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意象而运斤”——钟嵘“直寻”说新解

"直寻"是钟嵘的诗歌创作理论,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解说主要可分两类,一是认为"直寻"就是直接反映现实,二是认为"直寻"就是直抒胸臆."直寻"的本义应是"窥意象而运斤",即诗人将瞬间直觉到的"即景会心"的审美意象直接传达出来的意思.从"直寻"与"不贵用事"、与语言、与"赋、比、兴"、与"滋味"等方面来论述这一观点.     

钟嵘用事观辨析

《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评诗专著,钟嵘认为诗和文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强调诗吟咏性情的抒情功能。对于五言诗歌中的用事,钟嵘并非全然否定,而是针对齐梁时用事不当如同书抄的不良诗风,反对堆砌典故、好用新事,并提出"直寻"之法以矫其弊,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     

从“直寻”到“妙悟”的理论背景分析

钟嵘《诗品》中提出“直寻”说,影响深远;严羽的《沧浪诗话》则以“妙悟”说为后人关注。本文着重分析了从“直寻”到“妙悟”诗学理论背景。     

钟嵘用事观辨析

《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评诗专著，钟嵘认为诗和文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强调诗吟咏性情的抒情功能。对于五言诗歌中的用事，钟嵘并非全然否定，而是针对齐梁时用事不当如同书抄的不良诗风，反对堆砌典故、好用新事，并提出“直寻”之法以矫其弊，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     

心物关系中的生命意识——《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

《文心雕龙》和《诗品》不约而同地描绘了文学活动中心对物的勃发过程:萌动于咏情、发展于尚气和重兴、旨归于爱秀,心物关系理论蕴含刘勰和钟嵘共同的生命意识——感物的社会责任。刘勰在回归自然、回归儒家和道家的回归意识驱使下"拟容取心",心对物的情感是"见异"中求"趣新";钟嵘在"掎摭病利""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精英意识驱动下"直寻""自然英旨",心对物的情感是怨悲。     

钟嵘“直寻”说的西方文论新阐释

直觉主义对感性直观、直觉、非理性等因素的重视和强调,与"直寻"说不谋而合,但相比之下,"直寻"说仍有一定的理性因素,没有堕入直觉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因此对文艺的构建作用也更加乐观积极。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中"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更与"直寻"说要求的"不假雕饰"、"即目所见"有许多相通之处,不同的是,"直寻"在注重还原现象的同时,更侧重通达精神和情感层面的意义与价值。     

钟嵘《诗品序》"赏究天人"、"学究天人"辨析--兼论六朝之际"赏"这一美学范畴的确立

钟嵘<诗品序>中有"赏究天人"之说,一些学者认为是"学究天人"之误.事实上这并不是失误,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第一,"赏究天人"不仅可通,而且更能体现六朝文人的审美倾向;第二,从校勘依据上看也有可商榷之处;第三,如果以"赏究天人"为误,而改为"学究天人",则与钟嵘在<诗品>中体现的反对以学为诗、倡导直寻的一贯思想不合;第四,与序言中的语境不合;第五,与当时的玄学审美思潮不合;而"赏究天人"说法的出现,正可说明"赏"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在当时的影响.     

略论钟嵘《诗品》的“自然英旨”观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一种以“自然”为核心而展开的重要文学思想，即“自然”论文学观，这一文论系统体现在魏晋六朝《文心雕龙》、《诗品》两部鸿篇巨制中。其中，钟嵘及其《诗品》在诗歌理论上确立了“自然英旨”的审美标准，批判诗歌创作热衷“用事”、讲究“声病”之风，提倡“即是即目”的“直寻”创作方法，崇尚“自然”而不废文采。其理论取向与刘勰颇为一致，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     

直寻:哲学视野中的诗学方法论

作为中国诗学创作的方法论,"直寻"的生成同传统的文化思想息息相关。从字源学、文化学的角度看,它包括"直"与"寻"两重意义,前者代表了自然的澄明状态,后者则体现了人为的创建努力,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二者整合成一种新的诗性思维方式,将诗学的灵性与哲学的思辨融合在一起,使诗学在形象直观中获得哲学反思的深度。     

风教与翰藻——萧统的文学趣昧和《文选》的选文趋向

作为一位大选家,萧统的主张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正统文学思想,十分重视“风教”亦即作品的伦理政治教化作用,与其父梁武帝肖衍的崇儒政策完全一致,另一方面是他十分强调“翰藻”,要求作品有华美的文采。两方面综合起来,即其所谓“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萧统的主张既区别于一味强调思想必须正统的裴子野,也区别于一味讲“新变”、讲“放荡”的萧纲,而与刘勰、钟嵘等比较接近。当然他跟刘勰也有所不同,刘勰厚古薄今,认为近代以来文学日趋衰落,于是反复号召复古;而萧统以为踵事增华,今胜于昔,所以《文选》选文偏详于近代。     

