笔者想到韩云波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主持的“21世纪侠文化研究”栏目,在过去的10年里,它是国内武侠文化研究的核心阵地。这些工作与研究的实绩,恐怕得由非凡的文化理性与学术激情来支撑。理性与激情的交会,又何尝不是具备了“现代性”的侠客的题中之义。一位阅读研究武侠的学者,焕发出这样的“侠客气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唐诗接受史研究模式与事例的创新——读沈文凡教授《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

沈文凡教授等所著《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是《唐诗三百首》全新的注本。“全新”是指在文学总集注本中有意识地发掘具体某一作品的“接受小史”研究。以文学总集中“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学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所未及的,是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模式与事例的创新。“接受小史”,“是指后代诗人从创作上继承、借鉴三百首中名篇的情况。这是‘名诗’和‘名句’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模式或事例创新,体现在“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摹仿借用”。是揭示《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对后代作家的影响史,以及后代作家对《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的“摹仿借用”。本书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篇的影响史：二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句的影响史。     

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建构与学术思辨

武侠意识形态是研究武侠小说思想史的重要工具,将其运用于金庸小说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金庸小说的武侠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在民族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和“反武侠”意识形态四个方面,始终贯穿着的是金庸对历史本质的思考、对历史中人的归宿的探求。在此基础上,以金庸小说为逻辑基点展开现代武侠的意识形态发展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更直观地观察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的继承与流变关系,也更能洞见武侠意识形态对于武侠小说观念史系统构建的意义,从而实现武侠意识形态方法论意义上的升华。但作为一种有效的思想研究方法论,武侠意识形态并未在武侠小说研究中铺展开来,在其概念阐释和研究规模上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在文中提出几点建议,以此助力对武侠意识形态研究。     

武侠文学中“侠客形象”的社会影响

目前国内舆论界对部分武侠文学中的暴力与色情因素对青少年的不良误导作用有所认识 ,并在报刊上作过纷乱的批判 ,但基本上停留在表面层次上。在武侠文学在文学园地中分量日益加重、对社会影响日益增大的今天 ,这种不系统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湖南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综论

将湖南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有其特定的概念规范和学术要求“湖南文学”有其时空不同的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外国文学”指近代形态下的中国以外其它国家的文学;将两者比较,应以深化对湖南文学及其规律的认识为目的。区域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着眼点表面看似矛盾,但从本土出发的比较文学研究有利于区域文学精神的把握。这一课题对于清理湖南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总结认识湖南文学的演变规律,透视湖南精神,形成湖南比较文学研究特色都具有重要意义。课题可以从“个案研究”和群体研究两个层面设计若干子课题。     

建安文学不含吴、蜀文学

“建安文学”具有特定的所指 ,并不包括吴、蜀文学 ;它所特有的历史生成机制 ,也是吴、蜀文学所不具备的。文学史应把曹魏文学与吴、蜀文学分列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从空间视角重新认识和研究古代文学，充分发掘和利用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城市文学资源。有助于建构起时空并置、更加完整和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此外，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可以为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     

论陕西文学的传奇性

新时期陕西文学特色鲜明:除了内容上作家们对积淀深厚的黄土地农耕文化的深刻把握以外,在表现形式上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对中国古代传奇性手法的创新运用;作家们通过传奇与历史典藉的粘贴,传奇与通俗性的并轨,形成了表达方式的可信性:在故事情节的创构上,作家们以巧取胜,创造出离奇合理的审美效果,通过夸张变形,渲染出超常规的艺术境界,取得了出入预料的艺术效果;与传统的传奇手法的“内容则为大众的情绪与思想”更为丰富,陕西作家注重文学与时代的联结,使传奇与侠义、传奇与救世理想在新时期文学中形成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意蕴阐释。     

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学意义--论才子佳人小说对传统叙事观的改变和想像性叙事缺陷的弥补

中国人具有重史的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使得中国文学的想像性叙事先天发育不足,同时形成了先秦时期"重结果而轻过程"的叙事观,并对后世叙事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现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正是以跌宕波澜的情节在改变着这种叙事观的同时,积极弥补着想像性叙事先天发育不足的缺陷.正是这种改变和弥补,显示出才子佳人小说非凡的叙事学意义.     

试析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三个“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编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重写的冲动和焦虑仍困扰着当代学人,一些学者执著地寻求新的学术突破。要切实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重写,应做好“重读”、“重释”、“重建”三件事情。“重读”意在发掘被遮蔽的新史料和作品,它能加固文学史研究的根基,是重写文学史的基础。“重释”旨在赋予已有史料以新的内涵,它能使研究者在新的视野下重构历史,是拓展、丰富文学史的重要手段。要达到此目的,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崭新的理论视野和多值的思维方式。“重建”是指充分整合既有的研究成果,扎实地建构文学史研究的学理体系,它的达成需要做好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准备。     

论《左传》中的梦境表现及文学成就

《左传》的梦境描写几乎涉及了春秋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是《左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首先对《左传》的梦境描写进行了统计分析,从而探求记梦在春秋社会表现出的规律并由此而窥探春秋时期相关的社会特点;其次由社会而及记梦,分析记梦在春秋社会中的运用情况,探求其在反映社会历史真实中所表现出的艺术特质;再次从美学特征、结构、语言等方面总结《左传》梦境描写的文学特色;最后阐述了《左传》梦境描写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     

文学、历史与时代精神--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比较研究

历史文学是人类对历史的一种感性思考,它将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文化娱乐、思想倾向以及风土人情等时代精神的构成因素浓缩在历史客观形象中,以立体、全面的方式呈现于世.通过文学反映历史是帮助后人认识和了解过去往事的一种辅助手段.作为分别引领两个时代文学潮流的小说模式,革命历史小说作家与新历史小说作家面对同样的历史题材时,作出了大相径庭的历史判断,从而帮助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和了解革命历史.     

《祖堂集》叙事的戏剧性探微

《祖堂集》作为人物传记式的禅宗灯史,在记述禅师的生平履历和传法故事时,带有明显的戏剧性特征。从其叙事注重发挥语言和动作的戏剧功能,带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善于设置戏剧情境,营造滑稽幽默的喜剧故事四个方面探讨《祖堂集》叙事的戏剧性特征。《祖堂集》叙事的戏剧性特征有助于接受者了解禅师的戏剧性人生,更加深刻地认识这部灯史的文学价值,同时应注重研究禅宗灯史乃至禅宗的世俗应用价值。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讨的局限及反思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讨者对此史观的探讨多集中在民族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内,没能从史学和文学史应承担的人文精神传递等层面加以审视,使此史观研讨走入了一个“误区”。事实上诸多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在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中并不能得到认同,因而“弱化”了此史观研讨的理论基础和深度。民族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亟需走出自身的“圈子”,参与到中国文学研究的言说中。     

“都市乡土小说”?还是“都市风情小说”?——对《(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一个概念的质疑

乡土小说/文学在文学史上有特定的内涵,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解,但就其对象来说一直是指涉乡村或农村的,在详细梳理学界使用这一概念的三个层次及历史流变之后,就看得更清楚。《(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一书由于理论依据的误置,将乡土性等同于地方性,把乡土文学的对象扩大到了都市,从而将描写都市风情的小说称为"都市乡土小说",这一命名不仅不符合文学史内涵,而且容易造成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