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的养生之道

我国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很重视修身、养性。他不但在养生理论上,有自己的创见,既主张静养,又倡导运动;而且在实践中,做到修身、养性、淡食、运动养生,所以得享102岁的高寿。 修身:儒家强调养生以养德为第一要旨。孙思邈正是以德修身、医德高尚的典范。他以医药济世为怀,不慕功名利禄。隋文帝、唐太宗先后召见他,给他高官厚禄,他都固辞不受,但求隐居著述。他在隐居中,完成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部医药学     

《汉志》著录之小说家《封禅方说》等四家考辨

《封禅方说》是汉武帝时方士所言封禅之说,其内容包括封禅之故事、传说、意旨、仪礼、器物、方法等,可通过《史记·封禅书》知其大概.《待诏臣饶心术》是被方士通俗化了的道家修心养心之术,书成于武帝时,后失传.《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乃长生之术,可能迎合了武帝信神仙求长生的需要.《百家》是小说家杂言之总汇,非一时一人所作.     

孙思邈养生的“十二少”

唐代名医孙思邈,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医学家,而且是位活了一百余岁的老寿星,成为千古医家之寿魁,这与他的养生之道是分不开的。孙思邈在他的代表作《千金要方》一书中提出了少思、少     

论孙思邈养性的养生之道

孙思邈继承传统中医养生理念,同时深受道家等思想影响,创造性地提出了包含"性自为善"之养德、"啬神"之养神以及"俭约"的饮食之理、"导气之道"的导引术等养性为核心的养生之道。这种讲究精神内守、神形合一的养生智慧,是与道家的修德得以保身、清静无为、吐故纳新以及《内经》养德宁性、顺乎自然的修身原则等思想一脉相承的。孙思邈养生之道内含着养性和养形的统一,不仅含蕴着养生实践路向(养性、养神、养形)和价值取向(长生久视之道),而且揭示了医道同源的理论根基。     

明清小说研讨三题

一、《历代神仙通鉴》的作者与成书《历代神仙通鉴》的作者不只徐道一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戴不凡《小说见闻录·历代神仙通鉴》推断:“就题署及序文视之,书之作者应为徐道,生年不详.仅于自序可知此书成于乙酉,盖即明亡后一年。”这一推断有误。春风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刊张颖、陈速《通俗小说书目补遗及其他·历代神仙通鉴》谓“作者徐道,生卒、里居不详。……据自序,此书实成于顺治乙酉二(1645)年。”同样失误,失误在没有仔细考察全书。     

浅论文学作品中的生死观——读钱札记

生死,乃人生之大限。自然之法则。“不知生,焉知死”,连孔夫子尚且难以索解,况常人乎?钱钟书在《管锥编》、《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等著作中,对生死问题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论述和探讨。意见精辟、辩证,材料翔实、丰富。本文是对钱钟书文化思想研究的论文之一。出世曰生,离世曰死。在出世与离世之间的数十年则名之曰在世。所谓在世,其实就是渐死。禅家者流悟有渐顿。况之以死,则有渐死、顿死之别,叔本华称之为小死和大死。由于人恋于生而惧于死,宁欲生而不欲死。故宁曰生而不曰死。其实,活着即是死着。生即死。既然生即死,则增年即减年,范石湖诗:“人情旧雨非今雨。老境增年是减年。”次论人生短促,人生唯艰。故文学作品中有借酒浇愁以忘忧者,有极时行乐图眼前享受者。有养性全身以保其天年者,有求仙访道以期长生者,有立德、立功、立言企求精神不死者等等。次论追求长生不死之虚妄,转而为寻求死后登仙,升入天堂。然而天堂未必快活。神仙思俗,仙女下凡故事,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连众神之主宙斯也在人间修筑外室香巢。刘禹锡诗;“何享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囊王。”文中有对人所以怕死的原因的探讨。     

道家隐逸思想对张良影响的虚假性探究

《史记》中有很多关于张良与道家联系的记载,后来史书中也多有记载,如:"汉世张良,功成身退";"帝尝问张良何如人,对曰:‘佐高帝,兴汉,功成身退,贤者也’";"因欲修服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之"。而事实上张良并非深受道家隐逸思想的影响,他是一个"用世之儒"中的智者。     

