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替冗文赘句者担心

我们写论说文,无论是讨论什么或研究什么,以要能将问题说透即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是,有些人为了显示通古博今的才华,论据明明用两三个就足够了,却非得到故纸堆里去翻出一大摞来,还有些人为了晋升职称或其他什么的,论证的话儿说了还要说,论点也重了还要重,硬着头皮把小言论“拉”成论文,把论文“拉”成专著。长长的一大篇,或厚厚的一大本之中,有用的部分实在少得可怜,三言两语便可说完。然而,即使这少得可怜的东西,由于是陷在冗文赘句之中,也极可能被“鱼目混珠”得没用了。有位作者走门子发表了一篇长文,情不自禁地读给母亲听。读完了,乐滋滋的问:“请您说说我写了些什么?”母亲苦笑了一下,“我还真的说不出你写     

身老心不老 体衰气不衰——访天津师范大学马列所所长王兰垣教授

您可知道,天津市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是谁?王兰垣先生是也。他现在任天津社联副主席,天津师范大学马列所所长、教授。 王兰垣是位年逾七旬的精瘦的老先生,但不乏学术造诣的精深,探究问题的精微,研究学问的精细。我们十分敬佩王先生著书写文结构安排得精到,语言的精当,文章写得精粹;更是欣赏王先生那身虽老而仍拼搏进取的精气神。 王先生是著作颇丰的学者,有多篇论文分获国家级奖和天津市一、二、三等奖,最近又拜读了由他与温克勤先生共同主编的《做人民的好公仆》一书。他是曾宪梓奖的获得者,并首批获得国务院特殊贡献者津贴。他带出了不少品学兼优的研究生,天津市和师大多次授予他教书育人先进个人、模范共产党员等称号。这位“精瘦老头儿”为什么能“精”、会“精”并“精”出斐然的成绩来?我们抱着许多疑惑或不解,拜访了这位可     

文章为什么短不下来?

<正>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呼吁文草要与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建国之后,党和毛泽东同志以及有关领导,又多次倡导写短文。但是,长久以来,文章不仅短不下来,而且有继续拉长之势。原因何在?姑列举几点如下: 一、文章的份量与长度现在流行着一种偏见,认为短文章是小品,不能算作论文,更不能算作有份量的论文。     

所有的“差不多”,都会变成“差很多”

正胡适先生曾在1924年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传》。文中的差不多先生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小时候,他妈妈让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他说不都差不多吗?在学堂,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     

谈文艺创作中的感觉运动

一什么是感觉?在艺术家的眼里,总是把感觉与感受、直觉、印象,经验、体验等相提并论,同时对感觉在创作过程中的性质、作用,作了与哲学家、心理学家不同的叙述。他们说:“‘感受’就是写小说的基础。”对这个问题,高尔基说得很清楚。当有人问他什么东西第一次激动他写作?他说是“印象”。又问他多在什么感受上去建立形象?他说“在一切感受上”。他还说:“把作家缺少的那些环节放到经验里去,以便写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这就叫直觉。”我国作家谌容也说:“我写《人到中年》时,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     

论红娘

一金圣叹说,《西厢记》只写得三个人,“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只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若使心头无有双文,为何笔下却有《西厢记》?《西厢记》不止为写双文,止为写谁?然则《西厢记》写了双文,还要写谁?”从理论上说,金圣叹是正确的。既然是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矛盾的解决又取决于女方的态度,莺莺无疑是主角。可是,从实践上看,却又未必。在这出戏里,人们熟悉红娘,喜欢红娘,远远超过莺莺。剧本里前四本戏十六折,由红娘主唱的,占了六折,外加两场楔子,居第一位;她的戏又特别多,特别引人注目。在舞台上,红娘更是     

李石岑及其哲学思想的转变

<正> 李石岑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中国思想界一位负有盛名的哲学教授,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二十余部哲学及其他著述,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先是极力在中国传播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后来却又热诚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     