李壁《王荆公诗注》的诗学批评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李壁《王荆公诗注》晚出而博采众家之长。"宋人注宋诗"的一大特点,是寓诗学批评、研究于注释之中。李壁本人擅长诗文创作,在注释中,除详引王诗的典故出处之外,还寓研究于注释之中,发挥艺术理解力,对王诗创作中的句法、字法、章法、用典、对偶、立意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王诗审美效果进行点评,从而揭示了王安石诗的主要艺术特征。     

三境诗英译的境界降位

三境诗在审美价值建构上存在差异:物境诗以美、情境诗以情、理境诗以真为其审美价值建构核心。译者如果不能正确辨别原诗境界,英译时就会产生境界降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情境译为物境,理境译为物境,理境译为情境。文章对降位的原因作出了分析:三境诗追求含蓄内敛、实中藏虚的审美效果,故多使用具有多义性、模糊性、文化性的意象语言,以及隐喻、象征、暗示、典故等修辞手段,三者都会造成对原诗境界的遮蔽,进而造成英译境界降位。      

桐庐诗人徐凝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诗研究成果丰硕,但对浙江诗人徐凝诗的笺注和研究方面,还有所欠缺。文章研究权算初阶。分两大部分：其一,关于苏轼目凝《瀑布》为“恶诗”;其二,不朽的文献价值,对牡丹花诗、寒岩归士、苏小小基、钱塘江潮、情人佳节、繁华都会等人们感兴趣的话题,有的放矢,一一作勾稽、考证,并指出它的出处、意义、成就及影响。以微补学术界之深究欠缺。     

文本的空白和实现——以《苏小小墓》为例

历代学者对李贺的《苏小小墓》有不同的阐释,这实质上是对该诗文本的"空白"所作的不同填补。文本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域的阅读期待,吸引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更新视域。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审美观点对文本进行阐释是文本的实现。对李贺的《苏小小墓》有不同的解读就是这种文学理论观点的反映,但在文本实现的过程中,读者要确保文本阐释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又玄集》选录杜诗情况浅析

韦庄的《又玄集》是《唐人选唐诗》十种之一。它具有如下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选了杜甫的诗歌,而且将杜甫的诗歌录在首位;二是所选的杜诗,除《春望》外,其余诗作（《西郊》、《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和《南邻》等）均为杜甫寓居成都或在成都附近所作。韦庄的《又玄集》存在的这两个特点与韦庄对杜甫的推崇及韦庄以＂清词丽句＂为选诗的审美标准有关。     

《黄水仙》——英国浪漫主义历史使命达成的宣言

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始终围绕着“存在巨链”断裂之后,人类重新解释宇宙结构及人在其中位置的需要而进行。根据这场运动的历史作用和奥维德《变形记》中纳西萨斯的故事含义,文章解读了华兹华斯的《黄水仙》的内在含义,探讨了华兹华斯面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在无边的湖畔美景中只是对黄水仙情有独钟的原因,以及从奥维德的纳西萨斯到华兹华斯的黄水仙的内在发展关系,在此基础上辨析纳西萨斯、黄水仙与诗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该诗反映的并非诗人在失意和孤寂中对美景的愉快回忆,而是诗人对“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的探索结果,是英国浪漫主义历史使命达成的宣言。     

“仪型文王,万邦作孚”的认识论意义

《大雅·文王》是西周初创作的颂扬文王盛德的诗歌,这首诗歌体现了西周初在重视人道德品性的思潮中,开始产生了关于人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性认识。其以人的道德属性配以上天意志的思想,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源头。这种思想将人的道德属性看作联结宗教天命意志和人自身命运的纽带,是中国传统哲学思辨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思维活动转入对人自身的反思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知行论的思想方法。     

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解补证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名句。传统认为,“臭”字是腐败难闻的意思,上下两句间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揭露了当时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问题。当代学人另辟新解,因“臭”字本是多音多义字,根据诗歌的写实性,认为此处读音是xiù,指气味,在此诗句中特指香味。学术界从语言学层面已有深入辨析,否定了新解,其说可从。杜甫经历了极度贫困的生活,建立了独特的社会观察视角,形成了自觉的民本情怀,关怀民生疾苦,关心贫富分化,其诗歌叙事很重要的特点是推己及人,融个体经历与社会观察、感受于一体。从文学表达的自身规律角度看,艺术真实并不等于生活真实,杜甫其实是通过艺术典型化,综合表现了自己既往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取得艺术真实的效果。因此,将“朱门酒肉臭”之“臭”字理解为腐败难闻的意思,更符合他的思想与思维习惯。     

姜夔词用韵考

押韵是写诗作词必须要遵守的规范,因此就有对其用韵情况的考察及研究。通过对宋代词人姜夔的词进行穷尽式的考察,试图揭示姜词用韵的具体情况,并将其与唐代温庭筠词,元代王恽词用韵情况进行比较,以显示姜词与前后代作品中用韵的差异以及不同时代诗词用韵情况的演变。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