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爱伦·坡短篇小说中的非自然叙述

美国当代叙事学领军人物扬·阿尔贝等学者以"自然叙事"为原型和"超越摹仿"为导向,详实地论证了小说中非自然叙述的存在。通过细读美国19世纪作家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文本,可看出爱伦·坡小说中问题化的事件、人物和时间展呈了众多非自然的故事世界。一些故事中的叙述者甚至不惜采用极端的叙述行为和阻碍读者建构自然的心理框架,既实现了精心策划的叙述效果又为小说增添了非自然叙述色彩。     

故事与潜故事：川端康成《雪国》新解

在川端康成《雪国》中,除了显现于文本表层的岛村和驹子之间的爱情邂逅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潜故事,那就是驹子和行男之间的爱情悲剧。这个潜故事同文本表层故事直接矛盾,不仅揭露了文本表层的主观性叙事是＂不可靠叙事＂,还对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审美意象、话语意义和主题结构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生命的自然与自然的生命——关于庄子自然审美的一种解析

庄子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生命问题,在这一母题下理解庄子的自然审美,可以发现庄子的自然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然,它是属于生命的自然,而庄子文本中的＂自然＂本身也仅仅是出于生命考虑,以主体精神构造出来的审美乌托邦。庄子关于生命与自然合一的思想早已为人论述多遍,但是庄子的生命并非人们所说的逍遥的生命,而是一种受难的生命。从这一视角出发,庄子美学将得到一种新的解析。     

口传与书写:从“蓝桥”主题看民间文学的历史演绎

口头和书面是民间文学文本存在的基本类型,在传承的方式上,形成了口传和书写的两种基本传承路径,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并形成互文关系。本文以青甘地区流行的关于"蓝桥"主题的故事歌为例,从民间文学的这一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文本内容到形式发生的变化,探寻口传和书写在民间文学传承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内在规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部小说中的生态伦理观

受西方现代生态文明思想的影响与对本土生态现状的反思,文学创作不自然地集向自然生态视域下的人文关怀。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小说创作兴起两股生态伦理观的书写热潮:一是以自然为创作题材的生态审美书写,崇尚自然正义,传递珍视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观;二是展示当前人类与动物共存的生态现状,反思人类应如何善待动物生命,呼吁回归生态平衡。动物和植物成为文本的审美主体,富于生命意识与灵性,作家有意从本土文化中寻找民族认同的生态伦理观,展示文学的生态审美意象,传递生态伦理情怀。     

自然抒写与“故园小说”中的价值秩序重构

以鲁迅为代表的部分现代作家,始终在“失乡”与“还乡”之间徘徊挣扎,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联系和生命统合,成为他们文本世界的潜在线索,隐含在文本中的自然力量成为一种复杂的精神指向。一方面,作家在自然山水中找到了古典梦想的家园,为人们确立了精神提升的可能;另一方面,作家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世外桃源在现实中难以保全,所以追忆和倾诉中不自觉地带出了一缕悲凉。     

回忆与想象：论《离骚》的时间意识

真正让＂时间＂成为一种自觉的诗学意识的,当归功于屈原。在《离骚》中,他就对时间表现出异样的敏感和独特的体验。他往往把时间感受同人生感慨联系起来,将自然时间转化为心理时间。就《离骚》的时间意识而言,其表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时间名词、时间副词以示表层时间,另一种是通过自然物象的变化、活动空间的转换以示潜层时间;其表现内涵也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回忆过去来表现＂时不我遇＂的失落感,另一种是通过想象未来来表现＂时不我与＂的忧患感。正是在与时间的对抗中,他展现出自己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表达了自己饱含血泪的生命情绪。     

Natural Rights：天赋人权还是自然权利？

对＂natural rights＂的翻译,＂天赋人权＂和＂自然权利＂这两种译法各有利弊。被认为容易引起误解的＂天＂＂人＂＂赋＂三者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西方近代的人权理念的,而当代汉语中的＂自然＂一词不足以表达出西方近代人权观的神圣性和革命性。综合来看,＂天赋人权＂的译法更胜一筹。     

