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免除后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转变的实证研究

农业税免除会对村干部日常工作重点产生影响,促使其职务行为重心发生转变。在明确村干部职务行为的内涵之后,结合实地调查数据资料对免税前后村干部职务行为分为三类,进而通过量化处理,实证说明了农业税免除后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转变的方向:由免税前的以完成国家任务为主转变为以管理集体资产为主。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的转变使其作为国家代言人的角色减弱,作为村民代理人的角色得到加强,村干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为村民服务的过程。     

“利村”角色与“利己”角色

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基层建设的重要推动主体,其职务行为不仅是保证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多重理论基础,划分出“利村”与“利己”这两种村干部角色类型以及“利村不利己”“利村又利己”与“利己不利村”三种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探讨村干部角色对于其职务行为倾向影响,并运用案例分析方法验证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对乡村治理结果产生的异质性。同时在对“利己不利村”这一职务行为倾向进行深入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其典型行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在村干部行使职务的过程中,本应扮演“利村”角色代表政府与村民来维护双方切实利益的村干部,由于个人精致利己主义的心理选择和行为动机,他们往往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导致其“利己不利村”的职务行为倾向。由此提出规范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的两点对策：一方面,加强村干部同级监督力度,完善政府行为监督机制,打造上下协同的双重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完善对村干部的惩戒和激励机制,畅通晋升通道,形成“宽严相济”的管理模式。     

法治思维：职务行为法律控制的基本维度

职务行为法律控制的基本维度直接关系到现代法治国家的构建,关系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法治是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良性互动的基础,法治思维是法治内涵和法治本质的表征和体现。法治思维是职务行为法律控制的必备要素、重要保障,是职务行为法律控制的基本路径选择,法治思维决定着职务行为法律控制的制度范围和具体内容。构建普遍性的法治思维,是职务行为法治化的基本条件,应通过法治思维的运作来推动职务行为的公平、正义和效率目标。     

我国司法人员对非法职务行为民事赔偿责任的合理承担

我国司法人员对非法职务行为,目前并不向受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在国家赔偿制度中通过遭受追偿的方式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司法人员因此享有一定的责任豁免的利益是不正当的。司法人员对非法职务行为应当承担合理的民事赔偿责任,这有助于规范其职务行为,同时有利于保障其正当的职业利益。     

对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界定标准的认识——根据《国家赔偿法》第5条第1款展开

因职务行为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国家赔偿责任的承担,故此,学术界对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界定有多种观点和学说,包括主观说、客观说、综合标准说等。然而从国家赔偿法第5条第1款的规定深入分析并结合其立法意图,不难发现职务行为界定的核心要素即是行使职权。     

驻村帮扶下村庄治理主体结构和行动逻辑——基于T县两村的实证研究

精准扶贫要求精准帮扶，驻村帮扶有利于贫困村的脱贫致富。“结构-行动”理论框架下的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作为贫困村不同治理主体，其利益诉求并不一致，各自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驻村干部“目标差异”的行动逻辑和村干部“工具理性”的行动逻辑，建构起两种不同理想类型的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分别是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和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使得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有效发挥扶贫作用，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则不利于贫困村的脱贫攻坚。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需要发挥村干部的主体性作用，完善驻村干部考核机制，平衡扶贫资源禀赋差异性，发挥驻村帮扶对于精准扶贫的最大功效。     

少数村干部的观念调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村干部的思想状况如何，与这一目标的实现有着直接关系。因此，深入研究村干部的思想现状，探索解决各种思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强化村干部思想教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美国联邦所得税法公司免税分立制度的介评

美国联邦所得税法公司免税分立制度以价值取向明确、免税分立交易适格要件设计周密、反避税规则精密细致而著称。鉴于我国现行企业免税分立制度大量借鉴了美国立法经验,因此尝试对美国免税分立制度予以详尽解构与评判,以便对充分理解我国现行企业免税分立制度的运行机理有所裨益。     

政治引领: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力机制探析——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考察

既有研究难以对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实践背后的动力机制问题做出有效解释。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调研表明：“治理事务”和“治理资源”是内在决定基层组织形态和村干部角色的两大基础性变量。研究发现：以X村为代表的中西部留守型农村，村庄内生性治理事务有限，且村庄集体经济空壳化明显，不具备村干部职业化的内生需求和经济基础。近年来，随着治理任务密集下沉，村级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对村干部职业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加之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多，部分地区具备了支付村干部职业化所产生的组织成本的经济能力，走向了村干部职业化道路。但当中“政治引领”特征突出，这与中西部绝大多数普通农村村庄基础并不匹配，因此村干部职业化并非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村官”廉洁是和谐的基础

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和谐。村干部的直接工作对象是农村的群众，当前发生在村干部队伍中的不廉洁行为，尽管从违纪金额来说，大多数都不是很大，但严重败坏了党风，不同程度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并容易引发群体恶性事件，对农村的稳定与和谐构成了严重威胁。要认真对待并严加治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力解决当前影响村干部廉洁的突出问题，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拆迁中村干部的角色与行为分析——基于H省Z工程的调查

