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稳产高产农田建設問题

自从在我国提出建設稳产高产农田以来,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討論。本文着重从物质生产条件的改变上,探究稳产高产农田建設問題。旨在抛砖引玉,不妥之处,希同志們加以指正。     

論孔子學說的“仁”和“礼”

“仁”和“乱”在孔子学說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二者实貫穿于孔子的教育思想、政治思想乃至哲学思想之中,成为孔子学說的核心。孔子的最高理想,質言之,不过要实現他的“仁”、“礼”的主張而已。因此,当前学术界討論孔子,有不少文章着重討論“仁”、“乱”問題,展开了針鋒相对的爭論,看来是有必要的。在这个問題上,我的看法与当前爭論双方还不无分歧。根据百家爭鳴的精神,我也愿意在这里提出来,向大家求教。     

討論祖国医学阴阳学說的哲学問題的一些論点

在广东省自然辯証法研究組首届年会上,对祖国医学阴阳学說的辯証法問題进行了探討。討論中,着重就有关祖国阳阳学說評价的两个问题交换了意见。一、祖国医学阴阳学說和中国古典哲学阴阳学說、辯証唯物主义的关系大家认为,祖国医学阴阳学說和中国古典哲学阴阳学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祖国医学吸收了后者的     

关于董仲舒“性三品說”的几个問題——与呂振羽、沈灌羣、侯外廬諸先生商榷

一西汉著名儒者和教育家董仲舒,从他的神学世界观进到天人合一论,繼承孟、荀性说并加以补充修正,提出“性三品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节。”(《天人三策》)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民之号,取之瞑(眠)也。使性而巳     

評馮友兰“普遍性形式”理論的一个新說法

馮友兰先生最近在《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上,对自己的“普遍性形式”理論作了一个重要补充,說无产阶級也把自己的思想說咸是全人类的思想,即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過性形式。这种說法,在馮先生体系里,虽說邏輯一貫;但在我們看来,卻很奇特。因此愿意提出来討論一下。(一)     

論有關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幾個問顋

趙儷生先生‘論有關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幾個問題’一文內,提出較多問題而加以適當解决,就中如農民戰爭與統一戰爭的關係問題是研究中國歷史常常遭遇到而感覺困難的地方,趙先生通過詳細分析提出他的見解,是值得注意的。     

論“魯迅日記”的思想藝術价值

魯迅先生一生劳作的成果是異常巨大的。單就二十卷本“全集”所收的著作与翻譯而論,即將近六百万字。此外,他的書簡、日記,以及“全集补遺”和“续编”中所收錄的佚文散稿等,合在一起分量也相当可观;而在这里面,“日记”一项更占有很大的比重。早在南京求学前后,魯迅就已經开始寫日記了。周遐寿在“旧日記里的魯迅”一文中曾经提到,“戛劍生雜记”四则,就是他从魯迅的“戊戌日录”(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冰)中抄下來的。戊戌是1898年,魯迅正是这一年五月间到南京去的。在同一篇文章里,周遐寿还引錄了他自己的壬寅(1902年)正月的一条日記: 十四日:晴。下午兀坐,檢大哥旧日記視之,内記有小姑母諱忌,特錄之:……这也足以証明,早在1902年以前,魯迅就开始了日記的寫作。可惜的是,这些日记现在都已經找不到     

老子書的“其中有物”与“有物混成”怎样解說?

馮友兰先生在“再談关于老子哲学的問題”一文里说: 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們还沒有看到乙方給我們提出不可解决的問題”(見“再談老子哲学”),乙方說:怎么沒有?二十一章的“其中有物”,二十五章的“有物混成”,这是屡次提出的問題。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認为这些問題已經解决了。乙方認为,他們仅只是用“死書活讀”的办法把問題滑过去,其实并沒有解决。他們必須把“道之为物”了解为“道之生物”,把“有物混成”改为“有物渾成”,乙     

大破“三怕論”

在技术革命运动中,必須大破“三怕論”。只有大破“三怕論”,人們思想才能解放,迷信才能破除,精神面貌才能焕然一新,技术革命才能高歌猛进。什么是“三怕”呢?一是怕变化。这大多出現在技术革命刚开始,他們说:“又要化了,什么机械化、自动化,真是花样太多,化个沒完”。二是怕困难。这大多数出現在技术革命运动过程中,他們說:“难呀,难呀!真是自找麻烦,有意为难”。三是     

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清官”問题討論会(一)

上海社会科学院自从《海瑞罢官》問題討論以来,对“清官”問題議論很多,討論热烈。該院为进一步推动这个問題的討論,在三月十六、十八、二十三日連續召开丁全院性的“清官”問題討論大会。会上发言的有老年、青年研究人員十四人。大家各抒已见,比較活跃,很多同志試图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清官”問題。会上,不同意见之間也进行了热烈争辩。     

呂后“王諸呂”值得肯定嗎?

