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利与国共联合政府谈判

1944年10月至1945年2月,国共两党在赫尔利的斡旋下,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进行了谈判。此次谈判过程一波三折,充满变数：先是中共修改赫尔利的方案,接着又是国民党修改中共的方案,然后又是中共拒绝国民党的方案并提出新的要求,最后又被国民党所拒绝。在此期间,赫尔利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国民党软硬兼施,苦寻对策;中共则态度强硬,拒不妥协;最终,国共联合政府谈判宣告破裂。究其原因：一是赫尔利不谙中国国情且有失公正,二是国共两党的立场和原则相距甚远,三是国共两党相互妥协的时机尚不成熟。     

析国民党发起重庆谈判的动机

国民党发动重庆谈判,是一次以和平为手段的主动出击。重庆谈判是抗战后期国共多次谈判的继续。     

逆转，1939——抗战相持阶段初期国民党对共摩擦问题再探讨

1939年,在战时国共关系上,准确地说在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逆转。从这一年起,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和打压意识大大增强,一下子把防共提到了抗战以来空前的高度,蒋介石督率国民党高层、中层,甚至低层,想了很多办法,提了种种方案来应对此事;原西北系政客张允荣密报所谓“共党中央政治局训令”,加重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怀疑,牵动了国共高层;国民党以“特种会报”等手段专门对付中共,使国共关系实质上呈现出一种暗潮汹涌、剑拔弩张的态势。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态度嬗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外交政策上秉承“南联英美,北结苏俄”的外交方针,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苏联全力支持,但对其联合英美的态度却几经变化,与大后方一般社会舆论和民众心理有相当的差距。中共在这一问题上的因应,表明共产国际的影响及国共关系的变化是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态度嬗变的基本依据,折射出中共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曲折过程及抗战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面相。     

关键时刻的努力:1949年中共对美政策分析

1949年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随着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国共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中共与美国的关系问题被突出出来了。这时,中共面临着确定对美政策的任务,美国方面也不得不面对中国的现实,考虑今后对新中国的关系问题,重新制订     

论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的可能性及其未能实现的原因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共在抗战后期提出的政治主张。由于中共力量的增强、民盟的支持、国内人民对和平的渴求,加上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改组施加的压力,在当时的中国的确出现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可能性。然而蒋介石集团反民主的本质以及美国对华政策重心的变化,使"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未能成为现实,从而使中国政治发展失去了一次良机。     

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的合作与相争

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敌后并存,二者间的相处既与国共整体关系息息相关,又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合作贯穿始终,摩擦时轻时重。初期总体关系融洽,合作区域遍及山东全境;1939至1941年摩擦频发冲突升级;皖南事变后中共与东北军统战关系出现波折;1942年后摩擦相对缓和。中共对国民党态度相应发生变化,由初期的"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及摩擦时的委曲求全转而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适度自卫反击,经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统一战线大局;山东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共始终分而待之,充分利用其间矛盾,争取到发展空间。1943年夏于学忠出鲁、李仙洲入鲁失败后,山东国共力量对比显著逆转。中共在山东军政力量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蓬勃发展与国民党势力由盛而衰的退变形成鲜明对比。其原因涉及多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国共不同的抗战理念和抗战模式使然。     

论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的可能性及其未能实现的原因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共在抗战后期提出的政治主张.由于中共力量的增强、民盟的支持、国内人民对和平的渴求,加上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改组施加的压力,在当时的中国的确出现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可能性.然而蒋介石集团反民主的本质以及美国对华政策重心的变化,使"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未能成为现实,从而使中国政治发展失去了一次良机.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新探

一、国共“党内合作”形成的不可选择性国共“党内合作”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只要客观地分析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过程,就不难断定它的形成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它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中共“一大”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便找到孙中山商谈有关国共合作事宜。当时,孙中山表示,中国革命只能有一面旗帜,革命力量应集中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只能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反对党外联盟与平等合作的背景下,马林依据自己以往的经历,提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坚决反对马林的此项主…     

抗战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与对苏外交

１９４３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通过组织国共联合政府实现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政治统一的政策，并为争取苏联的支持，不惜以牺牲中国的权益为代价，同苏联搞交易。雅尔塔秘密协定签定后，美国又企图借助苏联的压力，迫使中共妥协，实现由国民党统一中国。由于美国统一中国的计划以维护蒋介石政权为其不变的原则，又无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政策，因此它只能是一个梦想。中苏条约签订后，美国所希望的国民党统一中国的局面不仅没有出现，中国反而再次陷入内战危机，美国的政策宣告破产     

1945-1949年民盟政治路线转变及原因分析

抗战胜利后,民盟的政治路线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根本转变,其政治角色也由最初国共双方的“调停者”逐步向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转变,直到最后与中共携手共建新中国.民盟政治路线的巨大变革,有着深刻的原因:民盟所代表的阶级局限性及成分的复杂性是根本性原因;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是主要原因;而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是直接原因.     

