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与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

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汉阳铁厂时选择了官办形式,但他与李鸿章、盛宣怀在采用何种体制上,从一开始就存在官办和官督商办之争,直到1896年铁厂才从官办转变为官督商办.催化这一结果的是甲午中日战争,它所导致的清政府战后的财政崩溃、经济政策转变以及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为铁厂改制提供了条件.     

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的电报事业

电报局与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民用企业中经营得较有气色的两个企业。兴办洋务的干将盛宣怀曾将轮、电两局喻为肥壤,而将铁厂比作瘠土。盛宣怀说过,他之所以敢于承担张之洞感到棘手的汉阳铁厂,是因为有了轮、电两局的资本作后盾之故。“轮、电两局可资挹注耳”。但是,以往对电局的研究似嫌不够,例如有的《中国近代史》对电报事业的创办与发展只字未提,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提出的电报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洋务派的电报事业实际上由丹麦和英国垄断”等等论述也值得商榷。我们认为,电报局是研究洋务运动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不应忽视。本文试图对电报事业的创立、发展及其性质、作用等问题作一些论述。     

近代史小商榷之二

作为汉冶萍主要基础的汉阳铁厂,是张之洞1890年兴办的。1894年开始出铁,前后花了规银五百六十余万两,结果因钢含磷太多和缺乏焦煤两大难题不能解决,生产不到半年便宣告停产。于是,张之洞只得把这一烂摊子交给盛宣怀去官督商办。盛宣怀接办后,先花了五百多万银两,兴办了萍乡煤矿,获得了廉价焦煤,解决了燃料问题;接下来又花了三百多万元,重新改装了炼钢机炉,解决了钢的质量问题。这两大难题解决     

庚子粤督李鸿章“不奉诏”考辨——兼论东南互保之奠局

庚子五月二十九日粤督李鸿章致盛宣怀电文中所谓“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并非针对清廷五月二十五日“宣战”诏书,而是针对同日所发“集义民御外侮”谕旨。该谕经袁世凯电转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及盛宣怀后,盛宣怀立即致电刘、张、李,主张不必“拘泥”该谕,同时提出与各国互保东南的“补救”方案。张之洞率先对该方案表示支持,并加以补充,刘坤一随后跟进赞成,李鸿章则仅复以“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未对互保方案表示意见。而后经过盛宣怀居间在刘、张与李鸿章之间密集沟通,再加上刘坤一直接电李征询意见,李鸿章终于在上海道余联沅及盛宣怀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最后协商东南互保约款前,表态愿意与刘、张采取一致行动。中外互保东南原则达成后,刘坤一方收到荣禄寄来“宣战”电旨,并传给余联沅、盛宣怀。在盛宣怀建议下,刘、张、李均主张坚持原议,东南互保大局由此奠定。     

近代中国的企业资本运作与资本收益分析——以萍乡煤矿为中心

企业资本运作,乃至整个企业经营,均应围绕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规模市场来进行,有多大规模市场(包括可预期者),即进行多大规模的资本运作。萍乡煤务局和萍宜矿务利和有限公司是近代萍矿的前身,它是近代萍矿唯一良性资本运作的时期。盛宣怀仅为保障汉阳铁厂的煤焦供应,即投入巨额资本创办萍乡煤矿。萍矿创办后,产能严重过剩,加上汉阳铁厂及其关联企业对于萍矿产品的低价购买政策,导致萍矿资本收益低下,始终身负巨债经营,近代萍矿的资本运作以失败告终。没有规模市场的规模资本运作,必将导致企业产能过剩,与规模资本收益目的南辕北辙。不规范的资本运作机制,也同样严重制约企业获得资本和投资者获得资本收益。     

暗箭:政治象征的三重争夺

政治象征是政治系统得以顺利运作的必备组件,围绕政治象征展开的争夺是权力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合法性建构过程中的惯常景象.政治象征之争依其程度深浅可分为三个层次:"器之争"侧重象征的物理形态和工具性质,争夺的是作为权力资源和合法性资源的象征物;"体之争"发生在政治社会的制度和秩序层面,凸显出不同价值系统之间的龃龉和消长;"意之争"是对前两种争夺在认知层面上的反思,与象征之多义性直接相关的理解象征的能力成为争夺的焦点.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特征——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二）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无疑是一场政治斗争.从科举发展来看,牛李朋党经历了六个斗争回合形成了三次斗争高潮,始终都是围绕科举的改革与守常而展开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作用,这种科举的改革与守常之争又体现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之争.李党作为科举改革派与牛党作为科举守常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使得科举改革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政治倾向──兼谈盛宣怀与孙中山、袁世凯的关系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因大力创办中国早期民用工业企业而享有“实业巨子”的美誉；也因曾充当中外反动势力的走卒而留下了“买办官僚”的骂名。他的政治地位同他的经济业绩一样显赫，如果不是“四川路案”使他一夜之间成了革命与反革命双重打击的对象，他可能会在“办大事”、“做高官”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盛宣怀不过是一个悲剧人物：正是他所办的“大事”，加速了他所竭力维护的那个制度的灭亡。辛亥革命后的盛宣怀虽已离开政界，但并没有游离于政治斗争之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封建专制势力…     

