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哲学的身体整体观及对美学的影响

与先秦哲学形而上的取向不同，汉代哲学将老、庄的道论下降为元气自然论，将孔、盂、荀的心性落实为身体的有机构成，这种哲学思维的“堕退”是其价值长期不被肯定的原因：但是，汉代哲学以一体之气贯通天人，却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命题提供了最具现实感的形式。对人自身而言，它以对人体的构成性认知取代先秦关于人性的抽象思辨，认为人的存在就是形、神、志、气等多种要素的有机凝聚。这种“身体-整体”和“身体-主体”观，不仅有效弥合了人体内部身、心、灵、肉以及人性善恶的对立，而且为后世中国哲学和美学对人的阐释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像魏晋美学的形神问题、宋明理学的心性问题，均无法脱离汉代哲学关于人体认知的背景。     

试论西方传统哲学的真理主义

西方传统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不同，其本质是“真理主义”．“真理主义”在近代出现严重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合理主义，实现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超越，为我们正确地学习和借鉴西方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一、西方传统哲学的主题西方哲学传统源于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一开始面对的，就是在人之外并且与人无干的外部的客观自然世界；它们所追求的，是揭示这个外部客观世界的秘密──万事万物从何而来，往何而去．古希腊的“智者”所企图的，正是在关于世界的“本原”或“始基”问题上发现永恒的真理．观点上各不相同甚至根本对立…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从人文理性到心性哲学

基于佛教中国化历程的考察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特质。研究认为,在中国固有的人文理性这一文化基调的引导下,佛教文化本土化并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向心性哲学层面的深度拓展,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唐初、五代末宋初、明末、民初,这4个阶段的中华文化特质主要表现为人文理性的拓展与心性哲学的深化。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左宗棠的心性观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左宗棠强调“发明本心”，以天下国家为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与其心性观有较大关系。     

“本体之寂”与“本然之寂”——中日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寂”论

“寂”作为东方哲学与美学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范畴，在中国和日本文化中都有重要意涵。日常语境中，中文与日文汉字均以“寂”表示寂寥、寂寞、孤寂等义。从哲学层面考察，中国哲学话语中的“寂“多表现本体义或描述本体之状态；而在日本思想的语境中，“寂”则多为一种审美之境——既是一种雅致、闲适的意趣，又具有虚、淡、幽、古等审美意境，是排遣人心与人情参与而呈现的物的本然之姿。究其缘由，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较早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为天地万物之心；而与此相对，日本则产生了以神道为代表的泛神信仰，将人融寄于万物的自然神性中，而非重视道德的振扬与修养。于是导致了“寂”这一中日共用的哲学词汇具有了截然不同的向度。     

论观心与感通——哲学感通论发微

感通是中国哲学中用以表示人、物、理、事等发生某种勾连活动及其呈现状态的观念。感通论贯穿于儒家哲学主线之中，儒家心性论的主流思路揭明了感通之于心性开显的意义，即感通是心性本体的自身开显机制。感通中，观“心”即“无心”，“见”（现）天地万物之因缘整体无碍；观一心即万心，人心皆有其本源情感显现之根源，不待而与他心相即，观这“人间世”的一切境界皆“在感通之中”，见人我、物己无碍；从而，在存在观法上为个体奠立积极的生活姿态。生活相续而感通不已，观心切转的发生契机必就任一心念而言，并在实际的感通历程中具体实现出来。     

“信仰”与“境界”——“以美育代宗教”命题精神再认识

“以美育代宗教”命题中包含着对信仰问题的深切关注，只不过在蔡元培看来，信仰所指向的对象并非现实世界之外的超绝世界，而是本身就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与现实世界互为表里的世界。蔡元培的这一观念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从本质上说乃是渴望在人心中建构起一种高远的“境界”；但是，与传统境界论所倡导的回归心性本根的思路不同，蔡元培依托于康德、席勒的观念，提出要以审美为中介、以完善人性的恢复为基础来实现现象与实体的融合，其中彰显的乃是以席勒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人性哲学精神。心性哲学与人性哲学之间天然的异质性，使得蔡元培的信仰观念充满了矛盾，但即使是这样，“以美育代宗教”命题对中国特色的现代信仰建构以及“境界美育”观念的形成依然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当代美育理论建设理应从中获得启发。     

