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法撤销权

立法撤销权是有权机关对于违反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以及违反立法制定程序、立法权限或者授权立法违反授权目的、授权范围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予以撤销的活动.我国具有立法权的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享有不同的立法撤销权.但是享有立法撤销权的机关必须遵从法定的撤销根据以及法定的程序.     

新形势下地方政府规章立法权限的困境和出路

《立法法》修正后,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权限受到很大限制,在制度设计、制度创新、调整领域布局等方面陷入发展困境。要摆脱这些困境,主要有三种路径可供选择:从自律的角度,规范地方政府规章立法权限的行使;从解决当下实际问题的角度,做好地方政府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权限衔接;从立足于长远发展的角度,寻求地方政府规章立法权限的空间。     

我国行政立法性质分析

行政立法在现代行政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行政立法的性质,学者们众说纷纭。尤其对我国而言,由于政体方面的原因,行政立法的性质比起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讨论语境,再加上立法条文上的模糊,更加使行政立法的性质变得扑朔迷离。主要的争议在于:究竟存不存在行政立法权?行政立法究竟是行政机关的固有职权所为,还是立法机关的授权所为?行政立法究竟是立法权的行使还是行政权的行使?笔者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认为我国行政立法作为权力机关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的结果,逐渐成为行政机关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行政机关的立法行为。     

论中央和地方职能与权限的划分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职能与权限的划分 ,法学界讨论较少 ,我国的立法也非常滞后 ,中央和地方职权重叠的现象相当严重。文章对中央和地方政治统治职能、社会管理职能的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的划分作了深入论述 ,并最后提出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公共财政的建立是一个渐进过程 ;财权应适度集中 ,事权适度下放。     

授权立法的正当性质疑

授权立法职能极度膨胀,立法范围过于广泛,立法权深度过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法律问题。授权立法的正当性缺陷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民性不足;二是导致立法权与执法权由同一机关行使;三是导致权力的被授予者再度将权力授出。立法权的泛化倾向和立法权主体的多元化,将导致人民失去对法律的控制的后果,法律自身会因为过分顾及集团利益而偏离人民性,法律体系也会因利益主体和立法主体的多元化而影响其统一性。     

论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范围

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以来,新享有立法权的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呈现出制定地方性法规数量有限、地方性法规数量呈现大幅增长趋势、地方性法规制定地域较为集中、立法内容基本符合立法权限范围的特征;而本享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行使立法权呈现出有关城乡建设与管理立法最为丰富、出现旧瓶装新酒现象、越权立法大量存在的特征。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越权立法问题突出、设区的市的立法需求与立法权限失衡以及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难以充分实现。因此,应当通过对《立法法》中列举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后的等字做扩张解释,从而扩张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范围。在扩张解释时应当考虑是否具有上位法依据、是否具有实际立法需求、是否严格履行立法程序和是否具备足够立法能力等因素,从而将对立法权限的扩张解释控制在合法、妥当的范围之内。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论我国设区的市环境立法权限及其优化进路

设区的市是与地方环境和自然要素联结最为紧密的立法主体,特色性赋予设区的市环境立法以生命。实证分析表明设区的市环境立法在立法选题、立法类型及立法内容上普遍存在特色性不强的问题。省与设区的市环境立法权重叠、环境要素保护的整体性要求在权限和事实上约束了设区的市环境立法权限,是设区的市环境立法难有特色的重要原因。立法权限的优化须由以下进路展开：一是在与国家法的互动中形成设区的市环境立法新的结构秩序;二是运用辅助原则突出设区的市环境立法权的优先性;三是以“地方性事项”为标准确立设区的市环境立法的权限范围;四是将立法前评估作为设区的市环境立法“有特色”的程序保障。     

