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税法文化在传统与原则上的差异性

我国的财税法研究多以西方的制度和理论作为立论和评论的标准,但中国是一个以家产制为特点的国家,家族制下的税收难以形成理性的财政税收制度。东方人永远保留着东方人的习性,东方税制与西方税制永远存在着差异。西方税法理念是由一系列原则作为支撑的:第一,无代表即无税收原则;第二,税收公平和量能课税原则;第三,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中国古代专制政治没有产生税收民生,由此无法安排细致合理的税收制度以使纳税人达到平等。这样的原则在东方传统社会则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税法走向债权法的必然及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税收立法、执法与司法领域各自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基本形成了规范税收事项的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执法、司法制度,但是在税收法定主义、纳税人权利保护等方面依然存着很大不足,没有真正确立纳税人与国家的公法之债关系,这也阻碍着税法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具备完善的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度,真正确立税收法定主义,建立完备税收执法制度,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才能促进我国税法向债权法的进一步转型。     

税收法律关系、公共财政与纳税人权利

我国的税收法律关系,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属于单方面的权利或义务性质,纳税人的权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规定的权利。我国公民纳税意识的不强与纳税人对权利问题认识的不清,有着一定的关系。按照基本法理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纳税人不仅仅是义务主体,纳税人的权利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规定的权利。“公共财政”既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的基本选择,就应该在“公共财政理论”而不是传统“国家分配理论”的框架下来认识纳税人的权利问题。     

国家征税权力入宪和公民财产权利保护

税收是国家对纳税人财产权的“合法掠夺”,如没有相应的纳税人权利保障机制,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就是一句空话。纳税人在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也理应享受相应的纳税权利。而我国宪法第56条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对于相应的纳税人权利却没有规定。宪法的立法缺失,极不利于纳税人地位、纳税积极性和纳税意识的提高,且会给公共权力滥用进而损害公民权利带来极大的空间。本文试图通过对宪法第56条的法理分析,在基础理论上对在税收过程中出现的国家征税权力和公民财产权利之间的冲突作一梳理,并对我国宪法如何保障纳税人权利提出自己的看法。     

略论西欧国家的税制创新及国际示范作用

税制即税收制度,它是国家各种税收法令和税收管理办法的总称,是国家征税的法律依据和工作规程,规定着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毫无疑问,税收制度属于上层建筑,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然而,一种税收制度的产生,总不能凭空杜撰。在很大程度上,它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因为如此,虽然各国的税制都是围绕着本国的需要而建立的,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包括社会性质方面的差异,但可以看出,在不少方面,各国的税制又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     

税收公正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研究——兼论中国税制改革必须直面的主要问题

就税收是纳税人财富的损耗而言,任何税收都是一种恶。但这种恶却是一种"必要的恶",一种必要的"扭曲与损耗"。作为一种必要的"扭曲与损耗",是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福祉总量的。研究税收对经济的"扭曲与损耗"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是何种税制对经济的"扭曲与损耗",是政府主导的还是纳税人主导的?即要看这种税制的政体基础是什么?只有人道自由、民主宪政税制对经济的"扭曲与损耗"最小,而对经济"扭曲与损耗"最大的税制是以非民主政体为基础的。     

税者有其权:纳税人权利保护之立法探究

随着我国财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保障纳税人的权利,有必要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而基于财税法体系的价值转变、利益认同以及制度体系接纳,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存在现实的可行性基础。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应当遵循税收法定、税收平等、税收公平的指导思想。“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具有财税基本法的功能,其应涵盖纳税人的税前权利、税中权利和税后权利,具体应当以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基本权利、基本义务、纳税人权利保护机构作为基本的立法构造。     

纳税人权利保护视角下的《税收征管法》修改考量

"制度化的权利"才是真实的权利。我国缺乏全面系统的纳税人保护基本法,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主要依据《税收征管法》,虽然其在纳税人权利保护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制度设计与实施都难尽人意。在《税收征管法》修改酝酿之际,纳税人权利保护成为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的课题。立基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理念,着眼于修改纳税人的概念条款;系统规定纳税人权利体系;增强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可操作性;以责任法治来规制相关机构的权力;完善税收征管法中的纳税服务法律体系建设;改善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诉讼条款等等系列化、层次化的建设性变革,有利于以权利义务为核心构筑我国的《税收征管法》,提高税收法治程度。     

税收研究领域的一部上佳之作——评张念明博士新作《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研究》

税收,作为一国公共品供给的对待给付,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调控经济运行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系统性功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撑.一国税制体系的健全与否、税制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制约着税收功能的有效发挥,并深刻影响着现代税收治理能力的培育、生长与长成.在我国,长期以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形式上“双主体”税制体系的现实运行格局存在严重失衡,间接税长期在税制结构中“一枝独秀”,直接税占税收收入比重却始终难以获得有效提升,形成实际上的“单主体”税制结构,并引致诸如税收超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格局恶化、经济结构加剧失衡、经济“自动稳定器”缺失等一系列负面效应,税收治理的不平衡性、不可持续性日益突出.     

