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冯梦龙“三言”的道德教化作用

“三言”是明代末年著名的民间文学家冯梦龙收集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它包括《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作品，后人合称“三言”。因其作品大都是从民间收集而来，所以能更直接、更深入地反映当时及其以前的社会生活，反映广大人民、特别是普通市民的心声。结集刊印之后，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由“三言”的书名，不难看出作者收集这些民间口头文学的意图所在，“所篆《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通俗也，恒则习之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     

开启论文写作之门的钥匙——《汉语小论文写作初步》评介

论文怎么写，已有许多学者出版过论著，而小论文怎么写，关注的人似乎不多，在学术繁荣的今天，这不能不令人遗憾。所幸的是，湖北大学卢卓群教授却不因其小而不为，他结合汉语教学实践，积数年之功，精心撰写了《汉语小论文写作初步》一书，已于２０００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富有特色和现实意义的好书。一、本书的特色（一）选题的独到小论文因其短小，人们往往把它看成豆腐块，看成雕虫小技而不足道，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但本书作者并不以此为意，而是敏锐地看到小论文写作的独特价值，著他人所未著，言他人所未言，作者…     

“人人殊”与“言人人殊”

昔曾自设“人人言殊”，逐而敏感于汪政、晓华先生《“代”里“代”外》文中“在不同的言说着那里，首先对历史发展时段的划分就是交叉、重叠、人言人殊的”（《中华读书报》1998年4月22月3版）之“人言人殊”。“人人言殊”、“人言人殊”，皆当成语“言人人殊”之误；然知，之所以字同易位笔误，实其“言人人殊”本违“成语”组构，曲义拗口所致也。今之“言人人殊”，多以语出《史记·曹相国世家》者，然却笔者查检《史记》涉文，似无其语出源。中华书局点校《史记·曹相国世家》有为“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     

略论朱敦儒的隐逸词

南宋人汪莘《方壶词自序》说:“唐宋以来,词人多矣……,余于词所喜爱者三人焉。盖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于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宋词“三变说”,虽只是一家之言,但说出了朱词的两个特征,一是“尘外之     

“通变”卮言

从《周易·系辞》到《文心雕龙》,相同的是“通变”这一范畴本身的构成要素和层次关系,不同的则是由哲学而文学的施用之转,进至由文学理论而文学批评的点面之合.就其中之“面”言,在于《文心》全书之于齐梁前文学变迁的论述当中.就其中之“点”言,则是以“通变”之“变”为核心的“一体”和以“变且通”和“通其变”为隐、显的“两翼”;复次合之为“一体”,新的“两翼”便是“通变的创作论”和“通变的文学史观”.侧重虽不尽相同,核心却只有一个,即“能通之变”的最终落实.     

《型世言》研究三题

三百多年来，治中国古代小说者，都知道明代《三言》、《二拍》这五部短篇小说集。随着《型世言》的发现和出版，人们才获悉，除《三言》、《二拍》外，还有《一型》。但对《型世言》的研究，在大陆才刚刚开始。这里，我想就《型世言》的发现者是谁？《型世言》作者陆人龙是个怎样的作家？《型世言》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作品？这三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一、《型世言》的发现者是谁？据我所知，1991年冬天，韩国学者、明清小说研究专家朴在渊写论文《朝鲜时期中国通俗小说翻译本之研究──以乐善斋本为中心》之第二章时，在朝鲜王妃图书室乐善斋…     

从俗不可耐到超尘脱俗——论《红楼梦》在人物形象上对《金瓶梅》的超越

"红取之于金而红于金"。凡物俗则不足观,有灵性则格外可人,《金瓶梅》则突出人之俗,而《红楼梦》突显人之灵性;作为生命之始的性是纯洁而美幻的,以恶念待之则见淫滥,以纯情待之则现诗意,《金瓶梅》写其淫滥,而《红楼梦》写其纯洁美幻;肉身之享乐是容易满足而生厌的,往往以空为结,而情感会给生命诗意的栖居感,《金瓶梅》写肉欲,而《红楼梦》写情感。宗教精神是人性之高贵处,是美丽生命不可缺的,缺则难免生命下滑于浊臭之泥坑,《金瓶梅》则写腐臭之行尸,而《红楼梦》突显宗教信念。从俗不可耐到超尘脱俗,是《红楼梦》在人物形象上对《金瓶梅》的超越。     

