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精英”视域下的宋代民间办学——以江右为例

宋代地方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承袭了先秦以降之"乡三老"制,却在国家政权与普通民众之间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主导作用。宋代江右发达的经济、浓厚的文风以及勃兴的人才,给地方精英参与民间办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虽然他们参与办学动机各异,但在借此实现自身价值及推动地域文化发展的同时,与地方社会产生了良好互动。     

清末粤、港地区革命党人的剪发易服舆论

甲午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场提倡和实行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服饰的社会潮流。革命党人在粤、港地区的剪发易服宣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900年开始,粤、港革命党人就大力宣传剪发易服,支持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剪发易服行动,借之鼓吹反满革命,攻击清廷统治。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前后,革命党人又利用剪发易服揭露清廷立宪骗局,并同清廷压制剪发易服的种种措施进行斗争。粤、港革命党人对剪发易服的宣传鼓动,是清末革命党人剪发易服舆论的代表,不仅使粤、港两地成为国内剪发易服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之一,而且推动了清末剪发易服社会潮流的发展。     

何去何从:隆务河流域“蔡孜德裕”人之身份认同调查研究

自上世纪50年代,青海隆务河流域的"蔡孜德裕(四寨子)"被统一认定为"土族"后,认同上出现分歧与分层。本文通过个人访谈和问卷调查对每个村落的认同度作了调查、分析与探讨,认为造成这种认同分歧与分层之因,与每个村落的历史记忆和地方精英的推动直接相关。像脱加沃果日、桑格雄始终自称是吐蕃军队后裔,自认为是"蕃(bod藏族)";而年都乎保持着"霍尔多达那波军队后裔"的历史记忆,所以较认同"土族"。郭麻日的认同在地方精英的推动下发生了一些变化,集体记忆也经过了从"霍尔祖先"到"吐蕃戍边军队后裔"这样一个重新诠释的过程。     

民国初年广东军政府述略

<正> 从1911年11月中旬到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在广东建立了革命军政府。这个政权虽然只存在了21个月,却是广东历史上闪烁着民主光芒的重要一页。南京临时政府的夭折,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失败了,在广东革命党人却成功地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政权,南京临时政府未及实施的关于民主政治、发展民族工业、改革社会陋习、实行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政策,在广东一一得到贯彻.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为实现孙中山把广东“办成一个模范省”的愿望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广东军政府得到时人“远胜于前清,更优先于各省”的称誉。     

广东地方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诸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地方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向世界、向全国呈现了一个社会稳定、绿色生态、各种社会基础设施健全与发达的正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和谐广东。广东地方社会建设先后经历了"顺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时代来临打牢基础"、"以法治广东为目标,全面振兴社会建设"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建设和谐广东"三次跨越式发展。     

地方治理精英与制度创新的关联性分析:以杭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了许多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案例,对此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或理论框架作了解释;但是,这些解释都存在一些问题,或解释力不足,或逻辑上一致性的困难。本文以"杭州经验"为案例,提出从"地方治理精英"的角度来解释地方制度创新的发生,认为"地方治理精英"的视角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发生及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推广性的一系列问题。就"杭州经验"而言,我们的研究表明,杭州市之所以开启"开放式决策"与杭州的政治精英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精英(治理精英)的发动是最直接和基本的因素。杭州的经验在中国有其普遍性,它展示出的是中国地方治理转型的基本路径及其关键之所在。     

地方精英与清末宪政——晚清江苏省咨议局研究

预备立宪是清政府面临国内外压力下所采取的积极行动.晚清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地方精英成为推动预备立宪开启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江苏地方精英在江苏咨议局的筹备、选举和开办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和地方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当选江苏咨议局议员的人尽为地方各界精英,他们在本省内进行了地方的政治和社会革新,并发起了全国的开国会请愿运动.在这一时期,由于清廷一系列铸成大错的举措,得罪了地方精英及其背后的支持力量,最终促使其转向支持革命,结束了清廷的统治.     

同姓联宗与地方自治——清末民国时期江西地方精英的文化策略

明清以来普遍出现的同姓联宗是中国历史上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从明清科举时代到清末民国地方自治时代,由地方精英推动和主持的同姓联宗活动经历了时代性的演变与发展,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这一变化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政治变迁具有密切关系。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科举制度时代的结束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活跃于地方政治舞台上的新式地方精英,在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权力角逐和派系斗争的同时,广泛推动同姓宗族的联合,结成政治联盟和扩大社会基础,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地方政治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同姓联宗作为地方精英操弄地方政治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显示出政治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内涵,而地方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也因深受同姓联宗这一传统社会组织关系的影响而更趋复杂、曲折。     

民国初年广东的盗匪与地方社会——一种"非法"武力权势的形成

民国初年广东盗匪力量进一步发展,通过"兵匪流动"、"藉匪自救"等途径,盗匪集团依靠武力在地方形成了小范围的割据,甚至公然挑战或排挤政府、军队在地方社会的"合法"权利,演变为一种实际上的地方权势,成为广东地方社会控制体系的一部分.盗匪权势的形成是民国初年地方社会武力化的一种表现,其从边缘到中心的社会流动过程,对地方社会权势的多元化影响明显,加剧了地方社会的动荡.     

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广东团练为例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出于抑制地方绅权膨胀之需要,地方团练一度受到清王朝统治者压制.在清末广东,由于社会动乱加剧,团练得以复兴,但其过程则充满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与调适.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保甲之名行团练之实"的策略,以应对王朝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官绅之间围绕团练的控制权问题而矛盾重重.伴随着地方军事化而出现的权势转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国家威权衰微的不可逆转性.     

