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暴力的蔓延与消解

晚近中国经验中发生了不少令人瞩目和令人瞠目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社会暴力在某种程度上的蔓延。此乃许多人可以直觉到的事情，然而，我们没有社会学的统计资料，只能根据现有的报道或身边发生的现象进行反思和检讨。自政治哲学的立场而言，暴力与自由处于人类政治行为的两端。“自由”的核心含义是“不受外力控制或威胁（而进行自认为合理的抉择）”，因此，我们在谈论暴力的话语中不可能不隐含关于自由的立场。一如既往，笔者不拟套用西方的理论体系和术语，而是在中国语境中，自中国经验的意义关联推导出一种逻辑，以此建立某些政治哲学的命题，如社会暴力的性质与根源，社会暴力与自由的某些关联，消解暴力的可能性，诸如此类。     

经济人假设下社会医疗保险诚信体系建设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医保)的各主体趋于理性,更符合经济人假设的特征,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产生了诸多不诚信行为,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和分配的不均等问题。本文从经济建设以及医保的发展中寻找医保诚信建设的现状,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和危害,并从中探索出医保体系的构建路径,为医保诚信体系的构建提出政策性建议。     

晁错背后那双“看不见的手”

汉室重臣晁错,是个才华横溢,是非分明,对国家和皇室忠心耿耿的人。但他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后被统治者残忍地杀害。     

对外汉语结构助词“的”的教学——以英国学生为例

我们都知道定语的形式标志是结构助词的,那么用的、不用的和可用可不用的的现象存在于定语和中心语之间。外国留学生在这方面经常会受到困扰,以至于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误。本文从对结构助词的进行一些简要的介绍开始,然后根据所阅读的文献以及平时与留学生进行交流的时候发现的问题列举出他们在这方面经常会出现的偏误现象并且对此加以分析,重点归纳影响定语用不用的的因素,最后分析了教师如何进行教学以及给出结论。     

浅析“X+什么的”结构

探讨什么的这一语言形式的演变,并通过简要分析由列举助词什么的构成的X+什么的结构的形式、内部特点、可以充当的句法成分及语义特征,总结出了该结构的部分功能与作用。     

社会适应与社会不适应——“80后”现象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社会适应与社会不适应为切入点,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结合“80后”产生的社会背景,对部分“80后”心理品质进行了逻辑演绎和事实分析。文章从“80后”、“80后现象”引入,联系有关社会分工、分化、异质性理论,着重分析了部分“80后”的社会适应与社会不适应问题及表现,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网络空间青年人“丧”的呈现机制与社会解码

网络空间青年人的"丧"是一种重要的话语论述和实践,呈现机制是以情感的自我探索为源起,沿着公共形象的自我控制路径,达到共同体自我抚慰的终端。从"自我"意义的生产和消费到群体认同乃至显性文化的形成,"丧"有从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话题的趋势。自恋与阶层固化是真正干预和影响青年人"丧"气的心理与社会动因。面对青年人"丧"的呈现,社会正确的应对是形成舒展而自由的体制和社会氛围。     

什么是“社会”？——对“社会”的社会学解读

究竟什么是“社会”？怎样分析和研究“社会”？研究“社会”的目的又是什么？人们能否真正认识和把握“社会”的本来面目？“社会”真正面目的辨别标准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科学自建立以来就面临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及其解答的立场和观点，将最终决定社会研究的性质及其采取的基本方法。同时，所有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过程，不但将决定社会科学的命运及任务，     

探寻人类社会的“无意识结构”

列维-斯特劳斯是二战以后国际公认的最有权威和地位的结构主义大师和人类学家,也是整个西方结构主义思潮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尊称为“结构主义之父”,其结构主义的思想是在吸收结构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在理论基础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主要体现为对“无意识结构”的建构,而在方法上则主要体现为一种以“共时性研究”为主的研究特色。这种研究特色在对亲属关系、文化现象、     

新批评派的“结构论”与中国诗论的“结构”问题

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新批评与中国诗论关于结构问题的比较。一是结构观念。新批评所持的是本体化了的内部结构观念,近乎所谓诗本身;而中国诗论指的是传统修辞学的所谓篇章结构,二者不能相提并论。二是诗的内部构造的实际思路。新批评研究诗的意义构造,基本思路是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中国诗论虽没有运用结构这个术语,但通过心与物、即情志与景物的关系去阐发诗意。三是这两条依托不同文化根基的思路有着相通之处,在强调外在的自然界与人的内在世界的统一方面,殊途同归。     

