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绍初先生学术成就述评

俞绍初先生是我国知名的古籍整理专家、建安文学研究名家、文选学研究大家,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建安文学研究、江淹研究和文选学研究三大领域。俞先生的建安文学研究基本围绕作家生平事迹考辨与作家文集的辑校编纂这些基础工作展开,重点集中在曹植和建安七子的研究上,不仅为建安文学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作家生平、思想乃至创作等方面的资料,而且为建安文学研究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文本。其研究成果不仅是新时期建安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也为后人进行建安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江淹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江淹作品的整理与江淹年谱的编纂。俞先生的文选学研究是其最近20多年用力最勤的地方,与"新选学"的发展基本同步,是"新选学"研究的缩影和代表。     

建安正始时期咏物诗的象喻性和价值观

建安正始时期,社会的动荡与政治的险恶促使了士人群体自我价值意识和生命关怀意识开始觉醒.诗人突破两汉文学传统,以感物取象、隐喻自我的象喻性方式选择咏物题材,并确立主体诉求化的人本性理念的文学价值观,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咏物诗歌在作家物象审美与抒怀忧郁的交融之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和个性色彩.     

建安正始时期咏物诗的艺术特征

建安正始时期,社会的动荡与政治的险恶促使士人群体自我价值意识和生命关怀意识开始觉醒.诗人突破两汉文学传统,以感物取象、隐喻自我的象喻性方式选择咏物题材,并确立主体诉求化的人本性理念的文学价值观,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咏物诗歌在作家物象审美与抒怀忧郁的交融之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和个性色彩,并且对后续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安时期"五言腾踊"成因初探

“五言腾踊”是建安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 ,也是我们衡量“建安风骨”的主要依据 ,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较为复杂的因素。本文在全面总结建安时期“五言腾踊”诸多表现的基础上 ,着重从五言诗自身发展演进的角度分析了其成因 ,认为这是建安诗人在汉代诗人深厚的历史积淀中 ,汲取了丰富营养的结果 ;同时建安时期独特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所铸就的时代精神 ,作为不可或缺的外部动力 ,又激励着建安诗人在继承中不断创新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建安文人文学品评的特征

建安文人的文学品评是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文学品评高峰,与前此相比,呈现着鲜明的特征:其一,绝大多数文学品评是对建安时期作家作品的品评及对自己创作体验的描述,彰显出强烈的当代意识,真正具有了品评文学的意义;其二,较少受政治的干预,保持了文学品评本身相对的独立品格;其三,有一个迅速深化、由量到质的跨跃式发展的过程。     

政治文化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在 2 0世纪 30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的制约下 ,诸多作家主观上的政治意识的加强或为数不少的作家们为环境所迫而导致的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形成了 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作家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上历史使命感的加强。这带来了 30年代作家文学选择的一系列新的特点。与 2 0年代相比 ,文学创作题材的转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学趋向 ,这体现了 30年代作家在文学题材选择上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作家们对题材进行处理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更标示出了作家们的政治眼光。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研究之二

在三十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出“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对三十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本文通过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文学群体所呈现出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的揭示,论证了在三十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组织或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的不可避免性。     

论左翼作家之政治趋向

在残酷的历史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化、世俗化、大众化作为仁人志士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的救国使命,决定了左翼文学突出的政治倾向。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体趋向群体、社会价值疏淡文学价值、"社会化"倾向加重。本文着眼于政治文化,通过文学与政治之关系探讨来解析左翼文学政治化倾向的因由和影响,力求真实再现其历史本貌和本质。左翼文学作家的政治化倾向客观上限制了对艺术本质探索和审美追求,以及艺术个体自我的个性发挥,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对于贫穷落后的平民文学,左翼作家却做出了历史性的功绩,对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于三曹的文学评价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建安文学占有重要地位。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作为文学史上的分期,建安文学指的是建安时期和在这以前的初平、兴平及在这以后的曹魏黄初、太和、青龙等时期的文学,时间大体有半个世纪左右。这段时间虽不很长,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了重要变化的时代。作为这种变化的突出一环,建安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而且无论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比起两汉文学来都呈现出崭新的风貌,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文学黄金时代的风云人物,计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蔡琰等人,三曹凭藉他们突出的政治地位、革新精神、文学才能和创作业绩,在其中占据着中坚地位。本文拟就三曹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评价问题,谈一些粗浅的意见。     

