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陈寅恪先生的关怀

今人追忆一代大师陈寅恪多从其文章与人格入手,而甚忽略先生对于后辈学子的关怀,本文主要论述了寅恪先生为学生荐事、荐文所作的努力。     

陈寅恪治史方法中的西方史学理论背景

陈寅恪先生早年赴海外求学时期即师从兰曼、吕德斯等西方史学大家,他回国后所撰写的多部著作里面虽很少明确提及西方史学理论,但其中却蕴涵着西方史学理论之精华。文章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评述陈先生治史中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运用,同时也力图揭示其史学中的西学渊源与传承。     

略谈陈寅恪的友情

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不同阶段,其交友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聚谈、诗文唱和及书信来往是他一生的主要交友方式.陈寅恪与吴宓是结交最早、两心相知、友谊深挚、始终不渝的朋友;王国维是陈寅恪思想感情、学术境界最为相知的挚友;冼玉清是陈寅恪的异性知音;陈垣是陈寅恪在学术上比较推重的朋友;傅斯年是陈寅恪与官员交情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学术上的朋友.陈寅恪的朋友大都有到国外留学研究的经历,大都钟情于学术文化事业且有较高的学识.陈寅恪一生虽从未说过自己的交友原则,但他的交友是有一定之规的第一,学术上的相互推重和相互得到教益,从无文人相轻或相互吹捧之意;第二,学术上的平等地位,可以自由争论,学术争论并不影响个人感情;第三,思想感情、学术境界的大致相同.     

陈寅恪先生传略

陈寅恪先生（１８９０－１９６９）,字鹤寿,江西修水人,闻名海内外的当代文化大师,被誉为“教授之中的教授”。一生主治中国中古民族文化史和唐史,博通多种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多所发明。同时对宗教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敦煌学以及梵文、突厥...     

陈寅恪治“民族文化之史”的出色成果

陈寅恪治“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两部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充分反映出他的中国中古史分期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陈寅恪的治史特色是:以小见大,从别人不注意处发现历史的关节点,通过联系分析,揭示出有关历史演变的重大问题。又善于推求变化之故,从联系中概括出通例性的认识。     

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陈寅恪先生专治史学,兼及语言、宗教、文学等多种学科,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方面并元特别系统的论述,偶尔强调影响研究的学理性,并与文化研究相联。但寥寥数语,却极为睿智与深入。在具体研究实践中,陈先生擅长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并与历史、语言学等互相发明。探幽烛微、多所新见。     

唐代诗文证史札记——纪念陈寅恪先生诞生130周年

唐代诗文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作者以札记的形式,探讨其中几个具体事例,包括:杜甫诗中"海胡"之义、元稹诗注"南方呼波斯为舶主"的缘由、"扬州帽"是土特产还是舶来品、李白子息的命名,以及广府市舶贸易在唐人小说中的反映。其主旨不在解诗,而在证史,也即探寻华夏文明与西域文明和南海文明的交流在唐代遗存的蛛丝马迹。     

为武侯辩诬:诸葛亮“借刀杀人”问题辨析——兼评朱子彦先生的治史态度与治史方法

近年来,在三国史研究领域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瞩目,即:诸葛亮所以在荆襄之战中始终不救关羽,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想救;他不仅不想救,甚至还要"借刀杀人"将其除掉。持此种观点的人还厚诬诸葛亮,说他野心极大、心机极深、擅权专断、打击同僚、消极北伐、奸诈一如司马懿,其最终目的是要取代后主,"登上帝位"。但许多史料亦证明,诸葛亮是一位具有光风霁月的磊落胸怀、淡薄宁静的人格修养、忠诚廉洁的思想品质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职业精神的少有的民族先贤;他与刘备在"关羽毁败"之际并非不想施以援手,而是事势让他们根本无法援救,"借刀杀人"的观点有失荒诞与武断;章太炎先生的确曾提出过葛氏"借刀杀人"的观点,但他后来又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这一观点。所以,对诸葛亮的种种诬蔑性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郭沫若治史方法的一点启示

郭沫若以自己的风格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有巨大的成就,也有明显的弱点。这些,同他对史学理论及方法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从郭沫若丰富的史学成果中,探求他成功的道路,了解他弱点产生的原因,对今天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     

论孔子与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治史态度及治史方法

孔子与希罗多德都是世界上杰出的文化巨人。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5年)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他收录、整理、编次的“六经”,为后世保存了丰厚的历史资料。其中依据鲁史、周史和春秋其它各国史编撰的《春秋》,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全面的史书。古代希腊的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年——前425年)是将西方传说的笔录转化为历史学的第一人。他所撰写的《希腊波斯战争史》(即《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叙事体历史著作,故他被西方人称为“历史之父”。以往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孔子在史学方面的成就认识不足,以为在中国只有比希罗多德晚两百多年的司马迁才能与希罗多德相媲美,因此,称司马迁为东方的“历史之父”,故就其二者作对比研究的著述较多,而忽视了对孔子与希罗多德史学的对比考     

