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葛亮躬耕“陪京之南,居汉之阳”说

公元197～207年,是诸葛亮自表"躬耕于南阳"的十年。此时的南阳(郡),无论是《汉书》、《后汉书》、《晋书》,还是《襄阳记》,都无一例外的认为在"汉(水)以北"(习凿齿语)。所以,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只能是躬耕于汉水以北之南阳,也就是习凿齿所说的"诸葛亮在南阳"。当时的南阳(郡),是全国第一大郡,在"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语),不可能在"汉之阴",即"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草庐对"较之"隆中对",更加符合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实际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     

对中学语文“南阳”注错及《隆中对》篇目命错的订正

<正>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八、九年级上册《语文》(简称人教版《语文》,下同)中的"南阳"一词注释注错,《隆中对》篇目命错,理应并必须修订。先说"南阳"一词注释注错及其订正。有两处:一是节选于《三国志·诸葛亮传》(简称《亮传》,下同)《出师表》诸葛丞相交代的"躬耕于南阳"中的"南阳",注释为"东汉郡名,诸葛亮隐居地隆中当时属南阳郡";二是《陋室铭》"南阳诸葛庐"中的"南阳"注释为"郡名,诸葛亮的躬耕隐居之地,在邓县隆中,属于南阳郡"。这两个注释,     

文学大师在三国地理中“迷路”——诸葛亮

诸葛亮躬耕何处：后人将《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一语，坐实为诸葛亮躬耕于今天的南阳市，使原本清楚的诸葛亮的躬耕地被弄得混淆不清。长期以来，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一直有“襄阳说”和“南阳说”两种说法。”襄阳说”认为是在襄阳西南的隆中，也就是今天湖北省襄樊市城西的古隆中：“南阳说”认为是在南阳的卧龙冈，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南阳市西郊的卧龙冈。     

“诸葛躬耕地”是南阳而不是襄阳——答《中国社会科学报》:《南阳?襄阳?诸葛亮到底躬耕何处》

诸葛丞相用书面和行动划定的界限,充分证明了"诸葛躬耕地"是"南阳",与"隆中"无关,习凿齿"隆中说"是错误的,理该还诸葛"躬耕于南阳"以本来历史面目:"名高天下"的诸葛亮的金光灿烂的"躬耕地"是"南阳"而不是"襄阳"。     

诸葛亮隐居处考析

<正> 关于诸葛亮隐居处素来有两说:一是襄阳隆中;一是南阳卧龙岗。前者的根据是“隆中对策”,后者的根据是“躬耕于南阳”。前说虽是而流于偏激,后说武断而不符史事。《蜀记》云:晋永兴中,镇南将军襄阳郡守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令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晋隔三国年事不远,隆中诸葛故宅尚存,襄阳郡守刘弘得以观亮故宅,当不是妄说。     

《南都学坛》2004年总目录

汉代文化研究汉代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兼论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战略选择王子今 ( 1 1 )……………………………………………………论诸葛亮躬耕“陪京之南 ,居汉之阳”说王建中 ( 1 9)……………………………………………………诸葛草庐南阳襄阳之争的形成和发展张晓刚 ( 1 1 5 )…………………………………………………………汉代县衙署建筑格局初探邹水杰 ( 2 1 )………………………………………………………………………从秦汉时期造船业看水军战船及后勤漕运保障上官绪智 ,温乐平 ( 2 6)…………………………………汉代羽化图像…     

“诸葛亮隐居南阳说”质疑——兼与水仲贤先生商榷

<正>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出师表》一文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由此引出诸葛亮隐居地是南阳或是襄阳之争。这一争论大约已有一千余年,迄今尚无定论。《河南日报》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发表了水仲贤先生的《诸葛亮隐居地碑文之我见》一文(以下简称《我见》),这是诸葛亮隐居南阳说之新见解。对此笔者尚有不同认识,愿提出来与水先生商榷。     

再论诸葛亮躬耕在南阳

要辨析诸葛亮的躬耕地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南阳郡和南郡的行政划分,通过查阅史料发现,东汉时期的襄阳隶属于南郡而非南阳郡;二是南阳卧龙岗建祠时间最早,后世官方祭祀也以南阳卧龙岗为首选;三是唐代以后的文学作品皆认同南阳卧龙岗为诸葛亮的躬耕地;四是南阳拥有优越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这是诸葛亮选择躬耕于此的合理解释;五是《隆中对》的题名为后人所加,并不能成为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的证据。由此,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更为科学、客观一些。     