袁枚论诗之形式美——《续诗品》译评之一

晚唐司空图论诗名著《诗品》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代乾嘉诗坛之泰斗袁牧(1716—1797)甚赞赏之,“而惜其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续诗品》小序),故采用其四言十二句之形式,变体貌诗之风格意境二十四品为揭示诗之创作论旨三十二品,同样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其所论范围甚广,涉及许多诗歌美学的问题。这里选其论及诗之形式美的四品,试作今译并简评之,可见袁枚诗学观之一斑。     

《左忠毅公逸事》局限性探源

桐城散文以“义法”名世,方苞首唱其声。他认为,写人记事散文在做到“言有物”“言有序”①的同时,应该讲究一点笔法,象“左、史”那样“旁见侧出”,②使所记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③研读《左忠毅公逸事》(下称     

略论苏轼在宋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苏轼在宋词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历来的论者多着眼于他首创“豪放”词风的功绩,而对其他方面则注意不够。宋人汪莘尝言:“余于词所爱者三人焉。盖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三变而为辛稼轩……此词之三变也。”(《方壶诗余自序》)汪莘对三人的欣赏是颇有见地的。我认为,如果沿着这一条线索探讨苏轼在宋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或许会比较全面些。     

袁枚论创作态度——读《续诗品》札记

晚唐司空图论诗名著《诗品》对后世影响颇大。清代乾嘉诗坛泰斗袁枚(1716—1797)甚赞赏之,“而惜其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续诗品》小序),故又写《续诗品》;采用其四言十二句之形式,变体貌诗之风格意境二十四品为揭示诗歌创作论旨三十二品,同样具有较高的价值。《续诗品》所论范围甚广。这里选其论及诗人创作态度的《知难》《藏拙》《勇改》《求友》之四品,分别试作评说,以求教于读者。一《知难》评说《知难》强调诗人应充分认识创作之艰难而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并付出苦功。此诗与《情思》篇相关。“精思”是“知难”的体现之一,而“知难”是“精思”的前提。常言道:骄兵必败。诗歌创作者亦然。“赵括小儿,兵乃易用”二句,即以《史记·廉颇蔺相如传》所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以轻率态度对待用兵之危事,而终在长平之战     

《梅氏缀玉轩剧目》考论

考索梅兰芳能演和已演剧目是研究梅兰芳表演艺术的重要课题,但因缺乏全面准确的记载,加之统计方法有异,故人言人殊。新发现梅兰芳纪念馆藏有《梅氏缀玉轩剧目》抄本一册,其著录的105个剧目大部分是梅兰芳的演出剧目,有些则是能演而未演的剧目。著录者不是梅兰芳本人,很可能是著有《梅屑》一文的亚庸。其著录的最后一个剧目《花蕊夫人》,有人认为是尚小云所编演,但其问世早于尚小云编演的同名剧目。《梅氏缀玉轩剧目》未著录1927年12月26日在北平首演的古装新戏《俊袭人》,据此可推断其写定时间在1927年底之前。《梅氏缀玉轩剧目》出自梅兰芳故居,著录虽有遗漏,但它是当时著录梅氏能演和已演剧目最多的文献,既可从中一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梅兰芳超群的艺术功力,亦可见我国戏曲史由以剧作家和文本为中心向以演员和舞台表演为中心转型之新变。     

《毛诗秘义》绪言(节录)

一、《诗经》是中国古代的谜语诗集《易经》以隐语作辞，言不尽意，须言外求意。《诗经》根据易卦而作，每篇诗必以易卦为谜底。读诗者须从言内的诗辞求得言外的诗意。言外的诗意本于易卦。易卦的排列，井然有序。由卦序以求某诗而知其旨意，不啻按图索朗。《易经》《诗经》同以隐语作辞，采取象征文学的手法，读者只知有象而不知其所象之物。盲人摸象的寓言，固可用之于言《易经》，亦可用之于言《诗经》，于是汉儒董仲舒有“易无达占”和“诗无达信”之说。《诗经》既本于易卦而作，其所取象自当同于《易经》。究竟《易经》所取何象？答曰…     