你有多重要

汽车驶上一条崎岖的山路,车上的十几位乘客,因为颠得吃不消,坐在后排的也都挪到了前排。他却主动移到了最后一排,五个座位连在一起,正好可以躺下,他太需要休息了。     

王越与《满江红》词无关

<正> 邓广铭同志《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在《文史哲》发表后,博得海内外的好评,对《满江红》词是否为岳飞所作的怀疑,基本上可打消了。但文中对王越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跟《满江红》词无关?论证还不够充分,我想作些补充。六十年代初,夏承焘同志写了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我曾提出不同意见。夏承焘同志又写了《再谈岳飞满江红词》(见1962年10月21日《浙江日报》),作了答辨。他说:“我写《岳飞满江红词考辨》那篇小文,最初是受余嘉锡教授《四库提要辨正》的启发;后来捡得《明史》弘治十一年王越在贺兰山大破鞑靼族的记载,和岳飞《满江红》出现的年代只相差四年,触悟这两者可能会有关系。”那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夏承焘同志说:“这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其时间就在赵宽写这首《满江红》     

鲁迅的临终情怀

1935年9月19日，鲁迅在致王志之的信中，写下这样的话：“年来因体弱多病，忙于打杂，早想休息一下，不料今年仍不能，但仍想于明年休息……”过去读到这里，并未留意。为写鲁迅晚年又一次翻阅这期间的书信，双目却被这“想于明年休息”碰得微微作痛。这真像是一句谶语。一年零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永久地闭上了双眼。晚年深感自己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也常打算要好好休息一下，但却未能好好休息一下的鲁迅，在这一天不得不永远地“休息”了。其实，晚年的鲁迅，生命像一根绷得太紧的绳索岸就一股接一段地断裂，而且自己也…     

萧红致华岗的六封信

<正> 一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致华岗西园先生: 你多久没有来信了,你到别的地方去了吗?或者你身体不大好!甚念。我来到香港还是第一次写信给你,在这几个月中,你都写了些什么了?你一向住到乡下就没有回来?到底是隔得太远了,不然我会到大田湾去看你一次的。我们虽然住在香港,香港是比重庆舒服得多,房子,吃的都不坏,但是天天想回重庆,住在外边,尤其是我,好象是离不开自己的故土的。香港的朋友不多,生活又贵。所好的是文章倒底写出来了,只为了写文章还打算再住一个期间。端木和我各写了一长     

中国人不是缺乏庄严气质的民族

最近，网上讨论中国人民族性的言谈多起来了。有一篇《再说“丑陋的中国人”：性格里缺乏庄严气质的民族》比较经典。作者从东北的爷叔谈起，痛惜国人的对外态度，尤其是对日本。该文引用最多的是韩国的行为，认为牢记血仇、睚眦必报是韩国人血性的表现。而他质朴又健忘的父兄，“他们的生存似乎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不在乎别的什么。他们对伤害过他们的人是那样的大度，过去就过去了”。他们忘记了民族深重的灾难。文章写得很精彩，确是大部分中国人的肺腑之言；而且开篇就斥责某些卑劣的有关“鬼子”的文字作品：“那些追求…     

特别的除夕

开头写法——扣题提示写什么:这是一个特别的除夕。伴随着电视机里“春晚”开幕倒计时的声音,我也越来越兴奋。而此时我并不在家,那我在哪里呢?中间写法——承头顺写详重点:“太好啦!今天就是大年三十啦!”听到我的喊声,妈妈一骨碌从温暖的被窝儿里坐起来,猛地一拍脑门儿,“我差点儿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去太湖陪你爸爸过除夕。我们先不告诉他,给他一个惊喜好吗?”“太好啦!”我终于可以见到爸爸了。     

冰心谑夫的宝塔诗

现代著名女作家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但也是一位不太“称职”的丈夫。 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冰心与家人在庭院赏花,婆婆让她去书房把吴文藻叫出来散心。吴文藻人出来了,可心仍留在书房里,他走到一株丁香前问道:“这是什么花?”冰心见其问得心不在焉,便故意逗他:“这叫香丁。”吴文藻听了竟应了一声:“哦。” 抗战前的一天,他们夫妻俩前去看望冰心的父     

