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诗中之情

郭嵩焘坎坷的经历,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其诗歌内容丰富多彩,呈现出直通心灵,见真性情的特征。他着重于传统诗教的伦理功能,诗歌中表现出对亲人强烈的爱怜之情,常含对友人真挚的勉励、眷念之情。他宦海沉浮,远涉重洋,诗歌中表现出对家国的思念之情。     

初论汉代诗歌的忧生之叹

汉代诗歌中忧世之嗟较少,忧生之叹较多。汉代诗歌的忧生之叹,既表现为对有限的生命长度之焦虑,又表现为生命困顿之忧。忧生之叹诗歌的特点,亦能反映出汉代诗歌的大体特征：生命主题作品集中而频繁,体现出发愤而作、宣泄悲愁的创作方向,直面生死,毫不讳言,具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特征,既指向于个体人生,又高度概括了无数人千古共有之情。     

李白诗歌中的心灵世界管窥

诗歌是作家心灵世界的展示 ,李白的心灵世界是敞开的。李白敞开的心灵世界通过诗歌而表现为自得之乐、沉思之邃和哲悟之趣。     

略论张说诗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初唐渐盛时期的诗人,张说诗歌的过渡性一方面表现在他对诗歌题材的深度有进一步的开掘;另一方面表现在其诗呈现出清丽与阔大相兼容的特色,从而将魏征的南北文风融合论付诸实践,加速了“盛唐之音”的到来。     

唐豪侠小说的兴盛与中晚唐社会现象

唐代游侠之风盛行,随之而产生大量优秀的咏侠诗,而同样表现豪侠精神的豪侠小说由于文体承载内容不同等原因,兴盛时间明显晚于诗歌。由于体裁不同,豪侠小说对唐代豪侠精神的表现与诗歌存在许多不同,从而体现出不同特点。     

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

前人对陆机诗歌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议,以及对陆机诗歌的抬高和贬低,都与他诗歌中的士族意识密切相关。士族意识的形成是魏晋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之一,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标志着中国诗史上士族意识的成熟。陆机诗歌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深刻地表现了士族意识。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家族情结、乡曲之思、功名意识等方面。陆机诗歌展现了一个士族文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的自负、冲突、忧思、孤独。较之于建安诗人,陆机诗歌的确缺乏刚健的风骨,但较之于六朝时代盛行的玄言诗和宫体诗,陆机表现士族意识的诗歌毕竟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既有一定的力,也有一定的气。     

论李贺马诗中的命运悲情

李贺为唐皇诸孙,才华出众,却怀才不遇,落寞潦倒,英年早逝。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其中有大量与“马”有关的诗歌。这些诗歌中除表现对时政的美刺,对人生理想、人格的追求外,还将自己的命运悲情寄托在诗中之“马”上。如“良马”所寄托的怀才不遇之悲;“饥马”所寄寓的潦倒坎坷之悲;“瘦马”所反映的病弱流离之悲;“骏骨”所寄意的终生劳碌无成之悲。     

马戴与盛唐诗及贾岛诗之离合考论

马戴诗历代论者或认为近于盛唐,或认为近于贾岛。综合考察马戴与贾岛的交游情况,认为马戴与贾岛之交往重于情感而非诗歌艺术,其部分诗歌在结构和表现方式以及精神气韵方面近于盛唐诗,而部分诗歌中表现的清寒之境以清远润泽区别于贾岛之狭窄枯寂,虽苦吟,但深入程度不及贾岛,与贾岛一派看似相近而实则相分。     

清初遗民诗僧之兴亡诗论略

甲申之变可以看作遗民诗僧们诗歌风格的一个转折点。国变前,为诗更多表现个人思绪,诗歌风格趋于清冷幽静、自然诙谐;国变后,注重将个人感受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善为兴亡之作。这类兴亡诗表现了广阔的历史内容和深沉的兴亡之感,风格慷慨悲凉,忧愤深广。     

探析柳宗元对杜甫诗歌的接受

杜甫集诗歌艺术之大成,从盛唐走向中唐,成为这个过渡期的重要人物。柳宗元作为中唐文坛的代表,与杜甫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在对诗歌主题、情感载体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自觉接受,并且像杜甫一样获“诗圣”、“诗史”之称誉。     

元代诗歌的创获与发展——袁桷诗歌创作论

袁桷作为元大德、延祜年间的文坛领袖,其诗歌对元代诗歌的确立与定型有着重要作用。他在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实践上改变了宋末诗风,其古诗具有重视兴象、意象高古之特点,歌行体表现出清新绮丽的诗风。袁桷在诗歌渊源上以汉魏建安诗人和唐人李贺诗为取法对象,对元代诗风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论诗人郑板桥

