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奏与心源——韩诗大变唐诗的若干剖析

“韩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变化在作品风貌上的体现,或谓“奇险”,或谓“以文为诗”,或谓“善押强韵”,这些都从不同方面把握了韩诗的特点,并非不中肯綮,惟较多地偏重于艺术直感,单纯循此而进,容易把韩诗之变仅仅归结为形式技巧问题。一部有影响的中国诗史即谓:“从杜甫诗的内容上衍出来的是白居易一群,从杜甫诗的形式上衍出来的是韩愈一群。”而另一部文学史更说:韩愈一派的诗是“形式主义     

韩愈《山石》诗系年一证

韩愈《山石》一诗的写作年代,诸家考证纷纭,迄无定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据方世举《韩昌黎诗集注》说,谓“本篇当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八○一年)七月,时作者在洛阳。”或谓作于客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中之时。王元启《读韩记疑》曰:“按此诗当是独游而作,公在徐,所视无一相从者……今此诗卒章又复云云(按:指“嗟哉吾党二三子,亦得至老不更归”之语),是以知其为在徐作也。”王鸣盛《批韩诗》则谓:“观诗中所写景物,当是南迁岭外时作,非北地之语,但不知是贬阳山抑潮洲,不能定也。”     

“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试论歌的本色

后人评论韩愈诗歌,往往拈出“奇险”二字,褒之者因此褒,贬之者亦因此贬。然而,在我们看来,韩愈的一部分奇险诗固然有其独特之处,并且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这些诗所呈现的只是韩诗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的面貌,而非韩诗的全貌。韩愈诗歌经历了一个从直朴到奇险、又从奇险归于平淡的发展变     

韩愈诗歌风格的形成探析

<正> 不管是毁,还是誉,韩愈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舞台上树起了自己的旗帜,这一点己经无人怀疑.“韩昌黎体”这个名称的出现,就是证明.诚然,韩愈诗歌的风格是多样的,“韩昌黎体”不主一端.但是,作家的个人风格,作为他独特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表现,总有它的基本倾向,它的大端.韩愈诗歌风格的主要方面,叶燮在诗论中已经指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力大”、“思雄”是韩愈的创作个性,也是他的诗歌的主要风格.后来,赵翼更加明确地指出:“昌黎自有其本色,仍在‘字从言顺’中,自然雄厚博大.”“雄厚博大”,这是韩愈的旗帜.他正是以这种风格,在流派纷纭、名家辈出的唐代诗坛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成为后代诗人仿效的榜样.     

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浅谈

李商隐是晚唐诗人中的一大家,具有多样化的风格。沈德潜在《唐诗别裁》的七古里选了他的《韩碑》一篇,称:“晚唐人古诗,秾鲜柔媚,近诗余矣。即义山七古,亦以辞胜。独此篇意则正正堂堂,辞则鹰扬凤翽。在尔时如景星庆云,偶然一见。”极力推重。其实,《韩碑》诗是商隐摹仿韩愈的诗,像“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这些就是仿照韩愈的以文为诗。诗中称“文成破体书在纸”,韩愈的《平淮     

曾国藩的韩愈情结

曾国藩在为学及立身行事上推崇韩愈,至日之为“千古大儒”。同时对韩愈诗文也揄扬不已,他既借鉴韩诗的一些技法,又心仪于韩诗的“兀傲”及“诙诡”;对韩文则关注尤多,更以其倔强之气与雄奇之风相倡．具有鲜明的当下针对意义。     

从诗人之诗到学者之诗——论韩诗之变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地位

李、杜之后,韩愈以其豪壮奇崛、艰奥生新的雄风驰骋于中唐诗坛,前人对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历来毁誉参半。“宋人于唐诗推尊子美、退之至矣”,但对韩愈以文为诗“犹不免有所疵议”。明人喜尚清疏空灵,甚至有人直斥韩愈“于诗本无所解”。乾嘉以后,肌理说、桐城派、同光体一派文人在维护封建道统和文统的同时,提倡一种学者之诗,崇尚生涩险奥的风格,韩诗才被奉为“圣境”,这派诗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为什么封建阶级在其灭亡之时要通过标举韩诗以挽救传统诗歌的没落呢?要想弄清这种美学观念变化的基本原因,就必须对学者之诗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思想基础进行深入的考察。     

