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美学谈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走向

“接受美学”的理论开创了把读者置于研究中心 ,取代了传统研究中作家作品是唯一重点的做法 ,实现了在美学、文学研究领域中历史性的转移 ,更新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它认为文学活动的动态流程中最重要的是读者。在阅读中 ,读者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读者的经验世界逐渐被培养起来。可以说 ,优秀的作家的作品提高了读者的欣赏水平 ,而这些高水平的读者反过来又以他们的经验世界去训练“新作家” ,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把当代文学的鉴赏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学术期刊编辑的审稿

接受美学是一种强调读者在作品阅读中的积极能动作用的文艺理论体系。借鉴接受美学中的“阅读期待视野”、“接受动机”、“视野融合”、“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对话”等理论,来探讨学术期刊编辑的审稿过程,以图认识其中的规律和本质,提高审稿的质量。     

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的转型与突围

在经济体制和文化系统转型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也不可抗拒地发生着同频共振。作为沟通作家作品与大众阅读的媒介,文学期刊使作家与读者、文本与读者等交流环节得以现实化,是文学对话的重要载体和文学史建构的重要资源。20世纪以来,文学期刊一直真实、准确而又及时地记录着文学现场的温度、文学生产的成败兴衰以及文学命运的浮沉变幻。而通过文学期刊使自己的文学文本进入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也是作家作品的一种基础性选择。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推进使文学生产体制发生了深刻转型,网络等电子媒体的时空扩张亦无情冲击着纸质媒体的生产能力以及传播效力。文学期刊探求着困境中的突围之路。     

苏童小说的生命意识

苏童是一位从不愿固定自己的作家，从历史追寻小说到现实追寻小说，从“枫杨树”系列到“枫杨树后”小说再到“红粉”和“妇女系列”小说，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读者的阅读习惯。他甚至不愿意自己的小说具有特定的风格，认为风格是一种“陷讲。”那么，苏童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确立贯穿于这些小说中的主体形象的？苏重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区别于其他新潮作家的呢？为什么无论反差多大的小说我们只要一读就能认定是苏童的作品呢？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琢磨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一度曾以为是苏童的语言塑造了他的个性，然而当我怀着自…     

对话伦理：一种程序的企业伦理

对话伦理的理论基础是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对话的根本作用在于使人们相互理解，它内在地具有交往合理性。对话伦理的核心是（相互）理解理论，而论证是现实生活中达成理解的主要形式。企业伦理的终极目标是使企业获得内外和谐。和谐在这里的含义是所有利益相关者自由独立地达成一致，即形成“非强制约束力”，而以论证为特质的对话是解决冲突促成和谐的手段。     

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双重文化背景中写作,他们的作品中常常有两种文化的“对话”,需要以跨文化的眼光去对其审视和观照。为了探究海外华文文学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美学的价值,应当引进比较文学的多维比较方法。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下,有一些不同族群的人物形象,这是一种文化的现实描述,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和诠释,对其进行分析、追问,会给海外华文文学提供新的理论研究空间。     

放逐与拯救─—论池莉小说的婚恋观

作为新写实小说的实力派作家池莉，自从１９８７年发表《烦恼人生》以来，连续推出了一系列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这些作品能够牢牢地拴住读者阅读欲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池莉总是很实在地将自己摆在芸芸众生中极为寻常的“小市民”的位置上，以一个俗常人的眼光密切关注着俗常人的生存状态，以看似闲谈的随意，轻松解剖着一个个与平民百姓息息相关的话题。特别是面对现今社会情感贬值、爱情难觅、婚姻脆弱等不尽人意的情感困惑难题，十分热爱“毛茸茸”生活的池莉为了拯救爱情，为了寻求现代婚姻结构的进一步完善，用独具特色的文学扫瞄器…     

关于叙述人称问题的思考

关于叙述人称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在写作教学中,讲到叙述就要涉及这个问题,我也在这里谈一些自己的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一个叙述结构由作家、叙述对象和读者三个因素构成.作家在叙述事件时,可以以故事中人的身份面对读者,也可以以客观叙述者的身份面对读者,不会有第三种身份.如果作家是以故事中人的身份面对读者的,这样的作品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如果作家只是以客观叙述者的身份面对读者的,这样的作品是第三人称叙述的.而一个事件中的人物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参与者,一类是旁观者.而无论作家以哪一种身份在叙述对象中出现,这部作品都是第一人称叙述的.有的论者认为,“‘人称’问题,原本就是一个叙述‘称谓’问题”,并以此确定了“第二人称叙述”的存在,其实是混淆了叙述人称与人称代词这两个概念.在语言学中,“我”是说话人,“你”是听话人,“他”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以外的一方.从这个角度来讲,事件是作家讲给读者听的,读者是听话人,第二人称指代的应该是读者,而一般说来,作品中的“你”不会是读者,而是叙述对象,“你”的故事是给读者看的,那么辨析叙述人称时,考虑的仍然是作家的身份.有的论者还混淆了作家的立足点和人称代词的区别,以为第一人称叙述是作家站在“我”的立足点上,第三人称叙述是站在     

