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承与创新、失范与尴尬之间的徘徊——红学近十年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十年的红学研究,依然喧嚷不已,但大多围绕老问题的纷争仍无定论.文本的研究和新版本的发现似乎闪现了红学研究的曙光,"探佚"、"新索隐"的逆动并夹杂着商业运作和个人名利,又不断挑战着红学研究的学术纯洁性,使其徘徊在传承与创新、失范与尴尬之间.红学研究正确的方向和方法究竟是什么,如何开展红学多层面的文献、文本和文化研究,在公众中怎样普及红学知识,值得深思与探讨.     

索隐红学发展史通观

索隐红学经历了4个阶段:索隐理念与索隐方法的初创时期;索隐红学的第一个高峰;以海外索隐红学为主时期;索隐红学的多元化时期。     

《红楼梦》研究与文学创作论——对“红楼探佚”的思考

在《红楼梦》研究中,对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作一些"探佚"本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探佚"切不可违背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更不能用那些"探佚"出来的"真事"来取代小说中的"故事"。一切考证和索隐都应当更真实地靠拢文本,有利于人们准确地把握《红楼梦》深刻的思想和艺术内涵。     

“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

《石头记探佚》在证伪高续后四十回的基础上勾勒出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的可能面貌,使读者对八十回后原著的意义的理解的视界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周汝昌借助类比推理提出了“大对称”的周氏探佚学,其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易》学的基本观念阴阳。但阴阳是对比,周氏将对比向对称陈仓暗渡,是为了使探佚学达到量化和精确化,达到操作上的理想化状态。这就与索隐红学殊途同归。浦安迪也运用了“大对称”模式,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也在“对比”的意义上使用“对称”。以主体价值诠释去完成逻辑命题的做法是探佚学实行体系化、整体化的必经之路,但也是探佚学无法自我实现的明证     

评欧阳健的二部红学辨伪专著

本文从红学研究现状入手,指出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即盲目信从脂砚斋之言,把作者家世与书中所写完全对应,形成“自传说”;否认现存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都为原作者所作,从而使“探佚学”畸形发展,摘要评价了欧阳健《红楼新辨》与《红学辨伪论》对前人成说持之有据的质疑和令人信服的批评,揭示了这二部专著的发表对推动红学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用动态文学观考察红学诸流派的利弊得失

虽然审美研究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已是大势所趋,但乾嘉考据式的家世、版本研究仍不断成为“热点”问题,索隐和社会历史批评也颇有市场。只有从动态的文学观即文学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解读《红楼梦》这部作品中的地位这一独特视角,对红学诸流派的利弊得失进行探讨,指出文献、文本、文化研究在红学中的融通与创新这一多角度研究,方是拓展《红楼梦》诠释维度的根本途径。     

红学历程述略

从历史、文化、学术三个维度综合观察,二百余年的红学历程,可分为"旧红学""新红学"与"当代红学"三个时期。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各个时期之红学,均显示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三个时期持续演进,记录着取得成就及付出代价的历史,也留下学科自身发展的见证。     

误解与知音——从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到“红学探佚学”

余英时和宋淇的红学研究,本质是追求曹雪芹的“原意”和《红楼梦》原著的完整艺术构思,其实与红学探佚研究一脉相通。他们追求的“红学革命”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当时探佚学还没有大规模突破,以及他们缺乏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是探佚学实现了他们的未竟之志。《红学通史》对文本意义阐释之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使它的某些“视界融合”陷入悖论。     

红学论争与学术规范

以学术规范为前提 ,以红学发展中蔡元培的索隐、胡适的考证以及当代在这两大流派影响下产生的论争热点为切入点 ,分析探讨了红学论争中的优劣得失 ,阐明了这些论争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及其中有违学术规范的现象与曾经步入的误区。指出当前的学术界要有精品意识 ,要提倡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与方法 ,既要勇于创新 ,又要尊重史料与前人的研究成果 ,不做无谓论争。在文章的后半部分 ,还探讨了红学研究的重心、研究者应有的心态、领导层与媒体的学术研究导向等问题。     

21世纪红学走向臆测─-回归本体

21世纪的红学走向,是要在明确红学研究的共同旨归,把《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小说艺术推向新的时代高度,实现对《红楼梦》的超越与升华的前提下,着重于现念的转变与思维方式的更新,以现代观念重新审视红学,做出契合现代人观念、沟通现代人心灵的新探索,由脱离本体的孤立"红外线"热闹纷争中,回归本体,着力于文本意义的诠释,关注当代文学创作情况,特别要联系当代文学的力作与《红楼梦》的关系,进行比较对照。激活当前文学创作,实现对《红楼梦》的继承发扬、超越升华,即便是考证、索隐也要以现代思维方式关注红学的共同旨归,把自己的研究纳入红学的共同旨归从本体意义的诠释中寻求新的突破点,寻求新的发现,形成多种研究视域、多种研究方法的交流互补,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创新。     

日本学界对“《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关注与评论

1954年,中国大陆爆发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曾经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仅1955年一年,日本的学术刊物便发表了12篇有关评价这场运动的文章.其中有客观的报道也有错误的判断;有对某些问题的真知灼见;亦有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不同见解.其后,又陆续出现了一些专著或论文,对这场运动作了反思和再评价.可见日本学界对此事关注之切.     

