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府干预的民族地区行政价值趋向分析

本文从民族地区政府"现代化"观念的特有逻辑、后发现代化的现实悖论以及民族地区后发现代化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探讨民族地区行政"政府干预"的经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共时性"要求对民族地区"政府干预"的实践诉求,旨在加速民族地区的现代转型。     

论宋代的甲乙与十方寺制

从佛教社会史的角度,对宋代寺制中的甲乙与十方寺制的区别及其例外情况、"革律为禅"的特定含义,二寺制与佛教戒律精神的错位、十方寺制的起源,二制寺在宋代寺院格局中的动态关系,政府对二制寺的管理,十方制的弊端及其产生原因,十方制在宋代政教关系中的意义等问题作了考论。     

社会转型中的政府信用问题及其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政府信用出现的种种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社会转型导致了"理想人"与"经济人"的冲突、新旧制度的摩擦和矛盾以及政府角色和能力不能符合渐高的公众预期。对此,明晰产权关系,构建"价值人"的目标导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完善制度体系,实行"阳光行政",规范政府行为;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建构"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应是转型社会中提升政府信用的现实路径选择。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双轮驱动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社会保障视角的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包括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政府干预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五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的实践,并深化了对其的认识。通过分析现阶段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协同与冲突,提出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双轮驱动有机结合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对策,认为为市场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键是政府对顶层设计和兜底工作的强化和认识。     

近代分权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机制设计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新常态视野下新型政商关系构建——基于“亲商”与“清商”的双重视角

良性政商关系的构建对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发展影响尤为深远,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新常态下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需要政府从"亲商"入手,落实官员"亲商"行为规范、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注重企业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在实现"亲商"的过程中,强调在"亲"的基础上保持"清"的界限,通过构建政府官员"清商"行为规范、完善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创建平等有效沟通渠道、透明交流过程以及加强中小企业权益保护等方式,塑造政企"亲上加清"的互动模式。 更多还原     

建立可持续财政分权体制的主要原则与对策考虑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是金融制度建设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我国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演变来看,地方政府金融权力呈现出的扩张态势、金融权力关系变迁中的政策主导性以及金融权力结构关系的失衡是其主要特征。这与金融发展的地方化趋势、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法律调整的"空缺"有紧密关联。优化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结构,应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实现中央统一监管下的差异化授权;平衡兼顾地方政府多重角色利益诉求,形成权责明确、权责相称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健全完善立法,填补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法律"空缺"。     

论政府公务员的“角色错位”

"角色错位"是政府公务员在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各种关系的需求等方面的行为未按规定执行,其行为与政府公务员的社会地位、身份不相一致所致.目前政府公务员‘‘角色错位"是一普遍现象,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政府职能未真正转变--从阶级职能转变为社会职能;二是"官本位"的文化意识根深蒂固;三是政府公务员缺乏指导行为的"组织理念".     

国家治理体系视野下政府三个维度的关系问题研究

在国家治理体系视野下,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这三个关系问题至关重要,需要进行专门研究。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被"利益霸权"扭曲的问题,解构利益霸权是建立规范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制定听证制度从听证程序上制衡政府自由裁量权,保障公民自由权利。为解决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被扭曲的问题,必须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作为服务型政府,要服从和服务于公民社会,营造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为适应政府从包揽公共服务的管理模式朝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的转变,必须建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新型关系,使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方式发生重大改变。     

利益集团与政府关系的比较研究——“国家—社会”范式的分析视角

文章以"国家-社会"范式来分析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剖析了两者关系的"多元主义模式"、"精英主义模式"和"法团主义模式"等三种类型,从而为我们观察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参照维度,这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试析完善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中“社会平衡度”问题

"社会平衡度"是对公共事业建设中的内、外在关系状况的总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握好公共事业建设中的种种关系的平衡。支持以"社会平衡度"视角分析问题的理论依据是经济学上的资源配置和一般均衡理论以及行政管理理论中的公平合理原则。政府应确立以"社会平衡"为中心的发展观念和行为模式,科学定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立社会发展投入增长的机制,确保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平衡协调;积极培育和发展第三部门,推动"多中心主体"社会治理等方式来完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公用事业:挑战、权衡与管制

进入2l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公用事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市场经济规则的挑战、全球化的挑战、环境保护的挑战、城市化的挑战和资源约束的挑战,发展环境愈来愈复杂。同时,在公用事业改革的进程中,面临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国有与民营、垄断与竞争、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的权衡取舍关系。为了应对公用事业发展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以及权衡取舍各类关系,政府须建立与当前社会制度环境相适宜的,规范、理性、创新、动态的管制模式,促进公用事业改革并最终使政府管制更具效率。     

社区治理中社工机构与居委会关系重构——以福州市的个案研究为例

社工机构与居委会之间互补协作,建构平等的"伙伴"关系是多元社会治理的理想类型。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居委会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后,分摊出宣传、服务和部分临时性任务让社工机构承担;社工机构因其非营利性、组织创新性以及弱专业性,在服务对象来源、服务资源以及成效宣传上依赖居委会,表现出"职能分摊-资源依赖"的"伙计"关系。"伙计"关系是社工机构基于现实状况而做出的一种妥协,未来应该促进双方合作关系的实现。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财政责任的优化

我国"城职保"中政府财政责任的长效机制缺乏主要表现在转制成本的偿还机制未确立、政府财政补贴责任不明晰、政府间规范的财政责任分担机制未形成以及政府财政补贴支出的均等化功能不足。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实施名义账户制,改革政府财政兜底模式及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责任关系等措施,可以优化政府在"城职保"中的财政责任,控制政府支持基本养老保险支出的财政风险并促进"城职保"的健康平稳发展。     

“关系”对个体职业发展的影响:综述与展望

中国社会是"关系社会"、"人情社会",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通常受到各种关系的影响。组织内部的关系包括同事关系、领导关系。与同事良好的关系有助于个体绩效的提升和自我效能感的增强;与领导良好的关系对个体的晋升速度、薪酬水平以及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积极的影响。组织外部的关系如亲朋好友关系、政府关系、商业关系都是个体重要的社会资源,良好的组织外部关系对个体的职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政府、市场关系的厘清与作用发挥的法治保障

政府与市场是内生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两个重要调节主体,是社会经济的"一体两翼",有着不同的性质与功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三点:第一,宏观、微观经济领域各显其能的关系;第二,政策法规与经济规律共同作用的关系;第三,自发调节与自为调节相互补充的关系。当前,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政府、市场"两只手"的并用,使"两只手"互有分工、有机配合,共同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新三元结构"与公民社会发展——从政府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

政府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关系动态变化的博弈过程,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稳定的、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三元结构"。在"新三元结构"关系之下,公民社会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极,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发展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与政府体制改革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中国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发展

分析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两者之间的历史发展关系,以及二者关系的类型与特点,并结合深圳、上海、香港等地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合作发展经验,提出"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团管理,法规监督"的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同发展的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