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批判

在司法过程中,价值衡量是法官填补法律漏洞、作出正确裁判所必须依赖的重要方法。然而,长久以来,价值衡量被简化为利益衡量,并在许多法学论著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文章意在指出,这种简化实质上是一种将权利利益化的庸俗产物,它对于法治和司法正义必然产生损害,指出这一实质,并作出“权利论”的批判,有助于维护法治之真谛并在司法实践中推动它的实现。     

权利冲突的产生和化解的法理思考

本文从人和社会及法律本身的缺陷入手分析权利冲突产生的必然性,并认为要通过权利主体的合作和交换原则并通过立法,特别是司法环节的价值衡量和利益衡量原则去最终化解纠纷.     

从原则与例外之争到司法裁量基准之建构——行政诉讼暂时性权利保护机制的新构想

我国当下的学术研究和司法实务在行政诉讼暂时性权利保护机制的设计上普遍存在以停止执行为原则和以不停止执行为原则这两条思考路径。作为司法审查过程中利益冲突与消解的制度表征,起诉是否停止执行本质上是在执行利益与延缓利益之间的权衡与取舍。比较法的观察同样显示,域外立法规定虽貌离而神似,通过立法赋予司法裁量权则体现出暂时性权利保护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我国现行立法的修改也应超越无谓的原则与例外之争,将重点转向对司法裁量概括审查和利益衡量二重基准的建构。     

构建和谐社会:司法的功能、作用和使命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作为法治代言人的现代司法,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治功能是现代司法的应然功能,主要体现在司法权在宪政结构中对权力的制衡调控功能和对权利的保障协调功能。司法法治功能的实现对落实宪政、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和谐有着巨大的作用。面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应当将法治功能与中国社会的本土特性、时代特点相结合,发挥司法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The Application of Pareto＇s 80/20 Rule to Law：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upon Trials Involving a Plea of Guilty

在法律领域，特别是在诉讼等争端解决领域，司法机关可以通过简化简单多数和优化复杂少数实现最优司法资源的配置。司法机关简化简单多数，是要在保证法律主体基本权利的前提下，本着简化程序而不简化权利的原则降低司法活动的边际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并促进司法公正。基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的定量分析结果，中国刑事司法领域通过简化简单多数来优化复杂少数的资源配置机制还有较大空间。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认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程序的实施，需要充分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并提高侦查、起诉和审判等环节的司法效率，才能在整体上科学配置刑事司法资源并有效促进司法公正。     

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冲突及司法规制

在民主选举、基层管理之外,新时期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还应关注农民的利益诉求和权利保障.当代中国农村权利体系的不断发展是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一个亟须关注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领域.同时,法治话语下村民自治的权利冲突现象也需要一种理性、审慎的法律力量予以纤解.从新农村建设的长期目标来看,乡村治理的司法救济体系应在程序选择上予以修正.     

论禁止权利滥用与和谐社会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向人们宣示了一种价值趋向:在利益面前保持克制,当个人权利同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限制自己的权利.社会民众的普遍限制权利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个人不限制权利,那么其他人也同样有滥用权利的权利,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瓦解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的和谐有序也就无从谈起.限制权利、禁止权利滥用不仅是人们的一种行为准则,还应当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正是法治社会中维系社会和谐所必需的精神追求.因此,禁止权利滥用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精神.     

以人为本与法治发展——兼论程序公正的权利表达

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应通过法律尊重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现代意义的权利理念是从西方起步的,但权利公理作为本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论证路径必定依循本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当下中国而言,需要处理好民本的固守与正当性权利概念的引进、"国家悖论"与地方性权利的参与、回归政治国家与权利的程序法则三个基本关系。中国的权利公理在前现代社会是以福利为基点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本位导向的"积极福利"理论应是法治发展的基石。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在实现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中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决定了程序公正优先,它是走出"丛林正义"、迈向法治社会的先决条件。     

论和谐社会司法公正

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其理念具有丰富内涵,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方式,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前提。没有法治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而法治社会的实现又离不开司法权力的公正行使。司法的公正恰是司法的灵魂。所以,和谐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要求是内生的,司法公正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应有之义。和谐社会是利益多元的社会,其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亦是多元的。司法公正则能消解不同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的纷争,达致多元利益诉求的共存,这无疑使得司法公正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显得尤为重要。     

论法律推理中的利益衡量

法律推理中的利益衡量是法官解决疑难案件的重要思维视角和思维方法,本文探讨了法律推理中利益衡量产生的司法实践条件和理论背景,分析了它的概念及运行过程,阐述了研究法律推理中的利益衡量问题所具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Balance between Punishment and Protection:Theory and Practice of State Exoneration from Criminal Compensation