从《红楼梦》到《泰坦尼克号》——对“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意境化试译

对联是中国文学的精华，《红楼梦》中的对联更是如此。本文通过与《泰坦尼克号》进行比较，对《红楼梦》中的对联进行跨时空试译。     

《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文献集成和学理建树——胡文彬先生《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评述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理论体系的一大特色,就是《红楼梦》文化文献集成和学理建树的相结合。另一个特色是对《红楼梦》文化范畴的张力与文学的关系的系统全面的研究。依据对范畴性质的意义的认知,从历史文化语境、文化思维意识和传统文化艺术三个的角度概括文化张力对文学影响的差异。《论稿》中关于《红楼梦》文化范畴对文学的叙事功能的多方面阐释,构成了《论稿》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内容。该书的文化子范畴,涉及到了历史、习俗、意识、艺术、园林、服饰的方方面面。其囊括的文化范畴之广、之全,不仅是目前《红楼梦》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而且更重要是作者着眼于文化范畴的多样性,去涵盖《红楼梦》文化的个性。胡先生的研究成果对实现《红楼梦》研究第三次转型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红学学科架构

学科体系之重建，是“红学”与现代学术接轨并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前提条件。如果说“红学”是独立于文、史、哲等人文基础学科之外的“一级学科”，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这门中华固有专学，至少应包括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作者及其家世研究、版本文献研究、文本研究、红学史、红楼文化、翻译与比较研究、海外红学研究八个“二级学科”。     

“两点两论”：胡文彬的红学研究成就——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二

胡文彬的红学研究大体可用＂两点两论＂来表述。所谓＂两点＂,即两个基本关注点：一是《红楼梦》与红学传播交流史,二是《红楼梦》版本包括抄本与程高本研究;所谓＂两论＂,即＂红楼人物论＂和＂红楼文化论＂。＂两点两论＂可谓胡文彬文学批评观点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胡文彬解悟《红楼梦》的着力点。     

从中西思维透析《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的主语省略

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特色,杨宪益、戴乃迭所译的英文本ADream of Red Mansions堪称《红楼梦》英译的上乘之作。本文从中西思维的差异视角,运用韩礼德的篇章衔接理论,挖掘英汉语篇在衔接上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揭示汉英主语省略差异的深层成因。     

林红玉本名隐喻——兼论林红玉的“玉德”之美

林红玉本名隐喻其人如玉,她是除宝玉、黛玉、妙玉之外的另一块色泽艳丽的美玉,具有"玉性"特征。如同其他的以"玉"字命名的人物形象一样,她也有"高洁"诚信"智慧"忠义"等"玉德"之美,她是作者所同情、赞颂的下层丫头形象。作者以"玉"字为其命名应特别值得注意,对林红玉本名隐喻的索解似可以还原其人的本来面目,消除对她的种种误解。     

读刘再复“红学四书”感言

刘再复新出版的“红学四书”提出,曹雪芹和《红楼梦》是独立的一大家,是与儒、道、释并列并重的一大家,把《红楼梦》提升到“人类文学世界极品”的地位,提高到“超小说的哲学与文化集大成者”的地位,认为贾宝玉的形象具有准释迦、准基督的精神气象,是对红学的一大贡献。而刘再复对《红楼梦》的认识,之所以能如此高屋建瓴,乃缘于他“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来源于他对《红楼梦》“不为点缀而为自救”之“灵魂的阅读”。这些对红学发展和未来走向都极具启示意义。刘再复“以悟法读悟书”也有进一步升华的余地,如果追求文、史、哲三才并重的境界。则会更上一层楼。     

红学文献从“纸质载体”到“电子载体”及其功能

在红学史上,纸质红学文献的优越性十分明显。近二十多年,出现电子红学文献是信息社会文献载体进化的必然产物。各种红学文献载体各有所长、相互补充、相互匹配、长期共存、共同发展。     

阮籍《咏怀诗》与《红楼梦》的隐晦手法

阮籍和曹雪芹有共同的创作背景、创作心态和动机,《咏怀诗》和《红楼梦》运用隐晦手法有三个特点:引用前人词句,言在此而意在彼;借"美人"意象表明心迹、抒写志趣;借怀古咏史伤时刺世、反思历史。《咏怀诗》的主题是诉诸于灵魂的痛苦与焦虑这个最当下的存在,《红楼梦》的主题是诉诸于灵魂的引导和拯救这个最迫切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