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四重证据法与人文创新

文章提出改造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little tradition)概念,按照符号学分类指标重审中国文化传统,把汉字编码的书面传统作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以来的神话思维视为大传统。提示生活在文字编码小传统中的当代人,如何利用现代新知识所提供的多重证据,如先于汉字出现的玉器符号,超越文字符号的遮蔽和局限,洞悉大传统的奥妙。新兴的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倡导实地考察的田野作业,打开突破小传统拘限的知识新格局。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可当做大书来解读。从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的经验可知,对于读万卷书的知识人,行万里路的民间调研功夫,是摆脱小传统书本主义限制,洞悉大传统的关键。从方法论上归纳,可将新出土的文字作为二重证据,将文献之外的田野调查的口传活态文化传承作为三重证据,将出土的实物和图像等非文字符号视为四重证据。以四重证据法重新探寻文化大传统,获得超越前代的人文创新方法和认识境界。     

重估大传统:文学与历史如何对话——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学术观察与述评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学术年会以"重估大传统:文学与历史的对话"为主题,通过探讨和反思现有的文化大传统观念,以期拓展和超越既有文明历史框架,在中国重新发现历史,由此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学术前沿性的理论探索。笔者对此届年会的主题和研讨的相关问题进行学术观察,分别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评述:一、大、小传统的界定以及重估大传统的意义;二、中国的多元历史与多重叙事;三、文学人类学的学科整合与方法论探索。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学术创新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是从活态历史观的角度认识和研究传统文化,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考察和遗产保护的方法,同时也为传统人文学术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视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首先是田野工作方法,即把研究工作从文本扩展到文化活动空间,进行文化活动过程的研究;其次是在田野工作基础上的体验,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深入探索研究对象的精神内蕴。     

现代化过程中的学术演进──论二十世纪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三次价值重估

随着20世纪的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化,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完成了一个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演进的过程。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站在现代化的立场对传统文学进行新的价值重估,是促进本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以"五四"、建国初、新时期为标志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相应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在这三个阶段分别对传统文学进行了三次大的价值重估。由"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学的批判,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传统文学的批判继承,再到新时期对文学传统的弘扬。正因为每个阶段对这一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才形成了不同阶段的研究特色,推动了本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向前发展。     

凡客的咆哮:新媒体时代的批评文体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批评,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其文本载体和文体样式以网格批评为大宗。网络批评以不同于传统纸媒批评的体裁、语式和风格,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凡客的咆哮"。文章从对"凡客体"和"咆哮体"这两类网络批评文体的分析入手,阐释网络批评的文体特征,辨析网格批评的文体风格,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新媒体时代网络批评文体的文化价值及其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批评的意义。     

回溯与探索: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再定义(三篇)

主持人语:在文学人类学第六届年会上,围绕主题"重估大传统:文学与历史的对话",学者们结合古今中外的人类学理论、文献、文学文本阐述自己的观点,不止在理论上进行建构,还在具体文本、田野调查事项上进行文学人类学解读,新颖、独特,具有深刻的洞察性。其中焦点问题集中在叶舒宪先生提出的大、小传统的再定     

论《故事新编》的历史文化态度

质疑官方正史、偏爱野史杂记,是鲁迅对待历史的惯有态度,这是他追求历史之"真"、追求历史话语的现世关怀的体现。历史话语是一种"权力话语",鲁迅对旧历史传统的怀疑、对新历史标准的再造,是价值重估所需,也构成《故事新编》的精神底色。《故事新编》一方面通过铺陈推演,呈现历史话语的形成过程,抖落历史书写的奥秘,传统历史的书写范式被质疑、解构。另一方面,文本通过重写上古神话,诸子传说这些"存疑的历史",进入民族记忆的深处,以"文化思想史"的书写姿态对其做出理性的还原,在根柢上对华夏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疏通清理。同时,文本在人物的选择和事件的安排上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用意:从"神话时代"到"英雄时代"再到"诸子时代",《故事新编》梳理了人类认识、解释和改造世界的各种方式;从"死后"到"冷遇"再到"逃遁",小说集又从现代人的角度,对人类的理想国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这些都表现出鲁迅的精神探寻与人生困惑。     

从道德的“抽象的继承”转向“创造的继承”——兼论诠释学视野中的文化传承问题

回顾以冯友兰为中心的关于传统文化继承问题的思想讨论,结合哲学诠释学的视野,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是从"批判的继承"转变为"创造的继承"。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诠释与应用实践",达致在扬弃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目的,使中国文化在保持认同的同时不断发展创新。文化传承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只有通过创造性地继承和有继承地创造,才能在文化的发展中使文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得到统一。历史传承的文本在每一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新的理解,而需要不断更新其意义。当代的文化继承,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训诂层次,而应使文本积极地向新时代开放,把文本的思想与我们自己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过去与现在的视界融合。当代的文化传承,不是把古典文本的意义固定化、单一化,而是让今人与历史文本进行创造性对话,对典籍文本作创造性诠释,对传统文本的普遍性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和改造,以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的需求。     

试论文学经典的文本活态化

"文学经典"的概念只具有话语修辞的功能,其内涵与"经典"的原初义有明显差异.经典的原初义是以固化的文本为标识,而文学经典却是以文本所呈现的意蕴作为判断依据.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理论启发,即如果突破以固化文本为文学经典的传统观念,而把文学经典的文本存在方式视为一种"活态"存在,则可在文学经典的文化身分表达、文学经典的艺术生存空闻和西化的文学经典观等问题上获得新的理论认识.     