《文赋》“实体未该”非“知言”么?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对《文心雕龙·总术》这段文字评云:“此一节言陆氏《文赋》所举文体未尽,而自言圆鉴区域大判条例之超绝于陆氏。案《文赋》以辞赋之故,举体未能详备;彦和拓之,所载文体,几于网罗无遗。然经传子史,笔札杂文,难于罗缕,视其经略,诚恢廓于平原。     

谈反映梨园生活的《品花宝鉴》

谈反映梨园生活的《品花宝鉴》尚达翔在鸦片战争前夜，有一部师承前人小说而变其体，以写梨园子弟为主，旁及当时同性恋、捐纳得官和吸毒风等等社会病态的《品花宝鉴》问世，它的作者，是落拓江湖的江苏武进人陈森。陈森字少逸，号采玉山人，又号石函氏。据陈森《梅花梦事...     

《史记》与我国古代小说

《史记》有很高的文学性，这是人所共认的。其描写人物的成就之高。简直可以说是一种超前的成熟。在《史记》出现之后．一直到唐代传奇出现之前的九百年间．没有任何一部作品的写人艺术能够与《史记》相提并论。有一位很有影响的评论家曾经说过：中国写人艺术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史记》，第二十是《红楼梦》。这种说法并不是虚夸的。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史记)的小说因素》，对《史记》中的许多小说特点进行过若干分析。文章最后对《史记》与我国后世小说的关系也提出了一些看法．由于那篇文章的重点不在这里，所以只能粗粗带过。现在已经过了十多年，觉得对于后面这个问题还有作进一步归纳说明的必要。在这里准备从三十方面来谈：     

读乐府诗札记之二

汉有乐府始于孝惠二年之前,为大乐之下属,至武帝时提升另设为独立衙门,此可备一说,但仍不是最后的结论,真实情况还当存疑;至晚东汉前期就已经有人以官署"乐府"之名称"乐府所肄之诗",从而"乐府"就由一官署的专名而开始有了一种新诗体的意义;从郭茂倩是山东东平人而《乐府诗集》署其郡望"太原"看,《三国演义》等小说作者罗贯中或是"东原"人,但也包括其为祖籍"太原"的"东原"人之可能;《乐府诗集》编者是东平人,作者中有东平人,有若干关乎东平的诗作,都值得注意;乐府诗写四面八方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诗歌艺术现象。     

《诗经·卫风·有狐》正解

《有狐》一诗，三叹其“忧”，深忧“之子”无衣。而“无衣”所指向的是战争、行役。《诗经》中写狐的诗歌，“狐”喻指征夫。故而《有狐》为征妇怀远之诗。而“征夫无衣，征妇送衣”这一母题一再被摹写。     

论庄子“卮言”的齐物旨归——以《齐物论》为中心的考察

《庄子·齐物论》典型体现了“卮言”的特征与旨归，并以“尝试言之”与“妄听之”为其要义。作为“尝试言之”的卮言，是一种“妙道之行”中对“万物之化”的观照方式，既不试图用“言”匡定“已而不知其然”之“道”,亦不企图以“言”支配“万化而未始有极”之“物”,故可与妙道之行谐行、与万物之化同化，此即“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此外，作为一种人文符号的“卮言”意在解除“辩”所导致的“相非”,“名”所衍生的“相轧”,而期许在与“妙道之行-万物之化”的谐行开放中敞开彼此、通达你我；人与人在“语言”中的相遇不应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强制灌输或倾轧凌辱，而应是“妄言者”与“妄听者”平等参与、共聆天籁的生命活动，在此意义上，“卮言”以其居间道物、通达彼我的“齐物”特性，为人与人的“相与于无相与”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     

《庄子》“三言”写奇六法

《庄子》"三言"是庄子以言释道的三种最基本方式。"三言"中,充满着奇言、奇语、奇人、奇事、奇理、奇趣,专于奇中体道是《庄子》"三言"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具体说来,庄子写奇的方法主要有以大写奇、以丑写奇、以险写奇、以理写奇、以事写奇、以神写奇等六种方法。其中,写大则有鲲鹏之雄,极尽夸张;写丑则有畸人之形骸,骇人听闻;写险则有"运斤成风"的寓言,惊心动魄;写理则批仁义而非孔子,将常理"掀翻";写事则首尾对比,出人意表;写神则有藐姑射神人,冰清玉洁。这些方法相互交融,相辅相成,形成了庄子文章"风云开阖,神鬼变幻"的奇诡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