在封建社会的国家体制上,是实行郡县制,还是实行分封制?是维护中央集权制,还是搞分裂割据?一直是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西周奴隶制国家,表面上是统一的,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但由于实行世卿世禄的分封制,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法家,在废除奴隶制的分封制的过程中,创建了郡县制。地方官吏由中央政府委派,不享有世卿世禄的特权,可以随时撤换、调离、迁任。这是防止分裂割据,巩固中央集权制的一种有效的政权形式。从秦始皇开始,“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乃是“势之所趋” (王夫之:《论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因此,大多数法家人物都是颂扬郡县制的。     

上海社联举行学术座談会討論“清官”問题

关于《海瑞罢官》的問題,上海学术界正在热烈討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为了推动这个討論,于一月八日假科学会堂召开学术座談会,邀請了学术界部分人士,就历史上的“清官”問題举行座談。应邀出席座談会的有:周谷城、周煦良、杨宽、束世澂、赵景深、沈仲九、丘日庆、张家駒、姚舜欽、王国秀、徐德鳞、李旭等二十余人。与会者各抒己见,发言踊跃。有的发言者认为,“清官”两字可以不打引号。因为官是属于統治阶級的,打了引号,反而引起糊涂;如果說清官不清,反过来也可以說貪官不貪,拿貪官与皇帝比,他也可以说不贪。历史上的清官,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即农民阶级力量还没有     

“人间詞話”随論

“人間詞話”,为王国維一生精心結撰的詩詞理論著作。在旧日理論論坛,它和“宋元戏曲史”同为王氏享有很高社会声誉的两部著述。“人間詞話”一書,作为一种資产阶級开明文艺观的代表物来看,底确也具有前人所难以企及的新的理論高度。无論对作家作品的評价上,对创作技法的主张上,都应該     

論“美是生活”

‘美是生活’这一定義是由俄国天才学者与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首先提出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生活与美学’问世已一百年了。这一唯物論的美学著作,在历史上曾经起了光輝的戰鬥的作用;現在,它仍然有着新鲜的意义。车尔尼雪夫斯基运用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观點來解决美学上的问题,從而继承和发展了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伯林斯基在艺术方面的唯物论原则:藝術是客觀现实的真实反映。這給予了当时统治的唯心论美学以一个沉重的打擊。當時的統治美学认为‘美就是观念与形象之完全吻合。完     

駁“人类感情”論

馮定同志在他写的書和文章中,有好些地方涉及到伦理、道德問題。在馮定同志的道德观中有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所謂“人类感情”論。馮定同志认为:在人与人之間,有一种“根据自然本质而来的”、普遍存在的、共同的“人类感情”,它构成了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的基础。他还主张根据“人类感情”来处理道德的继承問題;强調建立家庭中的具有“融洽气氛”的“感情生活”,根据“人的感情”来建立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本文拟就上述观点作一些初步的剖析。一、以人的生物性来排除人的阶級性     

讀“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分期問题”

赵德馨同志在《学术月刊》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分期問題”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比較全面地概括了当前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分期問题的各种意見,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赵德馨同志主張将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下限断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張在同一个社会經济形态內部以国民經济变化的重要表現作为分期标准;在具体分期上主張1895年及1927年应該作为分期的界限。这些見解,我个人認为是可以采取的。但是,正如作     

蚊子的“吸血有理”論

莫谓政治流氓王洪文只知吃喝玩乐,此人也有重要“理论”发明。为了欺骗人民,“四人帮”把自己打扮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英雄”。但出于其资产阶级本性,一天不吸工人、贫下中农的血就活不下去。怎么办?王洪文出来制造“理论根据”了:“有资产阶级法权,就有无产阶级法权,对立统一嘛”。好一个“高超的胡说”。王洪文“不须放屁”! 什么是法权?根据马克思、列宁的论述,法权也就是权利。一切权利都是以不平等为前     

論“三包一奖”制度

目前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了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本的三级所有制,这种三級所有制形式和现在的农业生产力的水平是基本上相适应的。我們必須充分发揮这种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来促进农业生产高速度的发展。“三包一奖”制度是农村人民公社經营管理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正确地認識和貫彻“三包一奖”制度,对于提高农村人民公社經营管理的水平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有人認为农业生产大跃进了,“三包”沒有用了;有人認为采用了大协作和专业     

略談“水滸”評價問题——讀張政焕先生的“宋江考”

一九五二年八月,人尺文學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最偉大的傑作‘水浒’的七十囘本,并擬在一二年内出版百二十囘本嗣袢請笠矠榇颂貏e發表短評。這一切都说明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出版事業,是如何重視我國的只族遺產。同時,在報紙刊物上,也陸續出現了評論‘水浒’的文章,以至於‘水浒’作者史料的考察。從這些已經開始的工作可以看出,不久將會來到一个學習古典遺產的高潮。毛主席教導我們说,接受古典遺產,應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只有樹立這樣正確的態度,才能批判地接受和發揚我国丰冒的古典文学遺產,也才能有力地幫助人民文学的成長。但是,在評價‘水浒’的文章中,由於個別作者缺乏這種正確對待歷史遗產的態度,以致造成很多錯誤的結論,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一九五三年一月號‘历史教学’刊載了張政烺先生的‘宋江考’。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是想探東宋江的真實歷史,企圖通過這次探索,論證這個农民起義軍領袖,並未參加宋代統治者撲滅方臘的戰爭。作者這個企圖,在某一方面來说,是有益的,而且也收到了相當的效果。无论在史料上或‘水浒’發展的脈胳上,作者都提供了一些可貴的材料。可是,由於     

“墨子研究論文集”評介

治墨学者多知欒調甫先生是現代“墨师”之一。欒先生对墨子的研究多創見,我写“墨家形式邏輯”一書时,曾受到他的启发,可是欒先生的著作,我只讀到他编的“墨辯討論”,頗以为憾。最近人民出版社重印欒著“墨子研究論文集”,亟买一讀,觉得这集子虽系三十年前的旧作,然对有志于整理和发揚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