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政治缓冲:当代中国信访制度功能变迁的理性审视

由政治缓冲功能为主日益向政治控制功能为主转变是当代中国信访制度功能变迁的核心线索,中国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预期后果与非预期后果共同导致了信访制度的功能变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征程中,信访制度的功能应该有科学合理的重新定位,以信息传递与权力监督为主的政治缓冲功能将成为信访制度的核心功能,回归政治缓冲功能是当前信访制度功能定位的理性选择.     

回归政治缓冲：当代中国信访制度功能变迁的理性审视

由政治缓冲功能为主日益向政治控制功能为主转变是当代中国信访制度功能变迁的核心线索，中国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预期后果与非预期后果共同导致了信访制度的功能变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征程中，信访制度的功能应该有科学合理的重新定位，以信息传递与权力监督为主的政治缓冲功能将成为信访制度的核心功能，回归政治缓冲功能是当前信访制度功能定位的理性选择。     

民主与法治之间:信访的多维解读与多重建构

信访制度是我国当今迫切需要完善的民主法律制度。在主体间性理论范式下,信访制度反映了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中的多重复杂关系。在关系理论之下,可以重构信访制度的功能、角色以及权力结构。信访制度对于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论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

信访制度的功能是信访制度本身的必然属性,其功能的定位涉及信访机构设置、信访机构职责等信访制度运行中的多个问题,是研究信访法治化的前提。我国信访条例所定位信访制度的功能是沟通功能,而民众则期待信访制度能发挥对主体权益的救济功能,但信访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其功能还受到政绩考核以及反腐败工作等因素的影响。功能定位的冲突导致信访问题多发。因此,在现有信访规定的前提下,信访制度的功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增强信访制度权力,增加救济功能;二是坚持信访制度沟通功能。但现阶段,坚持信访制度沟通功能,将信访问题向法治化引导是最现实、最佳的解决途径。     

信访制度的发展与法治——以甘肃省为例

信访制度应定位为"宪政体制下的辅助政治制度",强化信访中的纠纷调解和权力救济职能,弱化权力监督职能,整合简化机构,落实职责权力,转变民意上达为民意表达的途径,疏通信访渠道,不再受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让人大信访只负责起草相关信访法律法规,提供理论支持,不再接访、不去干预司法独立。     

信访制度的司法转向——信访纳入法律监督权视野之证成

伴随着国家传统治理方式的改变,现有的信访制度已经难以应对新时期社会稳定的诉求。改革信访制度,首先应当破除单一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利益表达方式,增强作为公民监督手段之一的信访制度实效性。信访法治化需要一个规范有效的权力来保证运行,在维持信访制度功能的前提下,将信访纳入法律监督权的视野或许能够促使信访制度的规范运行,而作为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机关在制度设计上已具备吸纳信访制度的条件。     

组织创新、权力重组与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洪峰”是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构架滞后的集中体现,信访制度改革应同整个宏观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法治为核心实行渐进性的制度创新。文章在分析信访制度的性质的基础上,认为转型期信访制度的功能应定位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重整信访的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论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规范化改革

信访制度是中国公民实现利益表达、民主监督与权利救济的一项特色政治制度设计.但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被视为社会减震器的信访制度持续承受着内部功能性危机.面对信访制度困境所造成的民众对中央及地方政权的认同资源流失等众多恶劣影响,学术界的＂强化论＂、＂弱化论＂与＂废除论＂为信访制度改革提出了有益思路,但是仅从宏观角度探讨信访制度存废是片面的,关键是在明确信访存在的现实合法性与必要性基础上,进行信访制度的规范化改革,偏重＂信访监督＂建设,以防止＂责任压力＂下的权力异化.     

探寻信访与法治的可能路径

“信访洪峰”是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构架滞后的集中体现。信访制度改革应同整个宏观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法治为核心实行渐进性的制度创新。文章在分析信访制度性质的基础上,认为转型期信访制度的功能应定位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重整信访的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新时期信访问题的制度、成因与法治化逻辑机理分析

结合我国公民民主权利日趋完善的现实情况，积极采取“拿来主义”，借鉴各地各部门信访模式的有益经验，参考国外及地区健全的公民诉求机制，对信访制度中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必须符合法治的内在要求，从大方向把握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目标和手段，明确信访制度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此外，应积极发挥群众对司法和行政权力的监督作用，打造阳光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动我国民主化建设的进程。     

