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变:符号拜物教的现实根基

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使社会正逐步摆脱匮乏、走向富足,也使以“生产”为主导的生产社会不断转变为以“消费”为主导的消费社会。物的“零度”使意义任意编码成为可能,从而成为资本家引导、创造消费的决定性手段。符号拜物教是一种新的拜物教形式,这种新形式既是透视社会的一个重要棱镜,也是走向更高阶段的一个中间环节。     

先秦儒家的精神实质:从道德理性主义到道德理想主义

先秦儒家的精神实质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内容的道德理性主义和以“内圣外王”为终极追求的道德理想主义。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尽管在秦汉以后受到了压制、扭曲和异化,但它却为一代代儒家知识分子提供了批判现实的精神力量,使中国古代君主制带有“开明”的色彩。     

道德秩序: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

道德秩序的基本精神始终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与有序。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造就了现代意义的道德秩序。道德秩序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即实现从人身依附到人的独立与自由、从身份等级到契约平等、从匮乏的资源基础到丰富的社会基础、从单一到多样的社会功能的转变。     

身体的双重实践:从前工业社会到消费社会

在生产和消费领域身体实践有着双重含义,一种是作为资本的身体实践,一种是作为消费品的身体实践,两种实践形式相互分离却不可分割。本文从历史的视角梳理了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再到消费社会中两种身体实践的关系,旨在揭示身体从作为原始的工具存在,到作为资本运用到雇佣劳动领域,再到资本和消费品属性同时存在的发展脉络。并指出消费社会的发展和后福特制的出现,是身体作为消费品得以出现的原因。     

从异化消费到生态消费

异化消费是被控制的源于"虚假需要"的消费,异化消费导致人的价值取向错位、资源浪费、环境恶化加剧、引发生态危机。实现生态消费是克服异化消费的有效路径。中国发展生态消费的现实路径是以政府为主导,由政府、生产单位、文化教育单位、消费者等多方共建的发展路径。     

中国新诗的唯美主义潜流——从1919到1949

一般认为,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诗歌在外国诗歌的影响下摆脱中国传统诗歌的历史;其实,中国新诗的历史也是中国新诗不断唯美化的历史.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显在运动中,中国新诗始终涌动着一股唯美主义的隐在潜流.唯美主义因素的不断作用,使得中国新诗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之间获得一种较为合理的张力,从而也使得它没有成为纯粹的宣传工具,并在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后仍然保留其永恒的诗学价值.     

历史的丰碑:从马克思主义到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列宁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二座丰碑,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两座丰碑。这一座座巍峨的历史丰碑,是一脉相承、不断创新的。认清这些历史丰碑的继承性和独立性、科学性和实践性、指导性和应用性,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共生: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

共生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共生体现在细胞内共生、个体内共生、种群内共生、生物圈共生、地球共生。共生是物种产生的重要源泉,共生也是物种进化的重要机制。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自然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人类社会内部也是共生关系。本文梳理了自然界共生的类型,并由人的自然属性的共生性出发,论证了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以及人类社会的共生性。     

从道德失范到道德整合——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演变与启迪

从道德失范到道德整合——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演变与启迪郑晨景怀斌杨广锐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硕果累累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１９９５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的《新三字经...     

从道德仁义到仁义道德

《老子》提出了“道德仁义”的表达,《庄子》有所强化,反映了道家对儒学的优越和歧视.《孟子》以仁义为道德,多方面深刻展开了仁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韩愈完成了从“道德仁义”到“仁义道德”的转变,为后世所认可.从道德仁义到仁义道德的转变,反映了儒道互补以及儒学对道家的相对胜出.     

从理念走向行动:消费社会公民消费责任的担当

消费社会日益成为人们理解现代西方社会结构与变迁的重要叙事系统,成为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消费的逻辑演绎着经济和文化的社会过程,消费异化导致行为技术无法消解的现代社会危机,其根源在于不可持续的消费享乐主义价值观.因此,构建生态消费模式,倡导责任消费,有利于促进人们科学生活方式的建立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从道德泛化到道德虚无的异变逻辑

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具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的特征。“人性本善”的假设使儒者只知“仁以扬善”,而不知“智以驭恶”。传统伦理文化在处理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言与行的关系上往往未能起到促进“善”的作用。中国传统伦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断裂,面临重建的重任。     

从历史口述到历史讲坛

在历史大众传播领域,历史口述和历史讲坛作为两种常见的形式,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但对于这两种大众历史传播的形式或手段,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不同却常常引发混淆,如果通过比较的研究方法,在比较二者的不同以及相通之处,来阐述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各自所承担的不同历史研究、传播的职责,最终在阐明二者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似给予实践以必要的理论指引,以便更加有效、规范地传播历史,造福大众。     

信任与秩序: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信任和秩序的适应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传统社会,统治者依靠思想灌输,建立起与统治相适应的外控型秩序,促使人们对统治者产生超乎寻常的个人信任,普遍的人际信任则难以建立.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基于理性规则及普遍信任,产生民选政府并管理社会,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控型秩序,这种秩序又反过来巩固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自发产生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需要,统治者是否主动适应并改变外控模式,对社会平稳转型至关重要.     

从社会保障到社会保护:社会政策理念的演进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推动下,“社会保护”逐渐成为国际上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一个重要议题.“社会保护”是在社会保障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张、实现手段不断丰富的背景下提出的,社会保障是社会保护的核心内容,但是社会保护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可操作性.相比沿用已久的社会保障概念形成的思维定式,社会保护容纳了社会服务、职业培训、就业服务等更多具体项目和实现手段,在指导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障标准制定以及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社会保障到社会保护,也体现了社会政策理念的一种转变.     

慈善文化的变迁:从社会控制到社会责任

中国的慈善文化经历了从实现社会控制到履行社会责任的演变。传统慈善观认为慈善即扶危济困,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或手段。现代慈善观则认为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意味着巨大的责任,慈善的目的是履行社会责任。现代社会中,慈善文化的培育需要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慈善主体的合作,以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康德与罗尔斯:从先验道德到经验政治

康德的政治哲学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具有极为紧密的理论传承关系。康德把政治共同体奠基于先验伦理学之上从而陷入了形式主义,无法使其现实化,政治共同体变成了空中楼阁。罗尔斯承继了康德的问题,其理论意图是要把康德的先验哲学经验化进而把政治共同体建立在现实性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作为公平的正义自身的理论缺陷不仅消解了理性,也消解了道德,其作为组织良好社会的政治共同体却终将成为一种沙滩上的建筑。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从理论到实践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探索,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愈加受到社会的重视,并已成为企业经营的核心理念之一。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活跃对现有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提出了挑战。跨国经营扩大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外延,同时也要求社会契约论对双重社会责任标准问题有一个更为清晰的理论解释。跨国公司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示范效应提升了中国的社会责任实践水平,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大众共同努力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