周公“天—仁”哲学是中国哲学“原型”论纲

周公创制“仁”字并实施“仁政”,是中国儒家践“外王”而兼“内圣”的真正创始人.宋明理学突现儒门“心性”侧面,改“周孔并称”为“孔孟并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从孔子开始讲,影响巨大.但傅斯年、徐复观、许倬云、成中英等均已指向周公奠基中国哲学.而李泽厚先生近年借鉴考古成果,提出了影响较大中国文化在周公制礼作乐中实现“巫史传统理性化”理论,也明确了周公奠定中国哲学基础.周公“天—仁”哲学之所以是中国哲学“原型”,极简言之,一是“天人之际”一直是中国哲学主题;二是“天”、“仁”分别是中国哲学表达“外在”和“内在”的最古老且至今俯视中国理性的最高哲学范畴.     

黄宗羲“德”范畴论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德”是一个贯通天人，涵盖哲学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复杂观念。黄宗羲是17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启蒙道路的探索者，他把“一本万殊”的哲学思维理路运用于其对“德”观念的探讨中，建立了包含哲学本体论之德、道德修养论之德到政治之德等不同层面的德论。其德论在继承传统中进行理论突破和思想启蒙，体现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召唤。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创新性哲学诠释

戴震诠释《孟子》而成的《孟子字义疏证》 ,以“志存闻道”为治学宗旨 ,以程朱理学为理论基源 ,以社会变迁为时代起因 ,属意于理气心性的本体论创新和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创新。在中国诠释史和哲学发展史中 ,具有终结封建 ,启蒙近代的特殊历史地位     

试论欧阳修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

欧阳修的思想及其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以往学界对这一方面的具体研究颇有欠缺。本文从哲学、经学、排佛道三个层面论述了欧阳修的思想，认为：其“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的天人观充满儒家的理性精神，是北宋理学“理本论”的直接理论先导；其以理性精神为标准衡量儒家经典传注的是非真伪，为经学中义理之学学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修本胜之”的排佛道思想，虽然尚无法真正战胜佛道二教的影响，但却为稍后的理学家们加强儒家心性之学建设揭示了方向。因此，作者的结论是认为欧阳修是北宋理学思潮的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杜光庭的重玄学思想初探

杜光庭在义疏《道德经》时,自觉地运用重玄学“有无双遣”的理论与方法来沟通宇宙论和心性论,从而追随中国哲学由宇宙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的发展趋势,促进了唐代道教宇宙本体论向以道性论为核心的心性论的转型,并为宋元道教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杜光庭以重玄学为中介将心性论与修道论结合起来,并运用重玄学的方法来说明道体具有超越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从而深化了道教的道体论。     

论本体功夫思想的理论渊源

作者认为，我国宋明时期出现的本体功夫思想，有它源远流长的理论渊源．其中，本体功夫范畴与体用范畴相连，是宋明道学把体用范畴应用到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学领域的必然产物．而本体功夫理论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心性学说有关，是儒家心性学说发展演变到宋明时期的必然结果。此外，本体功夫思想还与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在与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既相排斥又相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     

简论朱熹心性动静的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 ,朱熹的“天理”、“太极”等范畴是独具一格的。然而 ,天理毕竟是宇宙本体论 ,如何落到心性之中呢 ?心性修养的功夫又何以可能呢 ?这是朱熹必须回答的课题。通过对朱熹心性动静思想的梳理 ,可以勾画朱熹思想从天理到心性到修养功夫的轨迹 ,从而吸取锤炼理论思维能力的有益资源     

中国哲学“变”学论纲

与实体范畴不同，“变”学主要侧重于属性、状态和活动的方面。但“变”又与实体范畴密不可分，与确定的实体相互依存并促成实体范畴的实现。“变”是一个开放和兼容的系统，是中国辩证思维哲学最根本的理论支柱。“变”有气、形、物等现象层面之变，也有道、理、心等本体层面之变。“变”是大流，是生生，是宇宙生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的手段。生生不息，化旧开新是变的永恒的主题。故不了解“变”，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好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志

本文沿着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轨迹探讨了“志”这一哲学范畴的提出和演变过程,进而论述了“志”在中国“人类学哲学”和“宇宙学哲学”中的不同的地位,以及在当今哲学研究中的意义。     

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