权力如何组织——信访机构与司法机构比较分析

从权力的组织视角考察信访制度与司法制度的差别，会发现信访司法化和司法信访化的观点难以成立，较可行的思路就是对二者分而治之，实现二者和谐共存。     

我国的信访问题和解决路径探析

信访是中国特色的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但是过度信访也使桥梁负载过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回顾历史,观察现状,分析问题,借鉴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分析和评论,提出构建我国和谐的信访制度的有效路径是:培育正直成熟的公民、理顺各政府部门的权力和责任、参考英美法中一些减少争讼促进和谐的制度、"维稳减压阀"、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鼓励信访心理咨询疏导机构的设立,从"心"开始的引导等。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信访的政治进路

信访制度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政治文明成果,是我党群众路线与现代民主相结合的产物。其在历史上所发挥的维稳功能与维权功能的辩证统一,代表了某种政治制度的创新。对信访制度可能对现代法治基础产生动摇的担忧,源于片面的法治理想主义情怀,以及对司法裁判最终性的盲目追求和对法治精神的僵化理解。信访作为一项以国家的制约性权力为依托的反支配性行为,作为公民意愿的政治表达形式,其制度演化的政治进路是目前学界所"有意"回避的,但却是该制度功效实现的必经之路。     

县委书记大接访制度：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

县委书记大接访制度将常规信访工作转化为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有利于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整合官僚体制内部资源,推动基层信访问题尤其是信访疑难案件的解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实际运行受官僚体制内部各种复杂交错关系的影响,使该项制度的实践逻辑呈现出与制度文本规定的偏差,主要存在权力推动与权力依赖、权力与责任倒置、首问负责制与专业分工矛盾、选择性治理与接访绩效的消解、政治与专业的冲突等问题。大接访制度的运行必须嵌入于官僚体制之中,官僚体制将大接访制度吸纳进入了其自身的运转逻辑,并按照官僚体制的内部运作规则对该项制度进行改造。近期应加大对领导干部实质性解决信访问题的考核,而不是过于注重对领导接访台帐、文案等形式程序的考核;可以在接访工作与业务工作之间保持适当平衡,避免大接访制度过多冲击领导干部的常规业务工作;长期应在形成信访问题的根源上着力,健全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构建干部与群众良性对话、协商的平台。切实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只有这样大接访制度才可能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生命力。     

涉诉信访成因再探 ——从外生变量入手的因果关系分析

从目前学界对涉诉信访成因研究来看,尚存在一定偏差。要找到涉诉信访的真正原因,需从外生变量入手进行分析。法院裁判不能满足纠纷解决的需要是涉诉信访产生的基本原因;作出裁判的低层级司法权力受到更高层级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涉诉信访产生的深层原因;现有的信访问责机制下,诉讼当事人作为“理性人”进行利益权衡是涉诉信访的直接原因。运用外生变量研究方法,从法院、当事人、当事人信访所诉诸的权力位阶更高的主体三方面分析,涉诉信访的原因在于：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希望通过更高级别的权力介入司法过程,改变其认为不公正的裁判来获得司法利益或者在不改变裁判的情况下谋取更多的司法外利益。     

信访制度价值解析

信访制度的价值是信访立法的根据,也是信访制度实施的需要。新《信访条例》确立的权利保障、秩序维持、效率提高、正义实现等价值,是信访制度的基本价值。新信访制度价值的实现需要诸多制度设置上的保障。然而,由于信访制度设置上的障碍、“清官情结”等方面的原因,信访制度价值的实现遇到了阻碍。只有树立法律的权威、弱化信访制度的纠纷解决功能,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才能促进信访制度价值的实现。     

涉诉信访增加的制度基础

近年来,涉诉信访在所有信访数量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多。这种现状使得司法权威受到了极大挑战,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行政救济制度不能覆盖所有的失范行为以及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再加上信访制度本身的错位,三者共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为涉诉信访的增加构建了制度基础。完善相关制度,在制度层面把信访在产生前予以疏导解决,从而有效控制涉诉信访数量的增加成为了当下的焦点。     

徘徊在法治边缘的信访——当前信访立法缺陷分析

国家权力体系试图用立法来规范信访,但缺乏法治核心精神的信访立法十分被动与混乱,无法实现与正式救济制度的衔接,程序保障的欠缺又使其很难实现权利救济的目的。而要把信访推向法治,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各分散的立法中植入正当法律程序,总体的目标则是制定一部统一的信访立法并保障其正当程序化的运作,而这个目标的达成还依赖权利本位的回归和程序主义的弘扬。     

中国信访制度之现代转型

信访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信访行为及其相关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经历社会转型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信访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此相关的信访制度也面临着由传统到现代的理性选择。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的框架内,信访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应当摆脱传统政治思维的桎梏,逐渐实现信访制度的去政治化,信访机构的多元设置要通过更为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程序,充分实现其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此外对公民所享有的信访权利的定位也要实事求是,从现有的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体系的实际状况去考虑。通过审慎的思考使信访制度能够更好地为社会稳定及发展提供一种有效的保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