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民工“过渡性”特点的刘易斯转折点分析

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农民工的过渡性特点出发,利用改造后的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转移现状,解释了民工潮和民工荒交替发生的原因,结论认为当前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在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和工资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认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上来。     

从中国农业发展看“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自“民工荒”出现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仍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心。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文献述评及思考

本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而第二种观点持相反意见,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从不同视角认识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刘易斯转折点,应对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更好地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以及做好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准备,实现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协调转型。     

“Minami准则”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

民工荒在全国继续蔓延,引起学界关于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准确判断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对于政策制定非常重要。文章收集了中国1990～200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的Minami准则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中国进入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从“民工荒”看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与农民就业转型

民工荒问题研究为我国就业政策的战略性选择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劳动人口减少的前推力、产业技术进步的后拉力和城镇化进程的固化力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区域和年龄的结构性短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不存在一个固定时点而是在一个区间徘徊运动。研究试图建立一个以农村职业义务教育为核心,以工资增长、劳动权益保障和市民化为基点的农民就业转型机制。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基于农业生产函数模型的分析

文章借鉴Minami准则的分析框架,选取小麦生产为研究对象．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和1980—2011年间的中国21个样本省市数据,对刘易斯转折点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劳动产出弹性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其中东北地区最高,其次是西南、华东、华中和西北,华北地最低;（2）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值正在接近实际工资水平,两者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且趋于平稳。由此推断出：中国经济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这一结论不但有助于厘清相关学术纷争曼能够辨析新型城镇化的窟展阶殷和政革方向     

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下的劳动力分流研究

文章以中国经济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的基本特征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构建一个以结构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模型,分析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农民工在区域之间和产业部门之间的理性分流规律。文章认为农民工作为现代产业中最具流动性的劳动力,适时在区域之间和部门之间做出基于市场机制的理性选择,进行二次流动,是当前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且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测定及其对策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这里通过估算得出．我国将在2013年左右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2026年左右迎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而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惟一出路。     

关于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述评

以蔡防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的论断．其引发了众多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本文选取了我国目前“刘易斯转折点”的界定、民工荒、普通劳动者工资、人口红利和未来政策导向等研究观点作以综述并加以评述。     

“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

本文分析了当前普遍范围的用工荒是由于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引起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在此利用新家庭经济学单一模型理论分析这种经济行为是与简单单一个体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相区别;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在金融资本及现代教育人力资本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家庭成员劳动力资本对外投资实施风险规避,在家庭内部实现收入分享,风险共担。这种经济行为带来的在工业制造和农业无法有效释放人口红利的结果,最终导致用工荒和环境负外部性以资本替代劳动的现代农业生产。     

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

与刘易斯模型预测的"拐点"不同,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伴随着高达60%比例农村人口的普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现象,文章称之为"准刘易斯拐点".尽管有多方面因素促成这一现象,但中国经济中仍然存在一些潜在力量促使这一冲击现象尽快结束.文章认为,面对伴随"民工荒"而出现的中国"拐点"问题,中国政府政策需要做出一系列调整,以建立良性循环和互信互利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及劳资关系.经过政府、企业与新生代劳工之间的调适和努力,中国经济很可能会较好地渡过"民工荒"冲击阶段,回到正常的二元经济转型轨道.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基于边际生产力的实证检验

论文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东部省份作为二元经济理论中工业部门的代表,在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资本存量估计的基础上,应用边际生产力分析法,对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工业部门2010年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较2000有显著提高,推断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超越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除影响经济增长和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还会影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因此,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生率和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必要举措。     

从社会性别视角探析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转移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过程中,农村妇女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无论是转移规模还是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都低于男性。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从社会性别视角关注农村妇女的就业状况,分析不平等及性别歧视是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重要障碍,建议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促进男女两性平等,从而促进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的顺利转移。     

刘易斯拐点时代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研究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市民化遏阻的制度壁垒下,我国正在步入刘易斯拐点阶段。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渐失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倒逼效应。劳动力供给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缺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技能和意愿,离农、去农现象严重。因此,尽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全局有着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