彝族火把节的"文本"重构与文化表征

彝族火把节是彝族传统的盛大节日,其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表现出地域性、时代性、变异性等特征.在社会变迁的历程中,彝族火把节形成了两个内涵与意义各不相同的节日"文本":在乡间,有一个表征彝族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原生性"文本";随着现代旅游文化向民族地区的挺进,这一"文本"由当地政府"搬演"到城市中,重构出一个新的火把节"文本".这一新"文本"的构建既深刻地表征着文化客体(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中心化漂移",又表征着文化主体(彝族社会)的文化自觉,因而火把节成为了一个极富包容性的符号象征体系.     

赣南采茶戏"勾筒"创造性转化路径探析

赣南采茶戏"勾筒"是赣南客家人的文化创造,见证了赣南客家族群的生活、历史和时代更迭,又在现代文明冲击下遭受冷遇.为让这种优秀传统文化重获新生并得到传承和弘扬,应积极而深入地开展文化寻根以推动叙事文本的重塑;适时地将"勾筒"文化汇入到现代都市文化当中,以传统融入现代的思维推动其文化身份的蜕变,使其在城市文化发展中扩散影响...     

古往今来文本媒介技术进化的社会机制探要

在人类传播史上,以文字为核心的文本媒介是继身体媒介之后出现的又一里程碑式的媒介形态。文本媒介由前印刷时代的手写文本、印刷时代的印刷文本和后印刷时代的电子文本构成。从公元前3500年的两河流域到当今的世界各地,文本媒介在不断的技术进化中对全球人类文明进程持续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字术、造纸术、书写术和印刷术构成了全球5000多年来文本媒介技术进化的实质性内容。     

经典、经典重估与人文教育

"文学经典"的确立并不仅仅是纯文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政治的命题。新世纪以来,文艺理论界关于"经典"的讨论主要聚焦于"经典化""经典重估""重启经典""红色经典""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学经典的重新确立"以及"经典、文化研究与文学教育"等重要论题。随着"文化研究"的兴盛,文学经典在文学专业教育中的关键性作用被逐渐削弱,"开放经典",重建文化经典体系和经典化文化规则的呼声日益高涨。"开放经典"是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文化表征权力的重新分配的过程,是历史阐释权的重新分配的过程,也是代表当代性的诸种力量强力介入传统的过程,其包括两大方面的工作:一是打开传统经典的封闭体系;二是打开传统经典文本的阐释空间。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必须重新回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与历史的"批评标准,同时坚持新时代"艺术的"和"人民的"重要标尺。     

“子思之儒”学术理路辨析

"子思之儒"的文本创作与思想主张中有着三条明确的学术理路:在学术思想的继承方面,将孔子思想条理化、体系化、形而上化是其重要的学术理路;通过在思想观念形成的时代因素方面,引入其他学派的理论框架、思想观念,以丰富儒家思想;在政治观的表达方面,通过继承先秦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将先秦贵族集团限制、消解王权的政治因素转化为儒家以德抗位,要求君王施仁政、尚贤能,并通过教化君子以控御权力的思想主张。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论张恨水及张恨水小说

张恨水作为"新旧交替"过渡时代的文化人,立足于传统文化,以大量的通俗文本,精妙的演绎了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与忧世忧国的儒学情怀;同时,他又紧跟时代,精进不已,以西洋文明作为改良传统之妙方,倡导"中西交融",探索新技巧,使他的小说呈现新旧合璧、雅俗共构的美学特质。他在对传统与现代、消闲与责任的清醒认识中,建构了一条通往当代通俗文学的发展道路,意义深远。     

“罪刑法定”在中国的萌芽——对争鸣时期的另类考察

中国历史上的争鸣时期被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一切有待重估和重建的时代.许多影响乃至决定中华法系特征的法律思想和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形成."罪刑法定"思想及其实践也在此时萌生.对这一思想和实践,需要借助西方法律知识去理解,更需以一颗理解、尊重中国文化的心去看待.     

口传、书写与立言:诸子学派文本的经典化

诸子立言文本具有学派性质,其经典化的过程,是在口传与书写两种方式下发生的,因此具有内在的矛盾。礼崩乐坏促使经典的形成从口传时代向书写时代过渡。而进入书写时代的诸子,在力图实现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中,却仍然重视口传,并把口传作为文本的基本阐释方式,由此扩大了学派文本的影响力,在文化记忆的延续形态从"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转变的过程中,为学派文本最终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     

在断裂的深层——论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在中国文化历史上,“五四”是一个最具反抗性的时代。当尼采的“一切价值重估”的口号风靡一时的时候,“五四”先驱者们大多出于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激愤而不屑     

直观与自由的博弈——美学视角下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态势探析

在新媒介文化时代中,图像文化狂欢之下语言的式微,使当代文学文本创作处于前所未有的边缘化处境。当代文学的发展态势也主要体现为图像与文字的博弈,其深层实质乃是直观与自由的较量。图像文本与文字文本不同的美学特征,则充分说明和预示着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态势,即其现时的边缘化生存境遇与未来的多元化渗透中的品质型发展趋势。当代文学创作的生存危机只是暂时的,图像文化不会成为文学的终结者。     

经学传统的价值重估

经在四库全书中居于首位,经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至关重要,经学传统在中华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中作用巨大。在后经学时代,理性考察经的本真蕴涵、经学的精神实质、经学传统的一般表征、重估经学传统的价值功能,对于挖掘经学的公共性资源,弘扬优秀的经学传统,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