论宋诗的发展轨迹与文化特性

宋诗作为传统诗歌史上的一段独特的存在,显目地与唐代诗歌形成对比与参照,无论是宋代诗人的创作实践,还是后世论家的批评标准,实际上都是以唐诗为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的。这样,站在唐、宋的不同立场,也就形成完全不同的观点,如欧阳修志在建构独具风貌的“宋调”,即自负“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严羽论诗“以盛唐为法”,因谓以苏、黄及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人为“奇特解会”,“非古人之诗也”,“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其后,“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尊宋诗者则谓“宋     

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创变

纵观王安石一生,其在诗歌创作领域对韩愈的态度经历由基本肯定到颇有微词、再到重新审视的曲折过程。王安石早期学韩古体,从字句、意象到"以文为诗"的章法,后又转入近体领域,将韩诗古体风貌融入律绝;中期则形成自己的风格体式,一度与韩诗相距较远;但在晚年又将学韩的注意力从韩诗古体转入韩诗近体,尤其是绝句,颇得自然活泼、清新流丽之趣,同时又对长篇古体进行创变,以律化加强古体韵律感。如果说韩愈的主体风格是在古体中得以实现的,那么王安石则将韩愈的风格特征推进到各种诗歌体式之中,融会贯通。     

“诗圣”废名论

杜甫被称为“诗圣”,始于宋代,并一直被沿用至今。然而,我以为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使这一名称具有特定的内涵,因此有必要略探其源,加以辨析。秦观《韩愈论》云:杜子美之予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不仅将杜甫“集诗之大成”比作孔子“集圣之大成”,已道着所谓“诗圣”之旨,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适其时”说。杜甫正是在宋代这一特定时代的思潮与需要之中,被     

从欧阳修对梅尧臣诗的品评看北宋诗学的发生

刘克庄《后村诗话》里说:“欧公诗如昌黎,不当以诗论.本朝诗唯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显然,刘克庄是以欧阳修、尹洙和梅尧臣为宋初诗文革新不同方面的代表的.暂且撇开后村以学韩愈“以文为诗”非难欧诗不谈,其“本朝诗”之谓是有深刻含义的.首先,宋初诗歌创作跟唐代相比,显得零乱孱弱,缺少完整意义上的体格之变,到梅尧臣时,才开始唱出一代新声.其次,“本朝诗”不单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暗含着对于一代诗风的体认,亦即“本朝诗”的体格与前代诗歌尤其是唐诗判然有别.这样看来,刘克庄是把梅尧臣当作宋诗艺术风格的开创者的,即如许学夷所言“至梅尧臣,才力稍强,始欲自立门户,故多创为奇变.”但是,假如从宋初诗文革新的总体来看,欧阳修诗歌创作虽稍晚于梅,却更富实绩,并且欧诗的“奇变”到后来更是远远超过了梅诗.二人在宋诗初创的路途中颉颃而行,欧阳修从始至终对梅诗风格的发展都有着敏锐的感知和深入的品评,这些品评一方面揭示着梅尧臣这位宋诗“开山祖师”诗风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欧阳修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对宋诗革新中所出现的一些重要审美特征的把握.这些内容表征着北宋诗学的发生.     

杜甫以文为诗论

对于诗歌史上以文为诗的艺术现象,宋代以后,学人多有论述。如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黄庭坚语: 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陈善《扪虱新话》云: 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文中有诗,则语句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可见对于以文为诗的评价,历来就有迥然不同的意见;同时,批评家们认为,以文为诗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如同杜甫的以诗为文,最突出地表现于韩愈的诗歌创作实践。清人赵瓯北进一步认为: 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更将以文为诗断为昌黎之首创,并开宋诗独特风貌之先河,所谓“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似成定论。然而,“韩昌黎生平     

明代诗学对“诗史”概念的辨证

明人对“诗史”之说的辨证 ,大体上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 ;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惟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 ;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杜甫因其巨大影响而被选中作为剖析的标本 ,成为明人辨证的核心 ,目的却是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加以反省 ,摆脱“诗史”观念的强有力束缚     