“药王”孙思邈的民间传说

孙思邈被后世尊为“药王”．是炼丹术士,同时还是生活在唐代的百岁寿星。他的医学专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至今仍是中医学习的重要内容。相传孙思邈活了100多岁,但史书上的记载却很模糊。在医药条件非常简陋的年代,他是怎样做到如此长寿的？难道他真的炼出了不老仙丹？     

论王充的《政务》之书

王仲任在其《论衡》·《自纪篇》中,曾自述他毕生的著作,除《论衡》以外,尚有《政务》之书、《讥俗》之书、《养性》之书。在其《论衡》·《对作篇》中,自述尚有《备乏》、《禁酒》两篇作品。这些著作,至今尚流传者,仅《论衡》八十五篇;而八十五篇中,又亡佚《招致》一篇。朱谦之先生的近作《王充著作考》一文,刊于《文史》第一辑。他提出了一个一新的论断:王仲任的《政务》之书、《讥俗》之书、《养性》之书,均未亡佚,实已包括在今本     

王国维与骈体文

王国维三十岁那年,写了一篇《自序》,介绍自己的读书经过,他说: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由此可见,他在少年时期便开始练习写作骈文。一九一二年,旅居日本京都的王国维,行年三十又六,撰写了《宋元戏曲史》。在《宋元戏曲史·序》中写道:     

寄意于长寿托情于游仙--曹操游仙诗的精神内涵探微

曹操本信奉黄老,有神仙情怀,同时又怀疑神仙不死,对神仙之说且信且疑。曹操终未沉迷于神仙迂怪之说。渴望延年以完成统一大业导致他崇信长生之术。曹操的游仙诗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呈现出求仙与反神仙、求长生与求功业的复杂性。其游仙诗以游仙为艺术外壳,借游仙题材以咏怀。求仙与反神仙都旨在求功业,求长生亦为求功业。其游仙诗重在精神超越而非迷信神仙,有深刻的言外之旨。     

养生十大要

唐代杰出大医学家孙思邈(公元581?一682年),华原人,据《新唐书》本传说,他活了一百余岁(现代医学界认为孙氏活了102岁)。他不但钻研诸子百家,兼通佛典,精于医药,而且对养生之术能结合实际,身体力行,钻研深透,终于归纳总结了“养生之十大要”(养生的十大要领)并公之于世,笔者现将其“养生十大要”,以现代人的认识、观点、理论、实践,逐条引伸阐述,使读者简要易懂,行之有素。     

论《老子节解》的养生思想

成书于魏晋之际的《老子节解》是以道教养生修炼思想注解《老子》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其特色在于突出神仙信仰,强调身国一体,而且将老子思想解释成了一套具体的修炼养生之术。《老子节解》不仅与《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老子内解》等书关系密切,而且与另一部早期道教经典《老子中经》也有关联。     

睡眠也要讲究方向

睡眠的方向,受四季、环境、风向、室内日照等因素影响,并和人的健康密切相关。我国历代养生学家提出四种观点:1、东西方向卧《千金要方·道林养性》篇说:"凡人卧,春夏向东,秋冬向西。"《老老恒言》引《保生心鉴》也主张:"凡卧,春夏首宜向东,     

大一统民族之观念具形——中西文化相区别之根源

"民族观念之具形",是牟宗三先生写作《历史哲学》一书时开题运思之创举。牟氏借鉴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之方法论,从哲学精神之最高聚焦点来反思与审视历史。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叙述了"希腊精神"表现于艺术家的"石头—雕像"(材料—形式)之形式走向中,此即西方理性精神之客观化过程。此一"物化"过程,便是"西方民族观念之具形"。这是西方向外逐物文化的必然过程。但中国文化不是"逐物"文化,而是向内反省之"心性"文化,其观念具形之方式、过程,与西方绝异。它不表现于艺术家对象之一"物"上,不是物化之形式,而是表现于古代史官心性反省之图式上,亦即"天人一体"之德性仁心之象征联想图式上:"掌官书以赞治——本天秩以定伦常"、"正岁年以叙事——法天时以行政事"。这是"史官三性"("首领—巫师—史官"三位一体性)治术之德智两大律。此等史官三性之"天人一体"之观念具形,在后世习俗中即结晶为玉琮与方孔钱,其以天圆地方象征人之通天意识,并以方以智圆而神的二型智慧(象征天地之理),通贯人之性灵。"天人一体"之核心观念是造就一颗"求善向上之德性仁心"。这便是中国民族观念在心性之象征图上之具形,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理性客观化之"物"性具形。此是中西文化相区别的起点根源。     