在乡村关系中,村干部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研究其角色和行为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通过对H省Z工程拆迁的参与观察,旨在以"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呈现村干部的角色和行为逻辑,而无意对拆迁中的相关利益群体的行为进行价值判断。     

大学生村官计划实施现状调查与思考——以湖北省洪湖市为例

选拔大学生到村和社区工作对促进新农村建设、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养锻炼年轻干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洪湖市大学生村官工作状况的调查,分析了大学生村官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大学生村官计划政策落实过程中凸显的问题,并结合在校大学生对村官计划的认知状况,对探求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对策与建议：建立科学的村官管理制度、政策宣传教育工作前移至学校、加大对大学生村官和村干部的培训力度、落实和提高大学生村官待遇。     

村干部调查：透视村委会实施职能的基本情况与存在问题——来自湖北的经验与启示

村干部依法实施各项职能是落实国家方针政策的重要方式。湖北省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村干部在性别构成上未能实现男女平等,年龄分布上没有达到年轻化的要求,而且学历水平也不算高,但这些都暂时没有对当地村民自治的推进构成实质性障碍,也不影响村干部开展各项工作。然而,村干部对自身职能的认知途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对职能内容的理解也各有不同,这必将对法定职能的兑现不利。通过对职能实施过程考察可知,当前村干部任务重、工作时间长、难点多。因此,今后应进一步提高村干部的待遇,《村组法》中关于村干部不能脱产的规定需要修改,同时,还应对涉及村委会职能规定的各类立法进行梳理、完善。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兼论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使用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表征村干部激励强度,利用陕、豫、冀3省135个行政村调查数据,使用Bi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考察不同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研究表明,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水平一般,村域社会资本、村域认同、村域信任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村域认同激励效应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网络激励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村域社会资本、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励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工资激励贡献度次之,政府检查激励贡献度最低。     

干群关系与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

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正呈现多发之势。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干群矛盾激化的结果,凸显了干群矛盾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也表明以此为契机,构建良性互动的干群关系的紧迫性。密切干群关系,依法妥善处置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需要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与教育,重塑政府形象,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和完善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     

村干部能力建设问题研究——以天津市西区为例

村干部身处农村基层一线,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最终贯彻者和执行者。在全面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村干部的素质高低、能力强弱,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实施,直接关系着农村的繁荣稳定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以天津市西区为例,发现农村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对村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维护农村稳定、转变领导方式、推进民主政治等方面有很多新要求,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完善选拔任用、教育培养、民主管理、考核监督和激励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力求构建起一套科学的、完善的、符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规律的、切合村干部队伍实际的能力建设机制。     

“有才无德”村干部:悖谬及原因

1990年代,两湖平原地区农村出现大量＂有才无德＂村干部,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悖谬之处。农业税取消前,县、乡和村干部因收缴税费形成坚固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在税费收缴中,乡村干部常常难以用合法手段对＂钉子户＂进行有效治理,＂有才无德＂村干部可以依靠乡村混混以暴力收缴税费和提供村庄公共品,则有其比较＂优势＂。＂有才无德＂村干部这一悖谬现象,反映出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局部弱化,农业税取消后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公选村支书的发生机制与现实价值

公选村支书从局部试点并在全国推广,标志着公选村支书已经从个别地方的实践成为选拔村支书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从发生机制上来看,公选村支书主要由地方主动创新,并由地方党政领导精心设计、直接组织的。公选村支书创新了村干部的选任方式;提高了村干部队伍素质;扩大了党内民主,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推进了基层民主的发展;深化了乡镇机构的改革。     

随礼、求雨、扭秧歌：东北Z村村民自治的民俗背景分析

从Z村及农民K的实际出发,考察随礼、求雨及扭秧歌活动过程中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互动情况。试图说明：大多数农民对随礼并不排斥,随礼是农民实现情感交融和经济互助的重要途径,村干部积极参加村中红白事并随礼,目的之一是为了方便其日后开展工作,随礼中干群互动的方式是间接的。对于求雨,村干部虽然不参加,但也不反对,他们以妥协和默许的方式实现与求雨者之间的隐形互动。扭秧歌是直接的干群互动,它表现为村干部对参加者在资金、场地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文章认为,民俗对村庄成员能产生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对随礼、求雨等欠科学的民俗,只能依赖劝导和教育的方法规范而非强制手段,对扭秧歌等健康的民俗,应该通过各种方式传承发扬。     

浅谈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与对策

分析了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 ,阐述了解决好当前农村稳定问题的对策 :( 1)改革乡镇管理体制 ,加强乡镇机关行政效能建设 ,创造干部为群众服务避免矛盾发生的条件 ;( 2 )处理好“予”与“取”的关系 ,发展生产力 ;( 3)坚持“物质和精神的统一” ,化解矛盾教育农民 ;( 4 )加强思想作风教育 ,提高基层干部素质 ;( 5)依法治村 ,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用制度规范干部群众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