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鲁迅”的周边

<正>“竹内鲁迅”即日本学者竹内好(1910—1977)阐释的鲁迅,代表性文本是竹内1944年出版的专著《鲁迅》(日本评论社)。《鲁迅》出版四十年之后,到了1980年代,日本另一位鲁迅研究名家丸山升(1931—2006)在其长文《日本的鲁迅研究》中还说:“这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     

战后日本出版的鲁迅传记书目

《鲁迅印象记》增田涉,1970,326页,角川选书《鲁迅》竹内好,1948,338页,世界评论社《鲁迅杂记新编》竹内好,1976,222页,劲草书房《鲁迅入门》竹内好,1953,239页,东洋书馆《鲁迅》竹内好,1961,209页,未来社     

“池田鲁迅”:战后日本鲁迅传播的新形象

与"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日本"学院鲁迅"形象一样,"池田鲁迅"也是在战后日本时代语境中建构的日本鲁迅形象。一方面,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思想探究和价值传播一直紧贴战后日本变化的时代语境,并积极致力于发掘鲁迅之于当代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池田鲁迅"不同于日本的"学院鲁迅",它是日本鲁迅实用性研究的典范。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后,池田大作在注重鲁迅"人性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发掘鲁迅的文化交流意义和教育思想价值,并以鲁迅为媒介,推进东亚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使得鲁迅传播显示出强劲的活力,而"池田鲁迅"也成为鲁迅在海外传播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形象。     

思想是如何成为自身的——解读"竹内鲁迅"的一种线索

2005年,日本老一辈学者丸山升的论文集《鲁迅·革命·历史》在国内出版.①我在读其中的《日本的鲁迅研究》时,对他解释"竹内鲁迅"的一段话印象深刻.这段话意在解释为什么竹内好放弃对鲁迅思想"变化"的研究,转而探求鲁迅身上"不变"的因素.他指出竹内好用"回心之轴"、"文学者的自觉"等语言所表现的东西,是鲁迅身上几乎性格化、气质化了的某种因素,因此很难用语言定义、说明,甚至这种定义、说明本身是做不到的.那么,探求这种难以证实的东西的"行为"(方法)背后指向什么?在丸山升看来,竹内好之所以执意去探求鲁迅(表面变化的)思想背后不变的因素是因为他深刻体验到"‘思想'是多么脆弱的东西,或者换言之,将‘思想'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是多么困难".[1](P345)所以竹内好面对的问题是:"对于人来说,最后留下的是什么?人靠什么而得以生存?"[1](P345)这是竹内好把握鲁迅的出发点.在丸山升看来,竹内好能够深刻感觉到这种"思想"的外在和"脆弱",并形成写作《鲁迅》的动力,是因为他目睹了"当时的日本,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许多‘思想家'们,不仅政治上败北,思想也很容易变化,倒向了军国主义、国家主义".[1](P345)丸山升以这种明白而准确的方式把握了竹内好写作《鲁迅》的立意及其得以产生的现实历史脉络.     

论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对鲁迅的影响

综观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话剧<人民公敌>是鲁迅最为看重,也是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影响最深的作品.<人民公敌>中先觉者与庸众对立的思想启迪了鲁迅,他的文学作品多次出现了与<人民公敌>同样的主题思想,并形成了"先觉者与庸众对立"的主题结构模式.<狂人日记>、<药>、<长明灯>、<孤独者>都表达了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这一主题.鲁迅欣赏和赞同先觉者打破"铁屋子"的行动,但是对于先觉者的命运,鲁迅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先觉者与庸众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既有可能先觉者被庸众所压迫、扼杀而愈战愈勇,如<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也有可能以先觉者为庸众所"诱杀"而终结,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这后一种可能无疑揭示了先觉者与庸众对立斗争的复杂性,体现了鲁迅对易卜生及其<人民公敌>的超越.     