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的早期运作

盛宣怀操纵着早期中国通商银行的具体业务,包括为该行招揽存款,重视押款,反复要求降低汇费,规范银行帐目,强调“自家生意自家做”。在中国通商银行遭遇几个金融案件困扰之际,盛宣怀努力进行疏通,以减少该行的损失。盛宣怀对中国通商银行的操纵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着潜在的负面影响,它使得该行随着盛宣怀的命运而起伏,并往往偏离业务经营的客观要求。     

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围绕着“封建”与“郡县”所进行的制度选择、政治争论和观点碰撞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热点政治课题。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借鉴现代政治学的视野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与郡县之争,既非儒法之争,也非分权之争,而是两种国家结构形式之争,根本目的都是为皇权的实现寻找恰当的途径和手段。二者不是彼此分离的,在政治实践中,封建与郡县往往是有机融合在一起,藉以寻求国家统一与地方活力之间的合理平衡。     

盛宣怀与利用外资

盛宣怀集官僚、买办、资本家于一身,是一个“亦官亦商”,联络“中外”的复杂人物.过去,经济史学界对盛宣怀的评价,大多是否定的,尤其他大借外债的行径更是被斥责为“卖国”和“投降”.其实,盛宣怀是一个矛盾性格的人物,他在借用外债方面也表现出这种矛盾性.因此,对他在这方面的言行应当进行具体分析.     

梁代中期文坛之争的实质

梁代中期大通年间是文风转也就意味着不同政治集团在朝廷中地位的转换.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出当时那场文坛之争的政治实质.     

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一个文献述评

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古今之争",是关于古典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与现代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论。目前国内外有关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的"古今之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仍存在着三方面的缺陷,即:忽视了施特劳斯重提"古今之争"的学术环境、忽视了施特劳斯理论的现实关怀、忽视了对其思想渊源的深度考察。     

五代政治文化的蜕变与转型

唐、宋两代政治文化的差异 ,是五代分裂割据条件下的深层社会变革造成的。随着宦官及氏族势力的衰败 ,五代以后政治集团的核心结构发生了剧变。五代之初南中国多元政治中心的建立以及地缘政治的发展、南方各地政治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快速提升等等 ,为政治文化的深层蜕变创造了条件。作为偏安的产物 ,新型的文人政治开始在南唐、吴越初步形成。五代中后期 ,南方和北方政治文化的对立冲突 ,士人群体之间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等等 ,无疑体现着由唐及宋的政治过渡与文化转型。南唐党争虽无法与北宋党争相提并论 ,但党争过程中反映的南北政治文化的对立 ,由政见之争演变为意气之争 ,最终导致文化自毁因子的生成等基本问题 ,是前后一脉、彼此关联的     

浅析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

西汉时期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争辩的焦点除在经济政策上的不同外,还体现在治理国家手段上是"德"治还是"刑"治之争.双方政治观点分歧的根源在于贤良文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代表民间商贾、地方豪强的利益;而桑弘羊以法家思想为依归,代表集权国家的利益.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可以说是整个汉代中后期社会政治批判的滥觞,反映出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内在发展理念与趋向的转变.     

论盛宣怀

盛宣怀是大家所熟知的辛亥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他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本文拟对盛宣怀作较为全面的论述,以见其发展的过程。盛宣怀是怎样起家和发迹的?答曰是办洋务起家发迹的。李鸿章在盛宣怀洋务活动之初,即说盛“欲办大事,兼作高官。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事实上,在李鸿章讲     

农业合作化小说的乡村权力书写及其历史意义

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土地革命以后的乡村变革主要体现为旧式乡村势力与新兴政治代表之间的权力斗争。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将农村新旧权力之争转换为两条道路之争,这一叙事方式是为增强政治话语的真实性、有效性而对特定的生活素材做出的意识形态化阐释。这种叙事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乡村权力书写范式,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确立了一个特定的历史维度。     

"争水洛城事"与庆历士风

北宋庆历四年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建城于水洛的争论,史称"争水洛城事".水洛城之争并非一起边将间意气之争,而是北宋对西夏作战两种不同战略思想的碰撞.了解"争水洛城事"的背景,需要从宋夏关系发展、仁宗的对夏战略和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入手.水洛城之争反映了庆历"和而不同"政治理念,但争论中不和谐的声音,成为士风丕变的内部因子.     

中美汇率政策博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断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向中国施压的重要工具,在涉及国际贸易平衡发展、人民币汇率水平以及人民币汇率机制等复杂经济问题的同时,其背后也隐含着浓重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因素.本文综合运用应急管理、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有关理论与方法,通过分析三次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发现每逢美国中期选举年,人民币汇率必定成为美国两党政治的核心议题,但金融危机下的人民币汇率之争与博弈又有其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更趋复杂化.如何有效进行人民币汇率政策冲突应急管理,需要两国政府的政治智慧.     

略议蒋介石强制立约法的真实意图

1931年2月,国民党两巨头蒋介石与胡汉民为是否立约法发生激烈冲突,最后以蒋介石强硬扣押胡汉民收场,史称"约法之争"。史书大都认为蒋介石此举是"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披上合法外衣"。笔者认为,仅以其独裁意图为他与胡的"约法之争"作定论,未免过于片面。蒋介石强制立约法的真实意图,不仅有个人权力之争,也包含有与胡汉民不同的政治态度、或者说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