投票博弈与“帽子”——博弈论与社会

社会是由各种“游戏”所组成，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游戏”之中。这里所谓的“游戏”即“博弈”。社会设计了很多“帽子”，这些“帽子”是为我们准备的，那便是我们常说的“头衔”。例如，官场有各种“长”——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学位有各种“士”——学士、硕士、博士，工程界有各种“师”——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这些“帽子”是有光环的。还有许多谁也不愿意戴的“另类帽子”，如“贪污犯”、“贼”，改革开放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古代，囚犯的脸上曾被烙上特殊的标记，当今的这些另类“帽子”是现代社会为另类人准备的标记，戴上这些另类“帽子”的人的身份也比正常的人要低，获取资源的量不如正常人，更不能与戴着光环“帽子”的人相比。     

镜头里的社会——来自“垃圾王国”的报道

城镇里总有一些人靠捡垃圾来维持生计，他们处理着居民每天丢弃的成百上千吨废弃物，客观上帮了政府环卫部门很大的忙。当然，这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诸如流动人口的管理、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     

转型期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的新思考——“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目前,我国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着课堂教学费时低效、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不高等问题。2014年,文秋芳提出的"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理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理论。本文从该理论的依据及所面临的挑战两方面探讨了该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并提出建议,以期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中国文化能否为“文明的共存”作贡献

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两家可以为化解“文明的冲突”、实现“文明的共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我相信，在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中同样有可以化解“文明的冲突”并实现“文明的共存”的有价值的资源。是用“文明冲突论”来处理各民族、国家间的问题，还是用“文明共存论”来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和平共处，这是当前必须认真考虑和慎重选择的问题。     

再谈经济学的“主流”与“非主流”

《社会观察》2005年第5期上的《也谈经济学的“流”和“派”》一文谈到经济学的“主流”与“非主流”划分问题,介绍了学术界的一种流行看法即:是否以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将经济学界划分为主流和非主流两个基本阵营。关于划分标准问题,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参照系,但在参照系的选择中绕不过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讨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根到底是人,而现实世界中的人既是新古典世界中的理性“经济人”,也是康德世界中的理性“道德人”。也就是说,经济学既是以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又是以伦理和正义(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看,我以为,以两者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都可视为“主流”。那种“以市场为研究对象,或者说以‘经济人’为研究对象的就是主流经济学,以公平和正义等为研究对象的就是非主流经济学”的说法可能是个误解。这种误解的产生与现代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相关。     

多元的群体 偏离的印象——对中国“90后”社会特征的解析

90后群体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为纵线,以影响90后群体的主要心理因素为横线,从社会化进程、教育化选择、网络化生活以及同一性承诺等四个方面对90后群体的多元可能和形成过程进行解析发现:90后的天生多元促成了其群体多元的真正实现:90后教育选择的多样性加剧了其多元的可能性;90后的网络化生存(工作)能力提供了其多元的现实工具;90后的自我意识中心反映了其较早的自我觉醒。因此,面对社会给予90后的诸多负面评价与90后良好自我认同的差异与偏离,我们需要聆听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香港平安钟：“社会”与“企业”的平衡

香港长者安居服务协会研发生产的平安钟服务系统在香港长者服务中赫赫有名。协会成立以来,其董事会成员和管理人员一直在考虑：协会是否可以更像一个企业？事实上,协会在公共关系、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一直采用了企业化的原则。这也是它能够在香港成功运营的关键。     

“问题化”的背后——对当前中国社会冲突的反思

最近几年，中国的改革已经逐渐进入了“深水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冲突愈益激烈，2005年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多达87，000起，是1993年的10倍之多：二是去年出现了关于改革成败和方向的论争，这实际上是现实中的社会冲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改革进入“深水区”，这就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不再可行，而必须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有一个清晰的判断，理性认识当前中国的社会冲突也就显得尤为紧要。     

加速城镇化下“转籍”农民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以四川省通江县为例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居民转籍进城。城市生活来源、新文化的冲击以及与城市原居民的交往和共处成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本文立足于Berry理论框架的二维模型和社会公平以及市民化的视角,分别对转籍农民进城后的文化适应模式选择和社会融入的现状和问题进行考察。本文研究发现,转籍农民进城后的文化适应模式趋于整合型,即他们对自身原有文化持保持态度同时又对城市新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渴望。而社会融入方面则表现出心理层面的充足、行为层面的缺失,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主体主动性,但是客观环境则亟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