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燮的诗学批评

从贯穿《原诗》的主导思想来看,叶燮延续了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批评,其“知人论世”说、对人格批评论的推崇和应用等均有鲜明体现。从文本内容来看,其“创新求变”思想尤其突出,叶燮据此以历史价值为准,不仅理论上积极呼吁倡导,而且创作实践上以身作则。从古今、中外的宏观视野来看,其“新变”观承传刘勰、袁宏道而来,对蔓延了中国传统几千年的复古论调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与解构,具有一定的现代色彩,对当代中国文论界也是一次警示和启迪。从文体言说来看,《原诗》破立结合、点面结合批评方法的运用,使该著具有尖锐、犀利的文风,于强烈的逻辑思辨性之外,亦有某种品鉴与感悟的诗性。     

叶燮的诗歌审美思想与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之比较

叶燮《原诗》的诗学思想和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理论在审美发展论、审美特质论和审美创造论三个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在二者之间进行对话沟通,揭示其相通点,对叶燮的古典诗学思想与西方现代诗学思想实现链接,使叶燮的诗学思想尽快地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诗品》的诗歌本原论与中和思想

钟嵘《诗品》所传达的诗歌本原论与中和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本原论的一个方面言之 ,钟嵘写作《诗品》的动机是为了使当时诗歌创作界、评论界由“邪”趣“正” ,从“无序”至“有序” ,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谐和。从本原论的另一方面言之 ,钟嵘把诗歌的起源看作是“天人合一”的产物。     

《原诗》诗学概念关系考辨

叶燮在《原诗》中提出了一系列诗学概念,主要涉及两大部分,一是诗学源流,有正变、盛衰、演革、因创;二是诗歌创作,在物包括理、事、情,在我包括才、胆、识、力,中间又以法相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然出于纠正明人论诗过于极端的需要,叶氏诗歌创作论中的一些观点显得稍有偏颇,值得商榷。厘清这些纷繁复杂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图形的方式呈现叶氏观点,并对其加以调整、修订,有助于我们清晰深透地把握叶燮的诗学观念,加深对《原诗》诗论史价值的认识。     

叶燮以“诗风正变论”为核心的文学史观

叶燮将与时运诗运相关的“正变”隔绝在《三百篇》。对后《诗经》时代,则将“正”限制在建安诗,打破了诗体正变论,是为“诗风正变”论。其中汉魏至宋诗的“变”包含“启盛”和“有因”两个因素,否定了“因=盛”,改传统的“变=衰”为“变=盛”,直指明七子要害;而对“变”中有“因”的强调,也有力地批驳了楚风。叶燮将诗歌史视为“盛衰因变”的动态发展过程,并用“变而不失其正”贯穿关联。宋以后,“变”则是一般意义上的“改变”之意。叶燮指出“有意为工拙”为宋诗的突出价值,并达到踵事增华的顶点。     

《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英译的诗学改写

翻译是对原作的诗学改写,诗学地位和诗学态度影响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语言和文化差异影响改写的诗学形式,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诗学操控。在《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的英译中,宇文所安占据世界诗学的中心地位,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的策略,根据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实际需求对源文加以创造性地改写,以满足美国文化建设的需要。杨国斌位处世界诗学的边缘地位,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将东方文论传播给西方读者,以方便其理解与接受,以达到中国文论走出去的目的,传递中华文化。在《文心雕龙》的英译中,诗学始终以一种姿态介入二人的翻译改写中,使其翻译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不同的翻译目的,使其翻译文本都浸染上了杂合化的诗学特质。     

论《管子·水地》篇水本原思想与古希腊水本原思想的区别

《管子·水地》篇提出了＂水是万物的本原和生命之源＂的观点,又把水道德化,主张以水施行教化。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也有＂水是万物本原＂的主张,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水产出来的。两种水本原哲学思想在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地区产生,它们之间有相同的地方,但更多的却是结合各自时代与地理因素而形成的不同之处。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本原论的新见解与旧框架（下）

本文确认两种生产而不是一种生产对社会存在的本原地位 ,探讨种群生产的特殊规律和对社会存在与社会共同体的基础作用     

论叶燮对清代中期性灵诗说的启迪

叶燮与袁枚分别是清代前、中期杰出的诗论家和诗人。叶燮《原诗》以其精湛的理论体系对诗坛流弊作了高屋建瓴的针砭,袁枚以其杰出的诗论和创作领导了席卷清代中叶的性灵诗学思潮。本文从以变为核心的文学史观,反对优劣唐宋与门户之见,性情与面目的主张,从匠心到灵机的发展,思想根基的正统性等方面,梳理袁枚对叶燮反复古主义诗论体系的接受、融通与发展,从而彰显叶燮于清代中叶性灵诗说的启迪之功。     

