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心态的自然流露--略论宋词的创作心态

词从一开始就改变了诗歌教化致用的传统功能,其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娱乐性。词中所写多为女性,抑或从男性的视觉来感知女性,作家的创作心态趋于内敛。宋词注重感性心态的细腻描述,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婉约派词人柳永、秦观,还是豪放派词人苏轼,其词作都可说是作者感性心态的一种自然流露。宋词中大量出现的凄凉感、寂寞感、孤独感,当是作者心态走向的新形式和新发展。词中的物象,常常成为主体情感观照的一种新表象,它不是以描述外在物象为审美目标和归趋目的,而是借助变形化了的新表象去显示主体的心态、情感和情绪的需要。宋代词人在感性心态描述上的成就,对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李贺诗歌意象的悲凄色彩

李贺苦闷的诗歌与他诗歌的带有悲凄色彩的意象密不可分,这些意象群构成了一种低徊感伤的诗歌情调,在诗中回环萦绕,表现着理想与现实,人生与艺术的矛盾,无论是表现现实,还是表现幻化中的仙境,冥界都不能摆脱其困扰.     

论李贺乐府诗的复与变

李贺以乐府诗闻名,其乐府与先唐乐府有着明显的复变关系,所谓"复"主要指对先唐乐府优良传统的继承和恢复,"变"则指对它的改造与创新,这集中体现在其诗歌题材的处理、诗旨的提炼、词采的熔铸、意境的创造上,这是他乐府诗取得突出成就的关键。     

论李贺乐府诗的复与变

李贺以乐府诗闻名，其乐府与先唐乐府有着明显的复变关系，所谓“复”主要指对先唐乐府优良传统的继承和恢复，“变”则指对它的改造与创新，这集中体现在其诗歌题材的处理、诗旨的提炼、词采的熔铸、意境的创造上，这是他乐府诗取得突出成就的关键。-     

广场上的开心王后——对威尔逊太太的新解读

爵士时代的美国和十七世纪的欧洲有着相似之处 ,社会以纵情享乐、腐化堕落为时尚 ,整个民族处于一种躁动、亢奋的状态之中。《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有着一种在精神层面上的相通 ,是一部浸润着强烈的狂欢化氛围的小说。在这一氛围中 ,人物的命运和面目在现实和狂欢世界中起伏跌宕 ,社会现实在喧哗躁动中尽显无疑。本文试图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重新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一位着墨不多 ,但十分重要的人物威尔逊太太 ,希望通过具体分析其在文中的言行举止和对推动情节所起的作用来揭示她身上所蕴涵的狂欢化精神     

钱钟书论李贺诗歌述略

钱钟书是李贺诗歌批评研究史上的重要的一家。他对李贺诗歌艺术特色的总体把握和具体分析 ,以及对李贺批评史的研究和评论 ,都非常精当 ,对我们研究李贺诗歌和唐诗 ,都具有指导意义。钱钟书在对李贺诗歌批评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和分析艺术 ,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论《乐府广序》的评点特色

清代朱嘉徵《乐府广序》在乐府诗评论方面革新了前人注重追溯本意的评点方式,具体以《诗序》为结构原型,在评点内容上传承《诗经》精神,追求诗歌寓意,讲求诗歌的"美刺"功能,充分发挥了诗歌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乐府广序》在评点上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且又在评点中大量运用了以诗论诗的批评方式。作为续经之作,《乐府广序》是乐府诗地位提升的典型个案。     

李商隐、杜牧对李贺白玉楼传说不同接受缘由探析

“诗歌鬼才”李贺以其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孤僻个性创造了一个瑰丽、奇诞的诗歌世界,对后世诗人影响很深。后人在借鉴李贺诗风的同时,也对其悲苦生平深表同情,对其生平传说的传播与接受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和态度,其中李商隐和杜牧的不同接受缘由很有代表性。李商隐对李贺生平传说的传播和接受,表现了他对李贺的爱戴以及对他早夭的痛惜之情;而杜牧则由于对李贺缺乏心理情感的认同,因而很难理解李贺的畸形和缺陷心态,也很难将自己的生世期许寄托在幻想中。因此,从二者传播与接受的差异性中,可以更好地了解李贺对后世的影响情形,以及后世对李贺及其诗歌的不同评价。     

李贺诗歌中女性形象分析

李贺诗歌中涉及了大量的女性描写,其内容之丰富,在唐代诗人中并不多见。总体上李贺笔下的女性可一分为二,即虚幻世界的女性和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虚幻世界的女性又有神女和鬼女之分,其诗歌中对神女的描写形象尤为突出。袁行霈先生说李贺的诗歌＂一言以蔽之,就是书写内心的苦闷。＂李贺对女性的描写也是诗人内心苦闷的抒发,并且大量的女性描写已经成为他抒发内心苦闷情感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艳体乐府诗的复兴

艳体乐府诗是指内容香软、风格艳丽的乐府诗。它的首次兴盛是在梁、陈至初唐时期。到了中晚唐,李贺、张祜、温庭筠、李商隐等人又大力写作艳体乐府诗,使艳体乐府诗复兴。其复兴的原因:一是补写六朝宫廷乐歌,一是模仿六朝乐府诗。中晚唐的艳体乐府诗基本上已不入乐,多是借南朝兴衰之史针贬现实。尽管他们四人都写艳体乐府诗,但在新旧题的运用和表现风格上有所不同。     