日本学者竹内好论鲁迅的作品

<正> 在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当中,竹内好先生(1908——1977)影响是极大的。他在一九四三年写了一本专著《鲁迅》,一九四四年由日本评论社作为《东洋思想丛书》之一出版,后又改为创元文库版和未来社版多次再版发行。仅以未来社版为例,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七年,就印刷发行了十五次。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这著作的重视。自四十年代起,他的鲁迅研究就在日本获得了“竹内鲁迅”的赞誉。这也可见其巨大影响之一端。竹内好的这部《鲁迅》被认为是“竹内好关于鲁迅研究,的一部具有总括性、开创性和代表性的著作”(见陈漱渝:《国外鲁迅研究状况》、《批评家》八六年第二期),涉及到鲁迅的传记、思想、作品以及鲁迅对政治与文学的看法等一系列问题,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只打算把这部著作中《关于作品》一章的主要内容介绍一下,供研究鲁迅的同志们参考。     

鲁迅弟子关于“鲁迅”重构的内部争辩

有关鲁迅思想阐释及“鲁迅”形象的再叙与重构,是建国初年文化再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关键当事人,鲁迅弟子出于位置不同、对鲁迅精神理解与继承方式的差异,在其内部酿成两个“鲁迅”相冲突的理论争辩。它从胡风、雪苇等对冯雪峰等的不满开始,以耿庸《〈阿Q正传〉研究》的出版为标志。耿著批评“两期论”,表面上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统摄鲁迅前期和后期,实意在回避《讲话》有关思想改造的权威论述,申张启蒙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探求。这一论述策略,被另一鲁迅弟子唐弢在《文艺月报》组织文章予以批评、揭露。由于丧失公开的文学资源,胡风、耿庸等只得以私信、讲演等方式展开论辩。但由于主客观的多重因素,这场论辩终于因陷入批判旋涡而流产。     

鲁迅的怀乡

鲁迅对于故乡的情感极为复杂。本文从鲁迅青年时期"逃离"绍兴、鲁迅的现代观念的建立和"现代者"身份的确立等方面否定了鲁迅怀乡。     

革命辩证法:鲁迅、竹内好与近代的超克

从战时创作《鲁迅》到战后以中国为方法批判日本的近代,从重估“近代的超克”思想到提出“作为方法的亚洲”命题,看似不断转向的竹内好,却始终坚持着一个基本诉求:通过抵抗西洋的近代来建构东洋的近代。东亚世界追求主体性的近代合乎情理,但由此生发的各种“反近代的近代性”思想,却隐含着难以逾越的自反性矛盾,从而导致东亚各国的反帝、反殖民革命在实现民族解放的同时,也造成以反西方为籍口的次帝国主义政治的发生。虽然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创造性地再生产了鲁迅及其文学,但亦应注意其永远革命的超克话语中,其实一直游荡着反革命的幽灵。     

拯救与复仇——“耶稣受难”故事在鲁迅《复仇(其二)》中的变异

通过比较<复仇(其二)>与<马可福音>在话语叙述方式、文本结构与意义的表达等方面的不同之处,认为"耶稣受难"故事在<复仇(其二)>中已由一个神话事件转变为社会历史事件,文本阐释的重点也由宗教意义上的对人类的拯救转变为人性意义上的先觉者对庸众的反抗,从而体现了鲁迅复仇逻辑的价值选择与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有限革命的张力：“国民革命鲁迅”形象的建构与解构

《鲁迅在广东》基于国民党左派背景,通过收集鲁迅初到广州的时评及其本人的演讲作文,建构出了一个"国民革命鲁迅"形象,它将鲁迅从一个"文学家"升格为代表国民革命的"时代的战士",反映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策略和"有限革命"性质带来的张力空间。最终因为清党的原因,鲁迅否定了这一形象,并建构出了新的"同路人形象"和"同路人革命传统"。而鲁迅与国民革命离合的背后,实际是"大革命"观和"有限革命"观的冲突。     

“鲁迅圈子”的形成

中国的文人群体自古以来就有聚会结社之风。明清之际,由于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知识分子的增多与文人聚会结社制度的逐步完善,文人群体间的聚集开始有了自觉的群体归属意识,也即是"圈子""群体"的归属意识。晚清报刊媒体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文人社交的"圈子化"。鲁迅在初到日本留学时就开始有了"圈子"意识,先是加入了"同乡会",继而结交《浙江潮》的编辑,后来自己组织人员想创办新的文艺刊物《新生》,在经历《新生》创办失败后的多年沉默,鲁迅在北京又加入了《新青年》的文化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盟军。鲁迅深知文学圈子的重要,多年来不断组织身边的青年创办各种文学杂志,并最终形成了以鲁迅为核心的文学圈子与文化圈子。     