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并非总是和谐一致,而往往处于冲突之中,这一冲突在刑事司法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如何合理界定冲突的平衡点?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为解决这一冲突模式,特别是在中国现实司法语境中合理界定二者之间的边界,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进路。在法治社会中,刑事赔偿国家免责条款所界定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平衡点,绝不是中间点,而应当向保护公民权利倾斜,即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该优先保护个人权利。     

论社会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及制度创新

社会权利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权利伦理化和权利社会化是社会权利保障形而上的理论基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和提振民权则是社会权利保障的功利基础。未来我国法治发展应当把社会权利保障作为重点,并以平等化、法制化、司法化、社会化等四化建设为导向来创新社会权利保障模式。平等化,就是要从"倒福利"变成"正保障";法制化,就是要从"政策支票"变成"国家责任";司法化,就是要从政府"自我约束"变成"权利救济";社会化,就是要从"行政包揽"变成"合作治理"。     

俄罗斯权利保障制度的新发展

俄罗斯在向法治国家迈进的进程中,公民权利保障的基本制度得以建构并日益完善,这主要表现在将入的自由和权利确立为法律的最高价值以及依法控权来保障公民权利上.未来,俄罗斯法治将更加彻底地贯彻个体权利至上原则;规范权力的运行,保障权利不受侵蚀并对外国人的权利给予足够的保障.     

试论正确处理弱势群体权利保护中的几种关系

在弱势群体权利保护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否会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公共权力能否干涉弱势群体的权利?救助弱势群体是否只是社会的责任?在宪政法治条件下是否需要法制强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时代背景,正确处理弱势群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弱势群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自我救助与社会救助的关系;宪政法治与法制强权的关系。     

被害人问题:刑事司法的局限与可能

被害人问题为当下刑事法学界的重要议题,因对其利益的忽视而致现代刑事法治面临严重正当性危机."尊重被害人、考虑他们的需要"成为刑事法学及各国实践的重点.反观国内,许多被害人问题研究着眼于谋求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地位的提升,而忽视了因无法改变的犯罪与刑罚的本质认识、司法的目的与其作为认识活动的性质等方面所决定了其在被害人问题解决上的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刑事司法固然在被害人问题解决上难当主力,但是在不损及被告人权利与诉讼目的前提下进行局部改良亦有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可能.所以,应对被害人问题的现实作法是强调刑事司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互动与协调.     

对中国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思考

从人权视角审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维护权利主体的人格权和其他合法精神利益，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人权。是一个法治之国立于不败之地的宪政基础，也是人权司法保障所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但是，中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于理论及立法上的欠缺，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精神损害适用范围狭窄，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态度不同，造成法律的不协调不统一，国家赔偿制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空白尚未填补等，还需要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进一步研究。以顺应充分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本文就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提出若干立法建议。     

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法理解读

司法是人类基于自身经验所孕育并不断完善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而人权则是基于人类对自身的主体性不断体认所生成的一种关乎人性尊严与价值的根本性权利。在法治化的语境中,两个概念存在天然的逻辑关联:司法是人权保障的利器,司法的理性化有助于提高人权保障的程度;司法过程可能存在的实践偏差则需要通过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予以价值纠偏。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Criminal Judicature in China

１９９６年,中国颁行于“文革”后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被做了大规模的修改。随之,一场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改革在中国发生了。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基本诉讼原则得到了更广泛的贯彻,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人们几乎普遍对这次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将其视为中国在刑事法律中加强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志。然而,实际上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立法机构和法学者所预期的目标。本文以为,中国刑事诉讼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司法体制的问题,尤其是公安、检察与法院的法律关系问题。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流水作业”式的司法模式。具体而言,中国的司法模式体现在警察权的司法化、检察权的制度化悖论以及弱化的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要想刑事司法在中国实现真正的“现代”转型,只有将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建立在宪政之上。     

论当代刑事判决的功利性价值选择

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司法判决则是对公平正义的宣示。刑事判决的功利性价值追求在于在诸利益矛盾体中协调各方利益,在判决的社会可接受性中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判决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最终达致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理想状态。     

论患者隐私权保护中的权利冲突与平衡

医疗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在诊疗实践中患者隐私权与其他权利发生矛盾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并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尽管《侵权责任法》在法律的层面确立了患者的隐私权,但是对患者隐私权保护中的权利冲突问题未作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尚未形成统一的解决对策.现实中,患者隐私权保护冲突表现为患者隐私权与医疗机构的教学权、公众知情权、他人知情权以及与医方的医疗知情权的冲突,权利冲突的实质是利益的冲突、价值的冲突、认知的冲突以及文化的冲突.基于此,应坚持权利冲突的平衡原则,包括权利位阶原则、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权利协调原则以及必要限度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