李全故事的分类书写及地域传播路线之演进

正史系统记载的李全故事,因自身富含的丰富民间化叙述因子,复经稗史文字的加工润饰,进一步强化了其民间叙述性的一面,愈来愈符合故事类型化叙述的需要。正史系统和稗史系统文字中有关其"出身背景"、"征战攻伐"、"婚姻形式"以及"死亡余事"的记载各有详略侧重,藉此可一窥政治书写与历史演义间的微妙差异及成因。《宋史》李全传内较多采纳稗史文字,故而除去正史系统中体现出的更多道德批判色彩之外,两类书写实际上存在很多相通的地方,而这又进一步为李全故事叙述的日益民间化提供了契机。李全故事的传播,除去文本生成层面的因素需要考虑之外,其地域传播路线方面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李全故事最初是由其妻子、后嗣及军队余部所传承,至其子李璮兵败后,其故事传播媒介则又转至其他汉人世侯家族手中。在这里,士人文本、家族记忆、军队成员都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而这一记忆传承正是与文本相伴相生的一种文化形态。若明乎此,则对厘清故事类文本中私人记忆与公共叙述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     

唱给自然乡村的一曲挽歌——《补玉山居》的深层意蕴

严歌苓的近作《补玉山居》一改以往对＂文革＂、＂移民＂题材的书写,转向对中国当下社会的写实。表层看来,是对城市文明的否定,但深层意蕴上却揭示了社会前进的历史逻辑,唱出了一曲＂自然乡村＂的挽歌。     

马克思早期自然观表征的“格式塔”思想——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

自然概念是马克思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马克思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理论夯实根基,对自然概念不断丰富和发展,最终摒除了对自然的神化,升华为含有＂格式塔＂思想的自然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表征＂格式塔＂思想的自然观。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篇中有清晰表达。     

写“不写之写”,书“书中之书”——论作家批评的“补白”之道

当代作家转向文学批评,是近二十年来发生于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们对文学经典的解读,常以书写批评对象中的"不写之写"为特征。在此过程中,格非和毕飞宇等人不仅以逻辑经验为据,补写了批评对象中的"飞白之地",而且还以细腻缜密的逻辑推演,一再扩充、重写了文学经典。然而,尽管这种文学批评能以"补白"之道,发掘出经典作品的潜文本这一"书中之书",但格非和毕飞宇对逻辑经验的极力推崇,却也令他们的艺术创新有可能蜕变为一种批评的霸权。     

自然美的拓展形态与人的主体性关系论析

自然美的拓展分为3种形态,即人类控制与约束的自然、人文意义化的自然和艺术化的自然。3种形态的拓展分别对应于＂从物的崇高到人的崇高的自然美＂、＂从实在到意向的自然美＂以及＂从必然到自由的自然美＂3种自然美形式。由于这3种自然美形式均为人类主体性精神的某种反映,因而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深入反思,用一种全新的＂后主体性＂思维来重新阐扬自然美及其相关形态,为自然美的拓展划定边界。     

“纸上的南方”——论苏童小说的空间叙事

苏童是中国当代最擅长空间叙事的作家之一。他总是有意识地规避时间的束缚,让时间融化在某种空间形式中。"香椿树街"与"枫杨树乡"这两个标志性的空间坐标,建构起了属于苏童的"纸上的南方"。这一虚构的空间,并非承载故事的一个空洞载体,而是推动叙事进程的有力手段,是整个文本的总体叙事策略。其中蕴藉的丰厚隐喻超越了地域景观的生活经验和直观感受,延伸向广袤的历史与社会,与创作主体强大的情感力量共同书写了各色人间故事,生成文本主体性的生产机制和意义建构。"纸上的南方"本身成为了存在的意义。     