韩诗佛辨--兼论韩愈诗歌之于唐宋诗风变迁的过渡意义

韩愈现象是一令人困惑不已的个案 ,其自身所构成的深刻悖论 ,成为后期唐诗发展史上的奇异景观。他以“攘斥佛老”自命 ,骨子里却与佛禅有着深刻、蒙昧未彰的纠结 ,在其“宣言”和“行为”中采取依违两间的姿态 ;韩愈获贬 ,尤其是南贬后亲和佛禅 ,是那个时代“贬官禅悦”的典型证例 ;韩氏以“道统”自任 ,其理论及其排定的“道统”谱系 ,也受了南宗禅“教外别传”和衣钵承祖认宗的启发 ;韩愈“独运其天才”所创“以文为诗”直接获益于佛经、佛经译过程 ;从“主情”以“韵胜”为主流风格的唐诗到“主理”以“意胜”的宋诗风格的形成 ,韩诗是两者间得体的过渡。     

对杜甫《赠李白》（七绝）的质疑

杜甫并不以七绝见长,保存下来的七绝也不多,大约一百首左右。最早的一首七绝便是《赠李白》,原诗如下: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据说此诗作于公元745年(唐玄宗天宝四年),杜甫和李白再度遇于山东的时候。此诗的三、四两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王嗣奭认为“三自谓”,“四谓李”。但过去大多数注家,如仇兆鳌、钱谦益、浦起龙等,直到今天的杜甫研究者肖涤非均认定后二句系指李。不过分歧双方有一共同点,即都认为这首诗,特别是最后一句,是意在讽谕、警告或批评李白,表现了“朋友相规之义”云云。我经过反复研究,同时把这首诗和杜甫其它有关李白的诗及其酬赠之作仔细加以比较,     

读元结文札记

元结(719——772),字次山,唐代文学家。他诗,文兼擅,尤其是在创造新型的散体“古文”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关于他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早已有人论述过。韩愈把他与陈子昂、苏源明、李白、杜甫并列,称之为唐代的“以其所能鸣”(《送孟东野序》,《韩昌黎全集》卷十九)者。欧阳修说:“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     

宋诗评价略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对唐宋诗高下优劣的争论古已有之。尊唐派以唐诗辉煌灿烂、无与伦比的成就为依据,力诋宋诗的败误,甚至宣称“终宋之世无诗”,“宋绝无诗”。尊宋派则津津乐道于宋诗的点化锻造之功、独得理趣之妙,昂然声言:“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更甚者,竟谓“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两派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从南宋开始,争论了数百年之久。     

论黄庭坚诗的艺术渊源

在中国诗歌范式形成之后,宋代诗人对传统与创作的关系,表现出极为矛盾与复杂的态度。严羽说：“国初诗人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沧浪诗话·诗辨》）指出北宋诸家诗与唐诗的渊源关系,对苏轼和黄庭坚诗则以为它们是新创,一变唐诗面目。山谷诗固然艺术特色鲜明,最能代表宋诗,其创新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受家学和同代诗人的影响。我们若不认识其复杂而特殊的艺术渊源,便不可能确切地认识…     

苏东坡注《八阵图》

唐代大诗人杜甫《八阵图》诗云;“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诗成之后,注家纷纭,莫衷一是,或谓《八阵图》之“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是谓先主武侯皆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相传苏东坡曾假借杜甫托梦以驳世人所注之     

玉溪诗流变述略

“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尤以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成为“诗家之途辙”,“古人之总萃”。后人衍其一绪,自可名家。李商隐得杜甫真传,比不上其影响深远广泛,但“衣被后世”,也是代代有人。固然,此种影响和沾溉,时续时断,或好或坏,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但后代诗人学习他,或于时风上补弊纠偏,或在艺术上博采兼收,除宋初西昆体和清初崇晚唐形成宗派外,余皆吸取一二优长,融化生新,自创一格。他没有杜甫源远流长,但承传繁衍之一脉宗绪,始终不绝如缕。唐人别集杜甫、韩愈、柳宗元外,世人笺注之最勤者,也无如李商隐,清以来三百余年大约十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