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风险的治理困境及其超越

近年来,＂风险＂已经成为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风险社会＂理论为人们把握当代社会的形态和特征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然而,风险的治理问题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如风险事实与风险判断的困境、风险治理当下与未来的困境、风险主体的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困境等。因此,必然要求风险的治理者能正确面对这些困境,从而超越风险本身,超越经济利益本身,超越狭隘个体本身,实现对风险社会的道德治理。     

论风险社会治理形态的范式选择

风险作为一种物质特性而存在,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建构,在近代之后随着风险逐步结构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风险不应该仅止于政府的体察和认知,而被民间社会所忽视,合作式治理通过社会不同成员的沟通与互动,使风险被公众意识到,成为"公共领域"的议题,政府扮演另一种角色,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信任的衰微,实现了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     

论核安全风险治理的法律路径

为确保核安全,预防核事故,我国应确立“敞开沟通—多重监管—严格责任”三位一体的核安全风险治理的法律路径。一是要敞开沟通渠道。细化核安全信息公开透明原则,实现实时、全面的信息公开;核电企业之间加强合作与经验交流,政府、企业与民众之间敞开沟通。二是要加强多重监管。企业内部实现实时监管、灵活监管;核安全局等监督管理部门做到全方位监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核安全监管专门委员会,推进立法与监管;健全舆论监督机制。三是要建立严格周密的刑事、行政、民事责任体系。在刑事责任方面加大惩罚力度,发挥刑事责任的预防效用;在行政责任方面要贯彻责任倒查与终身追究;在民事损害赔偿部分坚持核设施营运单位的经济管道责任模式,同时扩张追偿权的效力范围,确立完善的保险分担机制。     

论中国转型期社会风险与政府治理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之中,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加剧了社会风险的程度,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同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政府应从转变职能、扩大公众参与、建立信息机制、增强全民风险意识、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提高风险治理能力,从而全面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应急体系建设的风险治理基础

应急体系建设有必要探寻其风险的治理基础。整体上,它呈现出由“人性自治”到“权力治理”再到“治理权力治理”的过渡。利维坦诞生有效化解了“自然状态”中一切人与一切人战争的风险,结束了个体风险自治模式,是“自然状态的例外”。利维坦无法避免因突发事件而进入“例外状态”的风险,故“例外状态”建立在“自然状态”后的利维坦之上。风险孕生于“自然状态”,其中的个体风险自治属人性自治,作为权力治理的“自然状态的例外”的基础,是一种博弈逻辑。当风险进一步转至“例外状态”中时,风险治理便展现为“例外状态”下对权力治理的治理。以《突发事件应对管理法(草案)》为例,“治理权力治理”有三重超越,体现为主体超越、策略超越和行为指引超越,但依然具有局限性,需借助突生规范和突生社会结构理论以进一步优化。     

社会转型期当代中国的风险治理

风险是与人类发展相伴随的一种社会现象,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无法完全避免风险。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当前,我们必须树立扣谐发展的理念,确立正确的风险价值观,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积极开展全球风险治理,力求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发展。     

算法治理的伦理风险及其纾解

算法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综合运用算法技术,以精准满足治理对象的需求为目标,对社会治理中的议题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判断、精准制策的社会治理过程。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算法治理具有强大的功能,可以精准识别治理议题、精准预判社会矛盾和精准满足治理对象的多元化需求。因此,算法治理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然而,由于算法技术本身的不成熟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误用,产生了诸多社会伦理问题,集中体现为4个方面：算法治理过程的不透明酿成社会信任危机、算法治理行为的不确定引发社会正义问题、算法治理方案的不精准诱发社会公平问题、算法治理准则的不恰当造成社会价值问题。在实践中,要从算法治理产生社会伦理问题的深层原因着手,有针对性地对算法技术进行驯服,从观念、文化、制度等多个层面着手迎接算法时代的到来,助推算法治理朝着人类美好生活的目标迈进。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风险治理创新