归去来析——论新时期文学从“现代化”到“寻根”的转变

无独有偶,在1985年这一年里,上海青年作家王安忆于年初写了一篇《归去来兮》,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于年中也发了一篇《归去来》。当然是巧合,两篇文章从体裁到内容风马牛不相及。王安忆写的是随感,抒发她从美国旅行归来的感受;韩少功写的是小说,描写一个名叫黄治先的人偶然去到湘西某山寨的离奇遭遇。可是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王安忆在大洋的     

不变的关爱

开头写法——扣题提示写十么:这几天我一直闷闷不乐,好朋友恬恬十分不解:“你快要当姐姐了,怎么不开心呢?”我开心得起来吗?家里要添新成员了,爸爸妈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要变了!中间写法——承头顺写详重点:妈妈预产期的前一周,爸爸把我送到了三叔家住。晚上躺在床上,我不由得盘算起来:眼看就要开学了,妈妈还没有给我的新书包书皮,爸爸还没有给我讲那几道我不会的寒假作业题,我的手工课需要买的彩纸、橡皮泥都还没买…这可怎么办呀?我又急又恼又怕,躲在被窝儿里哭着睡着了。     

我的读陶笔记

几句前言我是酷爱陶诗的。可以说我的血液里都有陶诗的血色素。当我被放到吉林省五七干校编管时,偷看和默诵的诗句也是它。当然,这绝不会是“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那样的闲情逸致。也不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的地步,因为我可以于开饭时到食堂吃饭。但一闭上眼睛就背诵陶诗和《桃花源记》,这倒是真的。我当时手里只有一本陶诗,还得偷着看,我想比较系统地写一篇论陶的文章,也是既无时间,没有条件,更无处可发表,按照我自己的读书作笔记的习惯,在一个笔记本里写下这些原始的资料。     

欧阳修碑铭文基本特征简论

北宋庆历八年,欧阳修为他的好友、太常博士尹洙(师鲁)写了一篇墓志铭。其本意是抒发自己对朋友的怀念之情,使他的美德彰著后世,不想却引起了一场风波,尹洙的遗属及弟子对此文极为不满,特到颖州欧阳修处与他辩论,滞留半月之久,欧阳修百般解释,仍没能得到尹家理解,最后还是请太尉韩琦另写了墓表。此事虽过,余波绵绵,事隔不久,又发生了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删改欧阳修所撰其父神道碑一事。对这两桩文学史上的公案,欧阳修感慨万千,终生难忘。在此后的20多年中,他有意识地依据这两篇碑铭的写作原则,又写了100多篇神道碑、墓志铭、墓表、祭文,并留下一系列关于碑铭文写作的文章。今天,围绕《尹师鲁墓志铭》和《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重读欧阳修的碑铭之作,仍感启发殊深。     

论鲁迅的“辫子三部曲”

鲁迅先生因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对中国人头发的遭遇极其敏感且终生关注。当鲁迅还是孩子的时候,辫子最初向他“提醒了满汉的界限”;在青年时代,他因剪去了辫子而受到“社会的责罚”;一直到临终前的两天,他还写文章表示对辫子“仍然要憎恨,愤怒”。③因此,辫子成了鲁迅一生中写得较多的东西。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写辫子最集中的作品是《风波》(1920年8月)、《头发的故事》(1920年9月)和《阿Q正传》(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这三篇小说创作的时间相近,而且均以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时代背景。在内容上它们又互有联系,有些人物甚至彼此出现。如《风波》中的七斤在《阿Q正传》里被提到,《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也像《阿Q正传》里的钱大少爷那样,被人称作“假洋鬼子”,并且也棒打了笑骂他们的人们,等等。所以,可以说,这三个短篇小说构成了鲁迅的“辫子三部曲”。     

每个人都是贵人

有3个实习生被分配到一个机关实习,办公室里有一位表情冷漠的阿姨,是临时工。她写公文的速度很慢。有时还出现差错。而其中的两个大学生自认为学历比较高,经常嘲笑她,这让她感到非常苦恼和尴尬。另一个大学生来自农村,他总是默默地做事,从不参与他们的讨论和比较。有时,他做完了自己手中的活儿,还会非常热情地去帮助这位阿姨。3个月后,有人告诉他们,那位阿姨是某局局长夫人,那3位大学生愣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