关于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

网络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表明,这是一个必然要进入文学史研究的领域,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网络作家与传统作家有很大的不同,网络文学的独特性,网络文学如何入史是需要理论探讨的。保持一份鲜活的网络阅读感受,面对面地与网络作家对话,对其中的优秀文学作品展开深入的文学批评,以一种包容和开放的眼光对作品进行评价,是网络文学入史的当务之急。     

“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

“文革”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有三类：一是在“文革”前已创作出有影响作品而又被允许继续创作的，二是在“文革”前有习作练习或发表的；三是从未写过作品的。这样的创作队伍构成，反映了当时对“十七年”文艺的否定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与此相关，“处女作现象”和新时期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开始起步，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     

作为一种哲学实践的“解释学”--论列奥·施特劳斯的解释方法

施特劳斯并没有一套普遍的解释学理论，但有细致精巧的解释方法。这种方法预设了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作为永恒根本问题的整全的存在。经典文本是对整全的模仿，对文本的解释就是一个通往整全的起点，解释的过程就是在与被解释者交往对话的过程中追问这个根本的问题，而其最终目的则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共同向整全开放。因此施特劳斯的解释方法就是一种哲学实践，解释并非仅仅是达到理解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解释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价值，因为解释的过程就是哲学化的过程。像施特劳斯那样读书，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被看成是在践行哲人的生活方式。     

文本解读中的效果历史意识

效果历史意识是哲学解释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理解和解释得以展开的基础,驱动解释学循环的动力。效果历史意识涵盖文本阅读效果史、生活经验、传统以及读者与文本的对话关系。因此它既是相对固定的整体,又是不断运动、调整、开放的结构,同时蕴含着对解读的历史先在给定性的反思,这是读者必须恪守的“效果历史原则”。效果历史意识的本质是对存在时间的经验,只有真正实现了的时间才能被经验到,从而即便过去,也能收藏在效果历史意识中,在文本解读时重返当下与文本对话,参与文本意义建构。读者的效果历史意识通过与文本的平等交流才能得以自我检视,一部经典只有不断地与读者的效果历史意识对话,才能常新长生。     

哲学解释学观照下的语文“对话”阅读

语文文本的阅读使阅读者与语文文本发生意义关联,从而产生了意义阐释与语文文本解读的问题。从解释学的视角观照语文文本的阅读,有利于厘清对话阅读中多重对话与主体间性、多元对话与解读牵制、有声交流与无声对话、阅读终结与对话延展的关系,并在教学中实现文本意义的不断彰显和学生主体性的发展。     

在阳光与阴影的街上——网络文学现状初探

网络文学是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网络文学 ,可以看到网络意识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认同。网络文学是一种游历于网络之间的个体生命对于理想网络的渴望 ,这种追求不是技术性的未来展望 ,而更多的是感性而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需求。本文试图从网络文学的作者、作品、读者三方面入手 ,思考网络给文学带来的巨大变化。     

阅读与语篇理解的相关理论分析

阅读是外语教学和学习中的重要环节。阅读不仅是读者知识积累和经验积淀的反映,而且可以构架起作者和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掌握了语篇生成的理论基础和技巧,读者就能在阅读中驾轻就熟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和观点,从而达到理解语篇的目的。     

运用权威对话法正确引导网络舆情

网络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但同时,在网络舆情的传播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科学运用权威对话法,搭建权威对话网络平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长期有组织地进行权威对话,对于引导网络舆情、了解民意、凝聚和振奋民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林语堂的中庸观在其译作中的审美再现——以林译《浮生六记》为例

林语堂的汉译英作品之所以在西方受到普遍欢迎,其中不容忽略的一个原因在于他极力秉持的中庸人生观对其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影响。林氏选择翻译《浮生六记》是因为与之有精神上的契合和情感上的共鸣,在翻译过程中,他时而走进作者,时而走进读者,以其深厚的文化和文字功底游刃于作者和读者之间,在“半里乾坤”中演绎着翻译的和谐之美。     

对翻译者的意识培养问题的再思考－－换位思维导入

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译者的角色是第二作者和第一读者,这一角色的转换成功与否实际上取决于译者自身的意识和素养。所以译者的意识培养问题才是所有问题的首要。     

张恨水小说中的多重对话关系研究

张恨水小说文本中存在着多重对话关系,如在以市民社会为读者群的小说创作中,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对话：不同于新文学以知识分子及农民为主要表现对象,张恨水明确表示,其读者群是市民阶层,作品突显出了文学中的娱乐性与趣味性,作家始终自觉地让文学作品与大众站在同一阵线;在女性婚恋主题上经济与道德的对话,张恨水塑造的仍然是与时代俱进的女性,然而不同于新文学中强调女性“灵魂的提升”与对崇高生活的幢憬。张恨水注重描写在生存经济压力下的爱情,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始终处于选择与被选择的位置,着眼于市民社会中世俗的生存与爱欲的挣扎之中：人物活动空间的转化中,人物心理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话。张恨水小说文本所描绘的多数是大都市的图景,这些描述深深地打上了已经被都市化了的作者本人的精神烙印,而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无所归依,这正体现了作者内心深处对自己所来自的乡村无法摆脱的眷恋．而作者更为重点表现的是人物对城市的深沉的依赖和以城市作为自己最终归宿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