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

本文尝试从精英成长的模式来解释市场转型与地方政治秩序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认为 ,市场转型与地方政治秩序的失范不必然是一种因果关系 ,2 0世纪 90年代 ,社会抗争事件之所以呈现上升趋势 ,地方社会精英的功能丧失是一个重要原因 ,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不仅使他们失去了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能力 ,更为突出的是 ,他们反而成为加剧社会抗争事件的动力。     

辛亥广州起义与清末政情

中外各方如何认识和因应革命,是辛亥革命研究值得拓展与深化的重要问题。辛亥广州起义尽管未能实现起义目标,却在清政府、广东当局及地方社会、中外舆论多个层面引起系列反应,不仅为清政府、广东当局的政治改革"造因",而且冲击了广东新出台的税收与金融措施。尤为关键的是,中外舆论逐渐对"文明的革命"给予肯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清政府的失望,这为武昌起义后的新局面奠定了舆论基调。     

民军问题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社会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骨干人物多为原来的绿林好汉,在促成广东独立起过重要作用,但军政府成立后,民军被商民视为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革命党人从政治、财政、治安、舆论等方面考虑,除了把绝大多数民军遣散以外别无选择.后人对军政府解散民军政策的批评,很多脱离了当时广东的社会实际.广东民军问题反映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困境.革命党人的失败,主要不是因为某一项或若干项政策的决策错误.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施“精英吸纳”战略的若干思考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精英吸纳"战略的实施,推动了我国政治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但也不可避免地忽视了"非精英"的大众阶层。因此,在实施"精英吸纳"战略过程中,不但要考虑到社会精英阶层的政治参与,更要关注和吸纳非精英阶层的政治参与,最终全面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以达到我国民主政治的整体进步。     

赌博与清末广东社会

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广东财政陷入危机,为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广东地方当局开赌征饷.清末广东赌风弥漫一时,其赌博种类之多、形式之简单是其他地方所不多见的.盛炽的赌风是清末以来广东社会蜕变的一个流品,其最大的危害在于致死人命、败坏风俗人心、破坏纲纪法度、败坏吏治、助长盗风,从而加剧社会动荡,有碍社会进步.以清末广东赌博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近代广东在历史转型时期的社会状况.     

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基层政权代理人的“差役化”——兼与清代华北乡村社会比较

从清朝初期到末期,拥有一定"地方自治品格"的保甲长、里甲长、乡约等乡村控制组织人员逐渐成为完全受官役使的"官之差役",这成为困扰清王朝基层政权良性运转的痼疾。清末"新政"以来,华北村庄权力结构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动,在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背景下,国家以从未有过的姿态,将士绅精英、村庄领袖纳入体制内权力体系,使其成为地方自治的主导力量。国家欲借助士绅精英层进行前所未有的乡村政权重构与乡村治理。如同清代的乡村控制组织人员一样,新的地方自治领袖亦成为"官之差役",历史的轨迹固执地沿着自有的方向向传统回归。     

新文学对庸众的诋毁与礼教蒙难释疑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有大量作品描写国民自私、愚昧、懦弱、圆滑等人性缺点,赢得了"新青年"的广泛心理共鸣。五四启蒙精英和"新青年"一代对"庸众"在国难当头之际难以承担推动社会现代化转型之重任,导致社会改革步履维艰,表达出深重的精神焦虑。但由于五四精英没有深刻领会西方民主精髓,不去致力于打碎禁锢民智的枷锁,而是在牢笼外面对庸众指手画脚,导致中国式启蒙越来越走向传统精英崇拜,与西方启蒙的民权建设渐行渐远。五四精英对政治改革感到绝望,转而求救于民众素质的预先提高,这看起来很美,却无异于缘木求鱼,把礼教当成专制恶俗的替罪羊,更是急不择言的恶果,其历史功绩早已彪炳史册,但其概念不清之遗毒,今天还需要进一步予以反省。     

乡村文化精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在传统乡土社会,乡村文化精英在保护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中作出了杰出贡献。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与发展,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为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社会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内容,代表性传承人即文化精英名录制度和保护制度正面临着困窘的当下尴尬和隐忧。因此,必须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培养文化精英,恢复乡村社会的文化功能,真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进一步开展。     

明代广东士绅的地方教化运动

明代广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与当时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但同时也与当地士绅所开展的地方教化运动息息相关。本文考察了明代广东士绅的有关地方教化内容、途径、手段及影响,兼及探讨了当时广东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些问题。     

地方勇营与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形成——以安勇为中心的考察

咸同军兴造成勇营的崛起,改变了地方的权力格局。安勇是晚清广东一支重要的地方勇营,对广东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安勇统领郑绍忠父子长期身居绿营专阃之职,并通过天地会兄弟的关系,以森严营规控制安勇,权力喧嚣一时,是安勇发展的组织前提。安勇集团人物数十年任职广东,安勇勇营体现出强烈的“地方化”特征。与湘、淮军文人领兵不同,安勇统领、勇目皆为武人,通过绿营体制的升转,在广东西、北江流域形成稳定的以中层绿营职阶为主的地方实力集团。基于以上原因,经历瑞麟督粤时期的发展,安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制约了晚清湘、淮势力在广东的渗透,逐渐形成一种“非湘非淮”的地方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