陈寅恪先生关于李商隐《无题》诗研究的见解——新发现的陈寅恪先生的一篇佚文

陈寅恪先生1950年为学生毕业论文而作的评语反映了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真知灼见。陈先生平生虽未对《无题》诗作全面训释,然在此评语中,从历史解《无题》,评点众注家得失,于中可见自30年代以来诗史互证之脉络,实亦为元白诗证史等典范性研究外一个少为人知的诗文证史之例。     

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

陈寅恪先生治史,十分重视地下新出文献,但于石刻文献研究涉足较少。本文分析他对清人过信金石有所不满,认为古史资料应以群经诸史为多数之所汇集,金文古刻仅为少数脱离之片断,重视石刻,但不泥于石刻。他于石刻类著作阅读极广,且多曾求取普拓,备校众本,在四裔民族史研究、李唐祖籍及氏族研究、唐代政治史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诸方而,均曾依凭石刻文献,取得可观的成就。     

吴天墀先生之治史风貌及特点——纪念吴天墀先生诞辰百周年

吴天墀先生是西夏史名家,1980年代初出版的《西夏史稿》,将我国的西夏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在先生漫长的治史生涯中,“西夏史”并不是最主要的内容.先生是我国宋史的早期研究者,且研究领域甚为宽广,其中以唐宋之际至北宋中期的社会变革、五代以降的学术文化、巴蜀文化史最为究心.先生治史,与蒙文通、刘咸炘等人学风一脉相承,通观明变,由博返约.视野宏大而不失细微,关注学术热点而不率尔应时,发扬传统“考异”之法,慎密考订而不流于烦琐,重视吸取新的理论和方法.史无定法,在先生治史生涯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试论陈寅恪的义理阐释方法

融合中西、化合古今、铸旧创新,是民国学术的一大特色。学术大师陈寅恪结合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与近现代西方兴起的诠释学而形成的义理阐释方法,就是这一特色的典型表现,它也是陈寅恪治学的重要方法。陈的这一方法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同情理解、视域融合、比较分析和心理研究,等等,其特点是强调阐释解读文本要去除“成见”、跨越时空、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此外,以考据为基础的阐释和考据、义理相资为用,则既是其内容,又是其特色所在。     

陈寅恪先生“夷齐心结”试解

"夷齐心结"是陈寅恪先生用尽后半生心力都未能解开卸下的精神包袱。此一"心结"的形成及日趋加重,乃是历史、时代、家世背景与个人遭际等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夷不惠之间",是特定时代处世方式选择之自嘲。陈先生的晚年理想,则在于"桃源"之寻与"河汾"之梦。     

略谈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迅速发展,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已经明显地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其脱离实际、范围狭小、只述不论、创造性研究不多等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史学界内外的关注。一门社会科学,如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会逐渐失去社会的重视,并逐渐走向衰落。当前,许多史学工作者已响亮提出史学研究要走出“象牙之塔”,为社会、为现实服务的口号。这一呼声显示了史学工作者对民族振兴大业的高度责任感,同时也是中国史学优秀传统的发扬光大。本文试就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并请教读者。     

略谈《樵史通俗演义》的存史意识

《樵史通俗演义》是明清时事小说的代表作,因其纪事翔实,颇为史家所重。《樵史通俗演义》有着自觉的存史意识,故不仅拣择良史,且用史家笔法编创,作品具有实录的性质。作者既有意存史,又受限于小说体式,于多处随意敷衍,使得作品呈现出文史相杂的特征。总体而言,这种意识既是通俗小说向正统史学极力靠拢的表现,也是遗民复杂心态的反映。     

略谈吴世昌先生的红学贡献

吴世昌（1908-1986）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学者，特别是他的红学成就，尤为世人瞩目。今草短文，以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结晶，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因此，自20世纪以来，人们就不断地把她推向世界，同时又以“世界的眼光”审视她的深邃与美妙，从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在为此而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中，     

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及其治史特色

左舜生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左的早期辛亥革命史著作,初具规模,渐成体系,将辛亥革命史研究逐渐提高到学术研究层面,晚期研究进一步发展,更显完备成熟.《黄兴评传》突破了国民党正统学派之藩篱,成为当时最有分量的黄兴传记之一.左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时段、范围、性质、成败均有自己的看法,对辛亥人物及重大事件亦有许多真知灼见.从其研究中,可以发现左氏特别重视史料搜集及整理,注重史学教育功能和历史知识的传播普及以及严谨持重、议论客观独立,擅长归类总结和史实考订等特征.左氏史学亦有研究范围狭小、未做专题研究等缺憾.总体而言,左氏不失为一位多有建树的近代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