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风险治理系列创新,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问题。通过典型案例与理论研究发现,就“技术[CD*2]治理”而言,在人工智能时代,风险治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只有对技术做出最佳选择,才能促使治理效果最佳化。就“政府[CD*2]社会”而言,人工智能不仅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而且通过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社区参与与社区赋权促进了民间社会成为治理主体。就“挑战[CD*2]前景”而言,人工智能将在许多方面迅速使人类智能落后,最重要的风险治理技术问题将由人工智能负责,出现所谓的“技术奇异性”或“奇异性”现象而具有光明的应用前景。就“不足[CD*2]陷阱”而言,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比人类大脑要危险得多,它可能逃脱人类控制并制造更大的社会风险,在治理社会风险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了新的社会风险。尽管如此,人工智能是社会的一部分,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快速性、准确性与广泛性其他功能,促进了风险治理的重大变革,治理者应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主动适应其发展变化。     

风险时代背景下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如何完善我国治理体系,提升我国治理水平,实现治理现代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公共性不足,协调不畅、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公民参与积极性与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了治理失效。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要从加强和巩固元治理、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治理法治化、培育社会组织、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健全社会风险预警和应对体系出发。     

公司治理风险相关研究述评

公司治理机制运行不畅将会导致治理风险,近年来国内外上市公司爆发的一系列丑闻很大程度上由治理风险所致.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视角,对国内外有关内部治理风险研究进行评述,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方向.     

论注册会计师执业环境及风险治理

从研究注册会计师执业环境起 ,揭示出内外环境因素对其审计质量有着重要影响。为了规避风险 ,提高审计质量 ,应主要从外部环境的净化、审计计划、外勤检查、事务所的内部管理及审计工作底稿的规范化等方面入手 ,使会计师事务所以新的姿态和面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和机遇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与治理路径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法律风险。语言模型训练中的风险主要包括侵害个人信息与作品著作权风险,内容生成过程中的风险则体现为人工智能“幻觉”导致的错误信息风险、算法偏见风险、“涌现”导致的算法失控风险以及人机互动中的算法滥用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供基本的治理框架,但部分条款设置与具体治理方式上存在不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性能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与质量,模型训练中的数据治理需要尊重其技术逻辑,实践中应拓展公共数据中著作权数据与个人数据的合理使用边界。内容治理可以借鉴“宪法人工智能”的基本理念,构建动态的内容反馈评估机制。     

新时代社会风险的转变与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也意味着社会风险的改变。新时代社会风险的易发性和多元化、叠加性和虚拟化、耦合性和全球化等特征给现有的风险治理模式带来很大的挑战。现有风险治理模式面临自利化、粗放化、梗阻化的困境。基于党政领导、"互联网+枫桥经验"、大数据信息交流的风险治理思路,构建了由政府、企业、社区及其他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党政主导、网格落实、云层包裹"的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智慧型"社会风险治理模式。     

治理态理论视域下的风险社会治理#br##br#

风险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从基础理论上加以把握。可借鉴福柯治理态理论,分析基于现代性的风险社会特征,以新的角度对国家治理作宏观与动态理解,从而寻求达成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性理论。治理态理论主张现代国家治理是基于国家理性且根本目标在于规避不确定性的专业化管理领域,而作为“第二现代性”典型体现的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特征是其系统性、不确定性以及实践与知识的专门化。因此,治理态理论为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理论提供了根本性概念架构。同时我们特别需要警惕,制度僵化和过度治理由于制度、文化及技术原因正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潜在陷阱。     

IT治理与企业IT风险控制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企业对IT资源的依赖也越来越大,IT资源成为企业发展和获取竞争优势的使能器。然而企业的这种依赖性越强,IT资源带给企业的风险就越大,只有良好地理解并管理IT风险,企业才能最大化实现自己的利益。IT治理有助于保持企业战略与IT战略的一致性,帮助企业确立全面的IT资源管理架构以及建立精确的衡量指标体系,从而使企业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IT风险。     

社会风险的整合治理机制与模型建构

在社会风险理论的知识谱系中,主要形成了"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制度主义—风险社会"、"建构主义—风险文化"的理论演进"连续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三大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三种模式:基于现实主义的以专家为中心的"工程—技术"模式,基于制度主义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组织—制度"模式,基于建构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社团—运动"模式。论文在梳理这一知识谱系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厘定了社会风险治理的流程框架,并结合风险流程三个阶段的治理重点与三种风险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复合的、循环的社会风险整合治理机制模型,以期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