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述评

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是战后盟国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日本侵华史中不可替代的法理证据;沈阳、太原审判是包括东京审判在内的历次审判日本战犯中最成功的一次.它创造了教育改造和审判惩治相结合的成功经验,为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忽视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更由于战后中国政治对峙格局的影响,国共双方在审判日本战犯问题上存在矛盾和斗争,人们难以客观评价国共各自所开展的审判工作,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本文试就战后中共对惩治日本战犯的态度,国共双方在审判日本战犯问题上的斗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阳、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作一简要述评.     

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暨领导权问题

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就其实质而言,体现着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历史事实表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是国共党内合作、党外联合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以国民党的名义领导大革命;同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在国民党外独立自主地领导大革命。无论从国民党党内党外而论,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的领导者     

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述论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共军事摩擦进一步扩大,沈钧儒等一部分坚持团结抗战的国民参政员非常忧虑。他们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提出要求组织华北慰劳视察团,了解国共军事摩擦真相,找出解决办法。然而,由于国民党坚持消灭中共、消灭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和对国民参政会的强力控制,中共对视察团的真实目的表示怀疑,并向国民参政会发去了质疑电文,致使视察团并没有考察国共军事摩擦最为严重的陕北,沈钧儒等参政员提出该提案的目的也未达到。     

论抗战后毛泽东争取和平的思想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争取和平的思想之主要目的是成立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推迟或限制内战在局部地区的策略思想是次要的.但它在战后历史演变的各阶段其内涵主次表现不尽相同:抗战结束至国共停战协定签订阶段,毛泽东尽管认为内战与和平的可能性同时存在,但根据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认为只要努力争取,实现国内和平的可能性要大于战争的可能性;停战协定签订后至四平之战结束阶段,毛泽东认为这是争取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真诚希望与国民党及国内各民主党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四平之战后至全面内战爆发,鉴于中共的力量不足以制止内战,毛泽东争取和平主要是从策略考虑,即尽可能争取时间备战,以应付全面内战的爆发.     

国共两次合作与破裂之比较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两个主要政党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曾经有过两次合作和两度分裂的历史.在合作中有斗争和磨擦,在分裂时也有往来和谈判.综观28年,两党相安无事.合作反帝与尖锐斗争,兵戎相见,在时间上大体各占一半,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条主线.本文就国共两次合作的对象、内容、形式、成果以合作破裂的后果等五个方面作一比较分析.     

论国共隔海对峙格局的形成

国共隔海对峙,是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以台湾海峡为屏障,借助美国的保护和扶持而形成的与大陆相抗衡的政治格局;也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已经形成明显对垒、世界局势开始向两极化发展的背景下,美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朝鲜,肆意干涉我国内政造成的一种不正常局面。研究这一局面的形成、特点和影响,对认识国共关系发展的规律以及统一祖国大业的复杂性、艰巨性,更自觉地反对外     

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对这次会议的评价,在目前高等院校“中国现代史”教科书和“国共关系史”的著作中,较普遍地称为“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笔者最近在查阅国共两党的有关文件、资料后,感到上述结论有商榷的必要。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1,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在“西安事变”发生两个月后举行的     

青年党与国民党的明合暗斗(1946-1949)

国共内战爆发后,青年党预估国民党将取得胜利,故积极在各级政府中争权夺利,以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却因此与国民党形成明合暗斗的局面。青年党以不惜退出政府相威胁,国民党虽不得不表示谦让,但所让也有限,最终,青年党主席曾琦被迫个人退出政府,两党冲突加剧。在国民党的颓势越来越明显时,青年党的“左派”领袖李璜一度有意与中共合作,参加新政协,但被中共拒绝。随后,青年党坚决和国民党进行合作,要求建立一支军队,对抗共产党。蒋介石却担心青年党一旦拥有党军后,会变成“共产党第二”,对国民党形成新的威胁,所以迟迟不予同意。最终,穷途末路的蒋介石被迫允许青年党建立一支军队,但这支军队很快就被中共击溃了。随后,青年党逐渐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     

皖南事变前后的中共与美国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战斗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引起国民党的恐慌。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此时,美国正有意成为反法西斯国家的兵工厂,对中国事务倾向于观望立场,但希望中国统一力量对抗日本。蒋介石将皖南事变解释为军纪问题、内部问题,美国虽有犹疑却也基本接受,并未改变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态度。美国没有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实质,没有看到中共的上升趋势,而是认为国民党会是赢家,并判断国共冲突可以被控制,美国在远东的被动自此便已开始。中共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抗战大局下灵活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争取有助于抗战的力量。皖南事变发生之时,中共对时局转变作出准确分析,赢得美国舆论的同情,并打开了中共与美国高层联络的渠道,在走向历史舞台中央之初就占得了主动的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