论情诗为曹植诗与古诗的基本属性

木斋先生《古诗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古诗论.总论>》与杨新民先生《中国古代爱情诗歌略论》中皆指出建安曹魏时代的诗歌共同属性为"爱情"基调。因建安时代摆脱两汉儒家伦理教化,风气不但滋养了曹植与甄后两人在性格与思想上的解放,更使两人的爱情反映在文学上,是具体且大胆地呈现在生理与心理的原始本能。并从曹植诗文集与古诗中之作品,结合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角度分析曹植、甄后两人于建安九至十六年初见,植对甄后单恋时内心的纠结。建安十六至十八年之突破期,描绘植、甄恋爱关系进程,阐发爱情在两人中所带来的效应与变化。     

署名张衡《同声歌》真伪考辨

自六朝以降,学者普遍认为《同声歌》为张衡所作,或托于君臣美人兴寄说,或言此为张衡突破汉代经术藩篱的爱情诗,观看《同声歌》之诗文,内容行文露骨,描述一位女子初为新妇的艳情诗作,然而考就两汉道德束缚与张衡性格操守,此诗不大可能为东汉之人所作,亦不可能出于张衡之手。近来宇文所安与木斋先生,对古诗之作者与创作年代皆提出怀疑之新说,此诗应为甄后写给曹植的情诗,而此诗最有可能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曹操东征孙吴之期。     

《红楼梦》作者与批者揭谜

《红楼梦》作者与批评者揭谜@李雪菲$西北大学中文系!陕西西安710065~~~~     

曹禺戏剧中的民族情结

曹禺倾心于欧美现代派戏剧 ,但他的戏剧无论在人物形象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融入了我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结构及民族审美意识。这是对中外戏剧艺术的一种融汇 ,更是一种超越。     

浅谈布莱克诗歌的表现手法

布莱克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许多诗歌都吸引着读者,他的诗歌的表现手法有许多与其他诗人不同的地方。其诗歌的独特的表现手法造就了他的经久不衰的魅力。首先,简单的词汇构筑了朗朗上口的诗句,表达了深邃的思想。其次,他的诗歌中对比手法的运用更加深了读者对他的诗的理解。再次,重复手法的使用不仅在诗中增加了力量,而且烘托气氛,从而表现出整个社会风貌。还有他的诗歌意象有许多不同的阐释,给读者以无穷的思考。     

王昌龄诗艺新探

王昌龄的诗歌与诗论在唐诗中具有早、全、新的特点。所谓“早”即王昌龄的诗歌创作在开元 2 2年前 ,已名满天下 ,成为唐音的先导。所谓“全” ,即王昌龄的诗歌题材多样 ,体裁全面 ,结构新颖 ,体现了丰富性、全面性和创造性的统一。所谓“新” ,即王昌龄的诗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要求和创造革新 ,并在《诗格》中提出了“情景理相兼”、“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抒发真情实感”的创作理论 ,从而对传承初唐与盛唐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奠定了王昌龄在唐诗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曹植及其作品的效果史研究

所谓效果史,即历史地描述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读者群体对作家作品的反应批评。魏晋南北朝是曹 植效果史上的黄金时期,具体表现有三:拟作盛行;理论总结;入选《文选》的作品数量较大。唐代是曹植接受史的 第二个黄金阶段,但与六朝读者注重模拟学习曹植作品有所不同,唐人则对曹植的相关史事或前人评价表现出更 大的兴趣。渐至后代,曹植及其作品更多的是作为某种典故而为人所接受。     

美丽总是愁人的:沈从文创作理想的悖论性

沈从文绘制的“湘西世界”神奇瑰丽,但浓郁的诗情画意仍无法遮蔽其情感的矛盾与思想的困惑。“美丽总是愁人的”不仅道出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尴尬处境与复杂体味,而且也寓示着其文学理想内在结构的悖论性特征。     

论中国早期文学侍从的文学史意义——以二曹六子主从关系为中心

二曹六子主从关系构成了建安时期侍从文学的主体,与先秦两汉时代屈原、司马相如、鸿都门学文人等侍从文学不同,建安六子具有政治性削弱,娱乐性加强以及集体性的出现的特点,并直接影响了五言诗的出现,在中国早期侍从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建安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分不开的。     

谈李贺诗歌的变异语言

用现代修辞学的视角来欣赏古代诗歌，是不同于纯文学的，当然更不等同于纯语言的分析。李贺是个不同一般的诗人，他非常态的心理为他的诗歌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气质，所以，通感、移就等变异语言成了李贺的诗歌语言，同时，也成了我们进入“诗鬼”世界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