谈新形式下税务干部的法律意识

税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税收管理的法律依据。税收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税收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作为税收法制建设主体的税务机关,必须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神圣的天职,特别在税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作为国家的税务干部强化法律意识,尤显突出和重要。 一、强烈的法律意识是执行新税制的客观要求 新的税制呼唤强烈的法律意识。税务机关,作为税收法律建设的主体和公民、法人及其他一切纳税人为税收法制的客体的法律关系的双方,需要彼此都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在征纳实践中严格按法律     

完善我国税款征收中纳税人权利的思考

随着税收理论的更新和税收法治建设的推进,如何有效地保障税款征收中纳税人的权利,是纳税人权利保障的重要内容.针对我国目前纳税人权利易受侵害的现状,一方面要强化纳税人自身权利意识;另一方面,应推动政府部门和纳税人的关系从“管理控制型”向“保护服务型”转变.真正实现税收制度从“征税之法”转向以纳税人权利为中心的“权利之法”.     

举证责任与国际避税的研析

举证责任分配直接决定着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程序中所承担的举证义务轻重,或者在诉讼程序中所承担败诉风险的大小。国际避税是一种权利滥用行为,反国际避税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由于国际征税具有复杂性,在提供证据方面,税务机关处于不利的地位,需要证明的事项很多,完全加以举证不现实也不公平,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来转移举证责任的弱势。同时,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实施,提醒纳税人应该认真对待证据的举证问题,充分证明其合理的商业目的,避免被确定为反避税调查对象。     

增值税逃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由于税收方面的一些问题,如税收制度不健全,征收管理水平较低以及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薄弱等原因,增值税逃税问题比较严重。因此,仔细分析增值税逃税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防治增值税偷逃对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诉讼理念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事再审制度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仅追求实体正义,强调纠错功能,有其一定合理性,但过于片面,忽略了再审制度应承载的其他价值。刑事再审程序诉讼理念除应包含实体正义外,还应把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念统合起来,从而达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并重的目的。     

银川市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分析

文章围绕银川市中小企业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从纳税人层面看,银川市中小企业总体税收负担略显偏重;从税制设置层面看,现行税制基本合理,有些税种尚待完善;在现行税制中,税收优惠体系还不够完善。从对策上应调整现行相关税制,当务之急是公平企业间的土地使用税;针对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与特点,加大税收优惠力度;针对国家鼓励性的新型行业,适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     

章程视野下的大学教师权利体系建构①--兼论中国首批核定的大学章程文本中的教师权利条款

大学教师作为教育者所享有的职业权利,作为大学或团体成员所享有的团体权利以及作为公民和劳动者所享有的公民权利与劳动者权利是教师权利的基本内容。在大学章程的视野,设计合理可行的大学教师权利体系,一方面要对教师的法定权利予以继承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在章程中尝试发展新的权利形态。为确保教师权利的实现,需要在大学章程中明确学校的职责与义务,同时还有必要通过配套制度确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与措施。     

国家起源论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的社会,是最大且最高的社会。因此,一方面,从人的社会本性来看,国家必然起源于每个人对于社会最大化的需要和使各种社会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需要。这是国家的内在的、间接的和终级的起源。另一方面,从国家实际的产生状况来看,任何权力无疑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属于权力范畴,因而必定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任何两个以上的人就某种利益交换关系所达成的同意无疑都是契约。于是,最高权力或国家便必然直接产生、形成和起源于契约,起源于社会成员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所缔结的契约。但究竟起源于何种最高权力契约则是偶然的:唯有起源于民主地缔结的民主的最高权力契约,才是善的、应该的和道德的;否则便是恶的、不应该和不道德的。这是国家的直接的外在的起源。     

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哲学分析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种种社会矛盾化解对策,但已有研究缺乏法哲学上的整体性追问,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对策无法在最深层的本质上获得某种内在关联,以致社会矛盾化解对策欠缺深刻的"元理解"而碎片化。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哲学根基是重塑的法权理论。法权是权力、权利、义务、责任的统一体,社会矛盾化解是一张由权力、权利、义务、责任组成的复杂的、多元的力量关系图,法权是社会矛盾治理革命的"元叙事",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化解于法权逻辑的框架中得以清晰地解释、融汇、贯通和发展。     

入世承诺与中国应对——兼析我国知识产权获得与维持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依据“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我国应该履行入世时对知识产权保护所做的承诺。但是,遵守条约并不意味着盲从,我们必须明确所承诺履行义务的范围及履行的程度,宜遵循所加入国际公约确立的最低保护标准,修改和完善我国的立法。否则即会为某些国家名为实现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一体化,实为推行其知识产权保护高标准的行为支付高额的条约实施成本。与TRIPs协议知识产权获得与维持的司法或准司法审查标准相适应,我国专利法及商标法做了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但是,司法审查制度的移入及实施很难实现专利法既要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促进技术的创新与传播,实现专利权人与公众间动态利益平衡的宗旨。对于如何协调商标撤销程序与商标侵权诉讼关系,尚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     

公共危机事件救助中的政府角色

强化国家在公共危机事件爆发后无过错责任的承担更能有效地反映公共危机救助制度的人民权利性质和国家的义务性质,无过错责任的提出对需要公共危机救助的人民利益具有更直接的保护意义。国外公共危机事件救助制度的立法实践,为我国健全相关法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提高立法层次,制定专门性公共危机救助的法律;完善公共危机救助管理机制;拓宽公共危机救助资金的渠道来源;健全公共危机救助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