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唐五代仙道艳情词

仙道艳情词指受道教影响的艳情词作。在唐五代文人曲词和敦煌曲词中,有许多曲牌、词牌暗含仙道艳情本事,许多艳情词作通篇或有意象与道教相关,本文就此种文学现象的成因、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作了探讨,以期充分发掘其研究价值。     

商周至元明湖北区域中心城市确立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黄陂盘龙城、荆州、襄阳和武昌分别在商、周、东汉三国、元成为湖北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盘龙城是商经略长江中游的政治军事中心,荆州自楚立国以来长期作为湖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襄阳在东汉三国成为湖北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武昌在元代成为湖北的行政中心,在南宋成为湖北的军事和经济中心,在明代才成为湖北的文化中心。区域中心城市是在首都的方位、自然地理形胜、军事要塞、交通、行政制度和军事形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试论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

艳情是南朝文人乐府诗最重要的题材类型。经宋齐而至梁陈,艳情乐府诗创作进入繁盛期,由齐入梁的沈约和萧衍是这一进程的重要作家。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根据表现侧重点的不同,可大致区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抒写独居女子的相思相怨、愁苦无聊之情;另一类重在描写青春少女的德音容色、姿态服饰之美。南朝艳曲新声的兴盛、文人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前代艳情乐府诗的影响,是南朝文人艳情乐府诗创作繁盛的原因。     

艳情·闲情·性情——唐宋词文人化的一条情感线索

唐宋词的文人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就情感表现而言,花间词以艳情为主旋律,南唐君臣创作始露闲情、性情之消息,经两宋之发展,词应写性情之真成为广泛的共识。艳情与闲情、性情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即词的文人化之作用,三者之间既有一定的前后贯属,也有密切的意义互联。     

《高唐赋》、《神女赋》影响略论

《高唐》、《神女》二赋产生后 ,云雨变幻的巫山融入了绚烂艳丽的文化意蕴 ,文人士子欣然前去探幽寻艳 ,汉乐府旧题《巫山高》的创作也由单纯描写山川险阻融进了高唐神女的艳情 ;楚王神女的高唐艳遇成为文人士子创作艳情诗词的素材 ,为其抒写自己的艳情提供了便利 ;巫山神女的明丽艳冶为后来传奇中的神女仙子定下了“美而艳”的基调 ;巫山神女亡魂所化的身份、主动奔放的性格为后来传奇小说中的仙姝提供了范例。     

陈后主、隋炀帝与陈隋诗史的转变

陈隋之际,最值得后人关注的一大诗史现象是艳情与边塞的消长变化.陈后主和隋炀帝先后推波助澜,为诗史的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陈后主的艳情诗在艳情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悲哀,可称为哀怨宫体诗,它是梁陈艳情诗的绝唱.隋炀帝用艳情旧题描摹山水自然,改变了江左艳情诗的流向.陈后主边塞诗是萧梁宫廷边塞诗的回光返照,宫闱气大幅减少,笔触较前人更显精致.隋炀帝边塞诗剥极将复,上承建安风骨,洗净六朝粉黛,具有豪侠气概和帝王威势.     

《香奁集》心灵的诗意与美感

《香奁集》因其艳情旨趣，历来成为诗评家争议和诟病的焦点之一，本文从文学的生态环境、文学自身的发展、诗人的性格特征和经历等多方面，质疑了有些论者所持的香草、美人的寄寓之说，肯定了《香奁集》是一部叙写恋情、艳情的个体心灵记录。并进一步从文化的层面揭示其在中国艳情文学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通过对诗歌文本的解析，深入探讨了《香奁集》独具个性的情性之美，肯定其对儒家诗教传统的突破，表现了自然而最具本真色彩的人性光辉。     

王彦泓艳情诗情感梳理(二)

晚明艳情诗人王彦泓《疑雨集》中除了写与发妻、侍妾的情感外,还有与"个人"、婢女的艳情艳事。"个人"艳情诗20余首,主要集中在崇祯元年至二年两年间,即在发妻病重至病亡期间,诗人已与"个人"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恋情;恋婢诗近20首,时间跨度为24岁至49岁,所恋对象显然非同一婢女。两类艳情诗皆写得风光旖旎,动人心脾。     

陌生化的手法,另类的意象——邓恩的玄学派艳情诗《上升的太阳》赏析

本文运用俄罗斯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对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著名艳情诗<上升的太阳>进行了剖析,揭示了玄学派艳情诗的写作手法和用喻特点,解读了邓恩诗歌中另类的太阳、恋人和帝王等意象,并对艳情诗形成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探讨.     