论地方政府立法的权限与范围

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立法权限的划分是地方立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现代行政国家的不断发展和行政事务的日益增长,加之行政机关所具有的专业性、具体性和便捷性等立法优势,使得地方政府立法的增加成了一项无法阻挡的必然趋势,因此其立法的权限和范围不应再按照旨在对其进行限制和缩减的根据原则来划定,而应当遵循放宽束缚的不抵触原则,以满足复杂多样的行政事务对规章制度的要求。由此带来的消极因素则应通过完善地方政府的立法程序和监督机制加以弥补。     

我国税收立法的宪法学分析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宪法原则 ,依法治税是该原则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当值增值税、所得税改革之际 ,有必要从宪法学的角度检讨我国的税收立法。我国税收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最高权力机关税收立法权不到位、最高行政机关立法权越位、地方权力机关税收立法权缺位、纳税人税收立法参与无位。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必须修宪与维宪“两手抓”     

浅议我国地方立法的完善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地方立法的发展，我国地方立法权限的不断扩大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对地方立法权限扩大的客观要求，完善地方立法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问题。只有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权力立法的观念中转变出来，树立市场经济权利立法的正确思路，认清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地方权力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划分性质，走放权与严格监督之路，才能真正完善我国地方立法。     

论地方性控烟立法的基础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具有全世界法律效力的公约。中国既是公约的缔约国,又是公约的创始会员国。中国的控烟一直为世界所关注。中国很早就意识到烟草的危害,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家就陆续制定了很多控烟的规定。在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针对国家层面没有立法,地方要不要先立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根据统计,2006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正式实施后,已有北京(2008)、银川(2008)、上海     

论建立地方立法的立法助理制度

立法助理制度是一项协助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工作的一项立法制度,通过国外的立法实践看,它作为一种体现现代法治国家在民主基础之上追求公正的新立法制度,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我国地方立法中,“要提高立法的质量”,就必须尽快建立此制度,使立法助理能够为人大代表和地方立法机关充分行使立法权提供服务,以保证地方立法既能克服非立法机关起草法案中的本位主义倾向,解决法案起草中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也能为法学家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舞台,使新时期立法观念在地方立法中得到体现。同时,为了保证立法助理作用的充分发挥,还应根据地方立法的实际,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立法助理人员的职责、配备管理方式、待遇等等。     

论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具体划分

为实现中央的宏观调控权和地方必要的因地制宜调整权之间的平衡,可以通过三个步骤实现税收立法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具体划分：第一次划分是按税收立法的性质对税收立法权做一个初步的划分,第二次划分是在第一次划分的基础上根据税种的归属做进一步的划分,第三次划分则是在第二次划分的基础上根据各个税种的特性和具体税法构成要素的功能进行更为详细的划分。     

论民族立法

民族立法的含义 ,除了专门的民族法律、法规 ,还应包括其他法律、法规中调整民族关系和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的法律规范。民族立法发展的自身成果 ,是初步形成了民族立法的体系结构。地方的民族立法 ,同样体现了我国民族团结的意志已广泛地融入法律规范中。民族立法将在不断创新中继续前进和完善。     

论立法质量的提高

立法质量强调的是立法所能带来的法律效应和社会效应,其对于法治国家建设、立法形势判断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立法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是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立法观念、立法制度和立法技术存在的问题制约着我国立法质量的提高。提高我国的立法质量应增强对立法质量的认识论基础、遵循立法基本原则、完善相关立法制度和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立法法》的立法缺陷分析

我国《立法法》第7条、第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都是有权立法的主体,但都没有明确界定＂基本法律＂与＂法律＂的范围与界线,致使两者的立法权限和关系模糊,与法制统一原则相悖。本文通过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来源、性质、范围的分析和梳理,说明＂基本法律＂与＂法律＂在性质、内容范围及其效力等级上是不同的,从而具体分析其中立法缺陷。     

我国地方立法比较概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立法经历了恢复重建到长足发展的历史过程.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由于各种原因,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因而地方立法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加强对我国地方立法的比较研究,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地方立法快速健康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理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立法实践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立法体制、法律体系、立法原则、立法政策、立法质量等方面的认识成果。深入研究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理论,是中国法学界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