语际书写与民族文化的互动传播——以古彝文《阿诗玛》为例

自20世纪50年代汉文版《阿诗玛》搜集、整理、出版以来,古彝文《阿诗玛》文本的研究,在学术界就被逐渐忽略了。现存的毕摩用古彝文书写的《阿诗玛》文本共有8个,这些书写文本的保存者、翻译者、记录者、搜集地区、搜集时间、故事架构都有差异。而彝族文字自身的特点、毕摩间的世代书写和传承、毕摩对阿诗玛的加工创作,都是造成古彝文《阿诗玛》文本差异的原因。这种差异传播,从古彝文《阿诗玛》中的阿诗玛形象看,塑造了一个多元的阿诗玛文化形象;从文化传播系统看,塑造了书写文化时代特有的文化传播系统;从阿诗玛文化的发展形态看,塑造了书写文化中的阿诗玛文化,并在差异中体现了彝文与口语的互动传播特点。     

人与自然--迟子建小说的深层叙事结构分析

迟子建的小说在对"故土故事"的叙述中融入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在那里,自然是人和谐而富有诗意的家园,它和人构成了一个神圣的整体,乡民们也因为和自然的契合而有了惊人的凝聚力和敏锐的生命感觉,与都市文明相比,这是一幅充满了温情的人间烟火图,由此也构成迟子建的"故土故事"与"都市故事"的对比性叙述,这种叙述在同构的对应中所生成的审美张力体现了人文关怀与理性认知的统一。     

意象“超稳定”向“非稳定”的超越——论海子的中国形象书写与“行动诗学”建构

研究海子诗歌中的中国形象,包括诗歌文本以及由此引出的有关中国的美学想象,可以发现海子短暂诗人生涯里曾有过“超稳定”与“非稳定”这两条书写与建构中国形象的路径。对于两条路径的阐发,展示了海子从诗歌书写向诗歌行动的艰难突破。联系他的哲学思考来看,这种对于诗歌行动的积极追求,反映了诗人在文本与形象之上不断冲破自身桎梏的自觉尝试,或可借用杜威的理论称其为一种行动诗学。海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探索的这条行动诗学之路,一方面彰显出诗人献身于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注脚,同时又为未来的诗歌书写尤其是中国形象建构给予了启示。     

世界文学家孔子:德国文学史系统的孔子塑造

孔子在德国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史系统中担任中国文学的主要代表,既是中国文学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这就证明,外来符号在西方知识系统内的功能、属性决定于系统运作的结构性需要。孔子作为中国精神的代码,在精神哲学的世界文学框架内,自然可以从宗教、道德哲学家转换为世界文学家,代表一种和哲学、历史、宗教伦理浑然不分的"自然文学"。这一格局不仅影响了欧洲知识界的中国文学认知,也长期左右了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但是,随着文学逐渐摆脱精神范畴而成为以作品、文本为导向的自治系统,述而不作的孔子的文学家地位也日益动摇,《春秋》作者问题的困扰就是一个明显征象。     

文学:人类超越自然时空的一种方式

文学是一种人类超越自然时空的方式。这是一种精神的超越。这种方式是建立在对人的精神为重、肉体为轻的认识上的，是建立在艺术品一旦完成便再不依赖其作者而独立存在这一特征的基础上的。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文学创作、流传、接受都少受物质条件限制，超越的内容多、方位广，还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一定的内容。文学的超越其实质是一种美的超越，主客观相统一的超越。优秀的文学作品因其信息量多内容深刻且形式完美而获得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的显著超越。     

性别政治与“上升的修辞”——希伯来经典关于女性书写的双重叙事

古代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在性别政治结构中作为“第二性”的不平等地位表现在各个方面，也体现在希伯来经典主导叙事中关于一个个女性命运的故事文本上。然而从整体叙事来看，其中同时也存在着女性不甘于接受父权制社会的绝对法则，寻求通过突破两性关系中既定的自身从属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特殊历史关头获得了性别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的书写。她们对男权抵抗的行为与希伯来经典宏大的主导叙事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传达出另一种声音，这另一重叙事构成了关于女性书写意味深长的“上升的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