诸葛亮躬耕隆中说献疑

<正> 近年来,汉魏史学界兴起了一个“诸葛亮躬耕地问题”讨论热,不少人认为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这种说法初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认真思索,就发现尚有不少疑窦,而南阳说亦非无稽之谈,故下定论为时尚早,实有深入研讨之必要。在此就襄阳隆中说提出几个令人生疑的问题,并略抒浅见,以求教大方。 文献记载是否一致 丁宝斋同志说:“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对于这种说法,笔者实难苟同。试问:如果史籍文献记载始终一致,何以有清代和今日之论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须将一些主要文献记载加以梳析。     

李白诗中的诸葛躬耕处

李白诗中的诸葛躬耕处武安国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南阳说”和“襄阳说”各执一端，皆言之有据。近读李白诗，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南阳和襄阳，都是李白多次游经之地，在两地他都结交了一些朋友，留下了一些诗作。他关于南阳的诗几次提到诸葛亮，而关于襄阳的诗则一...     

试论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传承

阐述了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发展轨迹,认为唐代俗赋承继汉魏六朝俗赋,比较兴盛;宋元时期,随着通俗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俗赋又渐渐隐去;明清赋崇雅复古,俗赋成为别调,但源于魏晋的讽刺赋仍保留了俗赋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俗赋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其"有机元素"被其它通俗文学吸收同化,并以其它通俗形式流传。     

汉代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兼论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战略选择

南阳在汉代具有重要的交通地理地位。以南阳为一端,联系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武关道,春秋战国以来已经成为秦楚之间的交通要道。汉代许多历史事件,因南阳交通系统的作用而发生。南阳和以南阳为枢纽的交通结构,曾经表现出特殊的历史意义。考察汉代交通史和汉代区域文化史,不能不重视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东汉以来,南阳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交通作用也有所增强。随着南下移民浪潮的兴起,南阳作为四通的枢纽,联系南北的交通重心的地位愈益突出。诸葛亮择定南阳作为居所,以眼观天下,分析形势,等待时机,显然注意到南阳集中、交汇四方信息的优势,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三世纪的诸葛亮热--陈寿《三国志》成书前几位政论家对诸葛亮的评论

梳理整合魏、晋间散见的史料,对史料可信性加以考订,对历史人物疑年加以探解,对裴松之持疑的史料(如郭冲<条五事>)加以辨证,对袁准甄录的蜀亡史料之历史价值加以重新确认,对蜀国速亡在其盟国吴国引起的震动加以审视.三世纪崇拜诸葛亮之史料得以完整保存,与建统一大功的晋武帝司马炎是分不开的.     

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之汉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启示——以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其间正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却儒风雄劲。从十六国中后期开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胡族统治者大力吸取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比较探究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从文化层面进一步了解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规律,而且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均具有较大的启示。     

论魏晋名士的形成

东汉以来 ,田庄经济的发展是魏晋名士孕育生成的经济条件 ;汉魏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是形成魏晋名士的政治原因 ;与这种经济、政治形势相呼应 ,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儒道合流的趋势 ,广大知识分子在行为方式上既追求人性自由 ,又恪守封建礼教 ,形成所谓双重人格。至曹魏 ,一批人的这种双重人格特征已十分明显 ,它标志着魏晋名士的正式形成。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中古空间绝后的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中古民族大融合时期,儒家以"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念追求华夏文化一体、天下一统的大同世界。各民族人民及政治家认清历史发展潮流,以自觉行动实践儒家"用夏变夷"的民族融合理论,极大促进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南朝侍从讲读制度的发展与变迁

侍从讲读之制起源于东汉,是皇室教育的一种形式,以侍从皇帝和太子读书为责,魏晋多有因循。时至南朝,侍从讲读者不仅陪侍皇帝和太子读书,亦侍从诸皇子读书。自汉晋至南朝,侍读侍讲并不为官名,但南朝时随着侍读、侍讲者人数的增加,亦出现专门从事侍从讲读的倾向,为唐朝侍读侍讲官僚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

吴兴武康沈氏两晋之际以江东“武力强宗”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对东晋南朝之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其发展过程看,东晋一代,沈氏尚武,成为门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且有覆家之祸。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给沈氏武将提供了发迹的机缘,至宋、齐间,其勋业达到鼎盛。由于沈氏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受到了门阀社会的影响,家风逐渐趋于崇尚文化。而南朝后期的沈氏文士预武,则是其尚武家风的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