李商隐艳情诗解读

本文通过对李商隐艳情诗的详细阐述,揭示李商隐创作艳情诗的真正原因,并从中得出对诗人李商隐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试论唐代游仙诗的特点

和以往游仙诗相比,唐代游仙诗主要表现出三方面的特点:游仙与游山的统一;艳情与游仙的结合;游仙诗内容的人间化发展趋势。无论是游仙与游山的统一,还是游仙与艳情的结合,都暗示着游仙诗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越来越难以继续发展下去。而与山水、艳情的结合又导致游仙与现实失去了界限;游仙诗内容的世俗化、人间化最终又妨碍了这种浪漫主义诗歌样式的发展。     

艳情的再现与表现——唐宋词情感表达技法举隅

艳情不仅是一种行为,更主要的是一种情感,是由艳遇艳事派生出的很特别很粘稠的感情。无论其情感就雅涉俗,是小人所感或是君子所生,都自有其强烈性和深浓性。因此,那些单纯描画丽人、描写艳事的作品算不得艳情之作。韦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菩萨蛮》)艳则艳矣,情则未有。柳永的《玉楼春》四首,描写虫娘、佳娘、心娘、酥娘四艳的妙舞清歌、细腰巧笑,也与艳情无涉。同时,艳情这种特     

论南朝艳情诗女性描写的娱乐化与物化倾向

艳情诗指以华艳辞藻、玩赏心态吟咏女性的诗篇.南朝此类诗作,对汉魏以来传统女性诗歌题材进行了全面的娱乐性改造,也开创了大量新的表现领域.南朝艳情诗的女性叙写,因为失去了伦理教化意味与政治托喻功能,而演变为单纯吟咏美色,体现艳情趣味的娱乐之作.而诗作中泛叙的女性,也因缺乏"人"的个性和情感而沦为物品的聚合体或物化的审美对象.     

花间词人李询词风的文化阐释

李王旬在“花间词人”中卓然名家。本文选取文化阐释的角度，认为李王旬作为在华之波斯人，深受汉文化和其波斯本土文化的双重影响，无论在人生经历、生活方式还是文化心理、文学创作上，都无法磨灭这种双重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李王旬词中，便是在题材取向、风格特色方面均有异于当时词坛之总体趣尚。李王旬词大致可划分为志风土词、渔隐词和艳情词三类，前两者风格明显不同于花间词总体风格，艳情词亦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花间词总体风格的疏离，这些都是可以找到双重文化因素影响的痕迹的，本文即由此展开。     

从《跳蚤》到《致他羞怯的情人》--玄学派诗人邓恩和马维尔的艳情诗探析

本文通过对两位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和安德鲁·马维尔的著名艳情诗的分析比较,揭示了玄学派艳情诗的写作手法和用喻特点,并探析了及时行乐主题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王彦泓艳情诗情感梳理(三):歌妓·阿锁

晚明诗人王彦泓因屡试不第,仕途无着,遂混迹青楼楚馆,希冀从歌妓那里寻求生理满足与精神慰藉,因而创作了大量艳情诗。诗中涉及多位歌妓,名为阿锁的歌妓是诗人最中意的一位,甚至令他动了纳妾的心思,但最终无果。这些涉妓艳情诗交织着诗人与歌妓的情与爱、情与性,这正是中国封建文人普遍的心理反应。     

论宋玉《九辩》的阴柔美及其对中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影响

宋玉的赋具有三个特征 :阴柔、微辞和艳情。宋玉是中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开创者 ,感伤主义始于宋玉的《九辩》 ,并发展为一种感伤主义文学传统。宋玉的女性意识使其赋在描写女性题材方面成了文人艳情文学的百代祖。宋玉柔弱的个性使其赋具有表意言辞委婉的特点 ,其人其文在古代中下层文人中具有类型性     

穿天节属于襄阳考

“穿天节”是襄阳特有的民俗节日,在宋代庄绰的《鸡肋编》中曾明确记载。襄阳“穿天节”形成受北方流行节日“天穿节”的影响,又和襄阳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襄阳浪漫的爱情神话传说“汉江女神”有关。     

道教房中术对中晚唐艳情诗的影响

房中术是道教主要法术之一,在中晚唐十分流行.服食丹药与房中术是通向长生的两个主要途经,且服食有助于房中术养炼.而这恰好符合此时文人既嗜欲又延年的社会文化心理.房中术对中晚唐文人艳情意识的催化有着重要作用,进而促成了艳情诗在中晚唐的勃兴.     

论唐宋游仙词

游仙词是唐宋时期道教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古代诗歌中游仙传统,尤其是中晚唐艳情游仙诗的延续和发展,又与词体功能的扩展相关.唐宋游仙词创作较为繁荣,大致经历了一个形成、成熟到繁荣的过程,其创作特点也由艳情化游仙发展为以梦游仙.同时,唐宋游仙词呈现出鲜明的文体形态:词作主旨的隐喻特征,即词人往往以游仙寄托人生之感和隐逸之思,借游仙隐喻艳情事迹或体察道教义理;虚构和梦幻化的游仙意象使词作表现出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文人通过游仙来获取精神愉悦和心境的清雅之趣则是游仙词功能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