重视诗歌“如医疗疾进药方”的社会作用 ,主张诗歌艺术表现以“沉着痛快”为本 ,而点缀“含蓄不尽”的“一枝一叶” ,这两点是板桥诗论的精华。揭露社会黑暗、艺术表现“沉着痛快”是板桥诗歌最为重要的长处 ,不够含蓄蕴藉是其缺陷。结合当时诗坛观之 ,板桥诗论和诗歌有重要价值。     

怀故悼逝之诗与文人意绪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大量以怀故悼逝为内容的诗歌。这类诗歌通常表现了生者对亡者的无限追思,以情感的悲剧性引起读者共鸣,当中还渗透了文人对人生世态的诸多感悟。本文从怀故悼逝之诗所表现出的生死观、个人身世感等方面来作探讨。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论陈寅恪的生命诗学

在现代诗歌史上,陈寅恪以历史家、思想家的身份进行诗歌创作,融文史研究与生命感悟于一体,丰富了诗歌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态。陈寅恪以韩偓、苏轼等作为“对镜写真”的对象,将笔锋集中在表现劫灰之世、衰残之象以及惊悚之心上,从而演绎自己生活于人间却处于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特征。陈寅恪的诗歌忠实反映历史,细致刻画内心,兼有诗史与心史的双重意义。     

从诗“味”看崔滋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

在朝鲜诗学发展史上,崔滋以朝鲜诗歌作为批评和研究对象,对诗歌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其中对诗歌的审美特征"味"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提出了重要命题"有味不如意尽";二、提出了"象外之气"说;三、注重诗歌"味"的整体性.     

论中国古诗意象与西方意象派诗歌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固有的概念和表现手段.西方意象派诗歌虽然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达方式,与之有诸多相通之处,但却夸张地运用中国古典文学中用来表现主观情绪的意象手段并融入西欧象征主义成分,把对意象的刻画演化为诗歌的终极目的.而中西方在自然观、哲学思想和文字系统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导致西方意象派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意象存在着诸多不同.     

试论宋初古文家田锡的诗学思想及创作

宋初直臣田锡的古文与辞赋创作已得到学界普遍关注,而其诗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寂寞的境地。其实田锡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诗学思想,在诗歌内容上,他主张反映现实,服务政治与表达情性相结合;在诗歌审美上,他崇尚雅正与艳丽并美;在创作手法上,师法自然与转益多师并重如此等等,表现出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开阔的文学胸襟。同时,田锡诗歌在宋初诗坛地位也颇高,他诗歌内容丰富,既有表达闲适之情的应制酬和与诗酒赠友之作,也有关心政治民生的政治咏怀与人生感怀之作,诗歌风格与创作手法多样。他应是宋初部分学白诗人的杰出代表,其诗歌主张与创作实践丰富了学界对宋初白体诗歌内涵的体认。     

当下诗坛乱象之分析

当下中国诗坛整体生态环境呈现芜杂混乱之势,其在诗歌界内部主要表现为诗歌写作的＂随意＂与＂复制＂,诗歌批评的＂错位＂和＂失责＂,以及＂身份写作＂现象对诗歌正常发表、出版和评奖机制的扭曲和威胁。同时,＂内乱＂也容易导致来自诗歌界外部的各种干扰趁虚而入,从而给当代中国诗歌的良性发展蒙上一层阴云。     

“在自己的回声里，找到了隐居的万物”——《锋刃》诗群20年片论

在民刊《锋刃》面世20年之际,回顾《锋刃》诗群诗歌创作实绩,探讨诗群、社团等诗歌团体对当代诗人个体及诗歌现象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在诗艺探索方面,哑石与李龙炳表现尤为突出,哑石之诗表现为一种富有张力的和谐,而李龙炳则忠实地用他的艺术感觉维护其诗的纯净与晦涩。在意象建构方面,画家孙磊和楚子擅描绘令人耳目一新的意象。孙磊之诗简洁冷峻,诗歌具有了承接“一段历史”的强度与厚度;楚子则用泛滥的语词操控着血色盛宴和肉身狂欢,以恐怖之景与残酷之美冲击着神经末梢,书写着厌世的愤怒。作为《锋刃》诗群凝聚力的源泉和诗歌精神核心,吕叶、孙文、史幼波、朱杰、唐朝晖、吴德彦等诗人立足于生活,以其真挚虔敬的声音,用精神漫游者的姿态,唱出了对灵魂彼岸的颂歌。凭借在诗歌精神上的超拔高蹈及诗歌技艺方面的自觉精进,《锋刃》及其诗群已然成长为既有鲜明的理论主张,又有较为丰富创作实绩支撑的一片峰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