汉武帝的“神道”观与“政道”观

在社会实践中,汉武帝刘彻是个比较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在他的心理上,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即将对“神仙之术”的热切追求与对统治政策的重大改变巧妙地揉合到一起,构成了独特的“求神之术”与为政之道。祈求长生不老,可以说是每一位封建帝王的愿望,但象汉武帝那样对“神仙之术”达到痴迷程度的并不多见。表面看来,他对“神仙之术”的痴求是荒诞不经的,如果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他的内心世界来探究,这种心理状态与其改变统治策略的现实行为之间似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政道”观总是通过“神道”观表现了出来,而实质上,“神仙之术”只不过是实现他的统治的神秘外衣。     

从观察文坛到关注社会——《中央日报》副刊时期储安平之转折

作为"新月派第二代文人"的储安平,担任《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公园》编辑期间,刊发了大量观察文坛、反映文坛风气的文章。这些文章多以揭露文坛黑幕和阴暗面为主,使其逐渐形成一种对文坛和文人的否定性评价。此种认识,导致储安平放弃《中央公园》而主持《中央日报副刊》,逐步将注意力由"观察文坛"转向了"关注社会"。其后储安平以政论家的身份出现于中国报界,于20世纪40年代末创办《观察》周刊,深刻影响了战后中国的舆论走向。由此可知,此种转变实为储安平一生之关键转折,对中国新闻史而言亦有重大意义。不过,他在《中央日报》副刊时期的转折,并非毅然决然的转变,而是带有某种曲折和反复。     

从《应帝王》看庄子的政治哲学

在《庄子》内七篇中,《应帝王》是集中阐发其基本政治哲学见解的一篇;庄子于该篇表达了他特有的不介入、不对抗也不逃避权力的政治态度,他以"无己"之"至人"为理想治者,以自然秩序为理想秩序。这些政治理解中所包含的对个体差异性的关注与尊重,对于矫正儒家相关政治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史记》首著黄帝用意探析

司马迁撰《史记》,既不从盘古开天地写起,又不尊圣人之意从尧、舜写起,而著黄帝为首,定有原因.据探析认为,其用意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本着"实录"原则,不唯经圣,以信史为据;其二是树黄帝为中华民族不朽之典型;其三是借古讽今,以讽刺批判汉武帝好神仙的愚昧;其四是赞扬汉初实行"无为而治",以推崇道家.     

释洞过水

《释洞过水》曷为作也?为《记洞过水》而作也.《记》两收戴段二家之集,今先明作者,以理误编之惑;次释水名,以订俗说之诬.段玉裁《经韵楼集》(道光元年刊)卷七有《记洞过水》(代寿阳令龚导江),《戴东原集》卷六亦有《记洞过水》(己丑代),不云代谁;惟“从者应日昨雨盛”,段玉裁乾隆壬子《覆校札记》出校语“本作雨甚”,段集正作“雨甚”,以此为异,余文悉同.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公元一七六九年)下云:“是年作《记洞过水》一文,自注代寿阳令龚导江.”又谓《戴东原文集》亦有之,“一字不异,未知段作或戴作.”寻光绪壬辰张煦监修本《山西通志·山川考》“入汾四水·洞过水”未录龚导江《记洞过水》,注云:“案此记乃戴氏震作,见东原本集”,不云段作,亦无疑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下不云作记,乃于“三十五年庚寅”下云;“是年有代寿阳令龚君(导江)《记洞过水》一篇”,与戴集注“己丑代”者有一年之差,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