本原问题与马克思在本原思想中的变革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一次本原思想的革命。马克思用社会性、活动性和对象性等原则破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中的个别性、非时间性和非关系性等原则,使哲学的基础从旧本原论转向了面向现实事物本身的新本原论,同时也使方法论从＂实是求是＂转向了＂实事求是＂。     

清初吴中学人序跋中的诗学观——以叶燮、尤侗、汪琬为中心

本文聚焦叶燮、尤侗、汪琬的"序跋",探讨这些清初吴中学人在历史嬗变时期对中国文学的源流、系别、特征的研究状况,揭示他们的文学襟怀、视野和精神.清初吴中三大学人领悟往圣先哲之绝响,品评诗人学者的行状,抉其幽微,发其大道,穷流溯源,独探风雅之本.从文学批评史料学的角度看,这种序跋,包含了有关文学接受和诗人风格的评论,是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文献和理论资源.     

论叶燮《原诗》中“理事情”的特殊性

叶燮《原诗》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独特贡献,本文抓住＂理事情＂这一独特观点,深入挖掘＂理事情＂与＂天地人＂、＂气＂、＂通变＂等的关系,客观事物必备因素＂理、事、情＂与主观必备条件＂才识胆力＂的关系,＂理事情＂与审美意象的关系。     

叶燮"陈熟生新"思想的共时性思考

叶燮对于传统的"陈熟"与"生新"关系作了共时性的思考,认为两者既对立又统一.他通过"对待"双方运动之不确定性的论述,消解了"陈熟"与"生新"的优劣,提出"陈熟""生新"须"相济"的诗学思想,要求以"陈熟"为基础,不忽略古人,也不附会古人;以"生新"为目标,以创辟之人为创辟之文.这一思想对当下如何面对中国传统诗学,进一步...     

再论脂砚斋的创作论——着眼现实生活

本文肯定脂评的创作必须面向现实生活的观点；即运用浪漫手法，也不脱离生活     

人权本原的"人性"论——简论李步云先生的人权本原观

人权根源于人性,即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人权的本原,这就是李步云先生在人权本原上的“人性”论。“人性”论的成因在于三个方面:对天赋人权理论合理成分的吸收,对各种人权本原理论的批判以及李步云先生的法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人性”论发端于四个方面:怎样从国家政治中证成人权?怎样从市场经济中证成人权?怎样从文化传统中证成人权?怎样从人性中证成人权?“人性”论充分表达了李步云先生平等、对抗、和谐与宽恕的人权精神。     

理性思维的诞生——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及评析

理性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它渊源于古希腊哲学,直接孕育于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之中。泰勒斯以“水”为万物的本原,扬起了理性的第一面旗帜。毕达哥拉斯把“数”看作宇宙本原,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之路;爱利亚学派的“存在论”则在理性的探索上实现了对感性的超越,探究知识的确定性,成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物质结构理论实现对物质形态的进一步抽象,为科学理性奠定了基础。因此,探寻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思想及其相互关系,对深入理解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有积极的影响。     

“水本原论”视阈中的“李约瑟难题Ⅰ”及其启示

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西方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成效较低却产生了现代科学？水本原论的言说方式给出了部分答案,因为它包含了现代科学的种子或基因:科学传统的发端、依据经验作出推论与自由辩论的学术氛围等.这对我国科学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试探叶燮的审美创作主客体理论

叶燮的《原诗》是我国诗学理论著作中，少数几部具有较完整理论体系的著作之一。本文探究了其中最精彩部分之一──有关审美创作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叶燮确认审美创作主体（人文）是由有特殊规定的才识胆力四要素构成的智能实体，审美创作客体（天文）则是为有特殊规定的理事情三位一体的结构，并认为＂作者之文章＂乃是＂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的产物。叶燮这一奠基于气一元论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深刻理论，从中国诗学史上看，是贡献空前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陈廷焯的词学创作论

陈廷焯的词学创作论,主要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一是词作体性论,体现为着力辨析词与诗、曲体性之异;二是词作情感论,体现为标树"情"为词作生发之本,并阐说到词情表现含蓄蕴藉与真实自然之求;三是词作兴会论,体现为反复标举"兴"为词作的本质要素,并论说到"兴"与主体情感表现的相承相生关系;四是词作意境论,体现为对诗词两体境界表现予以深入的比照,并充实与张扬了词境表现的沉郁深致之求.上述四个方面,从不同侧面呈现出了陈廷焯对古典词学创作论发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