感性活动与马克思的生存论开启

马克思的＂感性活动＂范畴不仅是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超越,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致思理路。因为作为感性对象性的活动,赋予了人的生命以超越性、人的存在以自由的本性,生成了人对自身存在的自觉,这恰恰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生存基础。感性活动内在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纬度,这样真正揭示了人内在的生存结构。马克思生存论的开启,不仅激发了我们对现实异化生存的自觉,同样,为异化生存的扬弃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从意象与题材的选择看李贺诗歌的悲剧意蕴

李贺是一个悲剧诗人,他的诗歌意象的创造、题材的选择,都是以抒写悲慨、苦闷为主。对鬼域和仙界的描写,也是为了抒发自己在现实人生中内心的悲痛和愁苦。本文从意象和题材两个方面来阐释其诗歌所蕴含的悲剧意蕴。     

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与“第二读者”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以“诗鬼”闻名后世。在考察李贺诗歌历代接受史的基础上,运用接受美学中的“第一读者”的观点,以及近来学界提出的“第二读者”的概念,分析、阐述李贺诗歌接受史。认定杜牧、严羽分别为李贺的第一、第二读者,根据历代诗评家对李贺诗歌的论述,具体阐述杜牧、严羽之评论对李贺诗歌的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影响与作用。     

人文性：唯物史观与史学的契合点

探讨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史学的文化存在论基础,阐述了唯物史观与史学在人的文化存在处的交汇。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理解范式的变革,从意识哲学转向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将人的存在建立在感性的生活世界,并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为核心来展示人的生存意义结构和价值根基;而史学作为人文科学,本质上属于意义领地和文化世界。二者对人的存在的理解,都摆脱了“自然科学化”的视野;正是在对人的现实关怀和人之生存的文化视域里,唯物史观与史学具有内在的联系。     

刍议审美人格的多层累性

审美人格作为＂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和精神凝结,其特质并非源自独断论式的主观臆断,而是其自身有着外在的和内在的运行逻辑：其内在的运行逻辑是＂现实的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自我,其外在的运行逻辑则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在实践的多层次积累过程中不断展开和丰富所带来的人格力量的精神凝结。审美人格独特的运行逻辑,使得审美人格的特质呈现出一种多层次积累和开放的结构,具体地表现在和谐、个性、超越等特质的层递关系和交互作用之中。     

“众大”与“大众”,勃兴与规范——网络时代诗歌发展的出路

以＂第四媒体＂网络为依托的诗歌,从备受关注到趋于平淡,它的存在已经不置可否。它与以纸质为媒介的新诗相比,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受众的数量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并不代表以网络为依托的新诗就是一种诗歌的新的突破。尽管多数学者乐观地认为这是一次诗歌空前狂欢的盛宴,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网络时代的诗歌并没有在这种盛景下再度掀起大众对诗歌的狂热追逐——纸质传媒时代曾经有过的辉煌。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市场经济对人本位的冲击外,恐怕最深层的还是新诗自身发展的病态——借助政治的力量和＂大众＂联盟,换来的却是一种被利用的＂活跃＂与和平的＂消沉＂,因此笔者大胆认为网络时代诗歌真正的勃兴还远没有到来,寻找出路才是当下的题中之意。     

李贺与宋诗

在诗歌发展史上，宋人师唐以创新。而效法李贺的风尚，起自宋初，一直延至宋末。其过程是：始则祖构“长吉体”，只重视李贺诗歌的形式；进而从理论上认识李贺诗歌的独特风格及其深邃的思想价值，并在创作实践中多有体现，写出了不少爱国主义的诗篇，使李贺在宋代文学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富有社会现实意义的影响。这种现象在后世是不多见的，应当给予充分的注意。     

解读陆机拟乐府诗的特征：袭故而弥新

陆机的拟乐府诗在创作上呈现两个基本特征:一为袭故;一为弥新。袭故是指对前人作品内容、形式上的全盘模拟和对三曹借乐府诗抒发个人情感的手法的因袭。弥新则指对诗歌表现手法的自觉追求与创新,如赋化手法的引入和对仗句式的大量运用。作者试图从这两个特征入手,对特征的具体所指做以阐释和说明,以期从辩证、历史的角度,完成对其乐府诗的正确认识与评价。     

劳伦斯的狂欢化意识与小说

劳伦斯思想中的狂欢化血性化意识,源于狂欢节庆典中的交替和更新精神,其实质是一种充满全民世界感受的狂欢式世界。这种狂欢化血性化意识反映在创作中,就是将这种狂欢式转为狂欢化的文学,使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透露出一种狂欢式的双重性和相对性,情节和场景具备了狂欢化象征性、加冕脱冕结构、特殊的狂欢化广场和狂欢化时空。     

《尤利西斯》的狂欢化特征

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解读《尤利西斯》,从人物、语言、时空体三个方面来分析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狂欢化特点。乔伊斯对都柏林瘫痪现实的讽刺和对爱尔兰民族的反思都隐藏在《尤利西斯》狂欢式的表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