现代非洲知识分子“回心与抵抗”的心灵史——对钦努阿·阿契贝小说《神箭》的分析

日本学者竹内好在研究鲁迅的小说时,阐明了"抵抗"或"回心"对于非西方文学的意义,尽管非洲作家所经历的回心的心灵运动与竹内好、鲁迅并不尽相同,但非洲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却属于这种回心的文学。在黑非洲作家中,强烈意识到"回心与抵抗"式命题的是尼日利亚小说家钦努阿·阿契贝。我们可以借助"回心与抵抗"的概念来研究阿契贝的《神箭》,通过分析小说中的代表性人物伊祖鲁面对土地、宗法和父法由于白人的到来而引发的危机时的选择,探讨非洲现代知识分子"回心与抵抗"的心灵史。"回心和抵抗"在非洲历史中有着独特的内涵,鲁迅只是展示了文化和社会的败象,而阿契贝可以非常详尽而准确地描述出民族经历毁灭的过程,因为这就是非洲的历史经验。     

鲁迅《水浒》研究的“精神说”试析

本文认为 ,以“反抗政府”、“仇视外寇”为主要内容的“水浒精神” ,是鲁迅在对古典文学名著《水浒》的研究中提出的独到见解 ,鲁迅以此为契入点考证了《水浒》的故事流变、版本演化等问题 ;对“水浒精神”的审视 ,是鲁迅“从小说来看民族性”的组成部分     

《野草》: 鲁迅否定辩证法的阐释与运作

鲁迅的思维意识中始终潜存着一种辩证的否定意识,它深嵌于鲁迅关于自我及其归宿的认识中,沉淀在鲁迅关于个人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找寻中。在《野草》中,内外压抑之苦的双重谛视、生死临界处境的双向考量是其否定意识的辩证呈示。鲁迅否定辩证法的实践基点是主体的行动,在人与存在的互动中透析民族整体生存的历史过程,藉此确证主体的精神品格和存在意义。     

“树人”即鲁迅？——关于两篇疑似鲁迅佚文的考辨

1921年《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的两篇署名"树人"的文章从许多方面考察都应是出自鲁迅之手,《邵力子年表》也径自将其认作鲁迅作品。但是查阅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书信等资料却又无法找到直接证据,因此只能审慎地将其定为"疑似"鲁迅佚文。     

“鲁迅”在1946—1948

抗战结束到新中国建立四年间,风云突变、天地玄黄。民族命运的起伏莫测直接影响到了文学的发展。由于鲁迅特殊的地位和影响,不同的政治势力、社会力量纷纷将对其纪念的"言说",作为构建话语系统方式。论文查阅了1946—1948年间出版的近五十种刊物,以上海和北平为中心,讨论了不同的政治势力、社会力量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纪念鲁迅的文字是如何以"鲁迅"为符号回应急迫的现实政治或文化问题以及他们通过对鲁迅的再建构试图表达的意义。     

鲁迅与“孝”

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对传统文化的"孝"认识最深刻、批判最激烈的作家.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有时不得不遵从封建礼教,因为他又不敢背负不孝之罪,是在十分守"孝道"的同时剧烈牺牲自己的,是什么促成了如此的矛盾?又是什么使鲁迅面对朱安有"罪人"之感.因为他仅仅是历史过渡"桥梁中的一木一石",他所承载的历史变革重任还要继续"探索".     

从“民族鲁迅”到“延安鲁迅”——国共博弈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逝世之后,国共两党围绕其形象建构展开了宣传博弈,中国共产党基于抗战形势和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对民族主义话语的垄断,不但实现了从"民族鲁迅"到"延安鲁迅"的转换,更确立了以"鲁迅方向"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建构出与"三民主义文化"相抗衡的"新民主主义论"。但是,基于国共两党政治博弈和时代需要而产生的鲁迅的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始终蕴含着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     

论《阿Q正传》对儒家良莠混合学说的否定与“反讽”修辞

儒家的良莠混合学说,主要是指其中既包含了合理的因素,又包含了不合理因素的学说。其中,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中所引用的"名不正则言不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及"斯亦不足畏也已"等,就是这种具有良莠混合形态的学说。鲁迅在小说中以敏锐的思想之力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学说给予了否定,其否定所采用的基本艺术形式就是反讽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