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清的商办铁路政策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其铁路政策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官办与商办之间摇摆。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中止了商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论20世纪初民营铁路资金若干问题

20世纪初民营铁路迅速兴起,而在其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的筹集。如何筹集充足的路资则是民营铁路公司一直绞尽脑汁的难题,民营铁路公司的倡办者和支持者们试图通过若干途径获得资本,甚至有的别出心裁。但并没有摆脱资金严重不足的命运,成为清政府出台"干路国有"政策的口实。本文通过对铁路公司的集款途径、股金的管理和利润分配作一描述,并讨论股金的管理的漏洞及其原因。     

论清政府铁路决策的出台

铁路决策既是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朝野上下议论的焦点,又是求强、求富宗旨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商战”策略在政府决策之中的反映。从1874到1887年,清政府历经近14年才做出铁路的决策,到1906年,清政府基本上对各省修筑铁路请求都予以批准,使铁路利国利民的共识得以充分体现。围绕着铁路的修建问题的讨论,朝野上下还引出了海防和边防运兵、富国利民、与列强争利权等现实的主题,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在求强求富道路上艰难曲折的历程。     

铁路与近代社会力量的成长——以粤汉铁路建设的体制和机制为切入点的分析

清政府在甲午战后筹建芦汉铁路的过程中酝酿筹建粤汉铁路,其最初的体制和机制与芦汉铁路是一致的。"商人承办,官为督率"的体制确认了社会力量在铁路建设领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在这一体制之下,在官商合作的粤汉废约运动中,社会力量的作用得到突出的体现。但是,在废约运动之后,这一体制发生变化,张之洞提出了"官商合办"的体制构想,意图在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找到平衡。但在张去世之后,清政府推行干线国有政策,社会力量加入民主革命洪流,最终埋葬了清政府。从近代铁路建设进程的全局来看,铁路引发社会力量的成长是近代历史的一种必然现象。     

近代龙州铁路筹建始末述略

19世纪末,为了侵略中国西南地区,法国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筹建龙州铁路并由法商承办。在与中方代表就龙州铁路的铁轨宽度、造价费用的谈判中,法国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手段达到其侵略中国的目的。但由于时局的发展及法国与英国对云南的争夺,龙州铁路最终并未建成。     

20世纪30年代国有铁路“民生主义”运价政策施行的动因

20世纪30年代,国有铁路运价政策开始调整,原先的"营利主义"政策逐渐被摒弃,"民生主义"政策得以施行。国民政府、社会民众和铁路当局三者共同构成"民生主义"运价政策施行的动因。其中,国民政府基于振兴经济和稳固政权的需要成为该政策施行的关键动因;社会民众对原先运价政策的批判、对"民生主义"运价政策的主张及呼吁成为该政策施行的重要动因;铁路当局在此过程中也扮演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该政策施行的内在动因。     

晚清的商办铁路及其结局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创建商办铁路公司的高潮.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工商业发展不平衡,各商办铁路公司的资金筹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内部的组织管理也相差较大,但整体上存在着缺少资金,组织管理混乱,路线规划各自为政等问题,筑路成绩普遍较差.在此情势下,清政府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     

晚清的商办铁路及其结局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创建商办铁路公司的高潮。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工商业发展不平衡，各商办铁路公司的资金筹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内部的组织管理也相差较大，但整体上存在着缺少资金，组织管理混乱，路线规划各自为政等问题，筑路成绩普遍较差。在此情势下，清政府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     

试论日本国有铁路的经营形态

在日本国有铁路存在的115年间,先后经历了狭轨与广轨的轨制问题之争、“建主改从”与“改主建从”的投资问题之争、战后运费法定主义的是非之争以及综合交通体系中的铁路定位之争等,而其中的关于国有民有的经营形态问题之争,是贯穿于日本国有铁路史上最大的政策性问题。本文拟就这一政策性问题展开探讨,以揭示其变化的内在联系。     

晚清时期沪宁铁路厘金论说

铁路厘金是晚清时期厘金制度的新样态之一,沪宁铁路厘金成为该时期铁路厘金的典型案例。沪宁铁路厘金伴随着沪宁铁路的修筑过程而发生,商货运输方式的不同,使得依附于水卡的原有厘金税政受到了扰动,进而逼迫主政者思考铁路厘金问题。其中,英国势力的参与使得该问题的处理变得更加复杂。围绕沪宁铁路厘金问题,中央与地方、清政府与外国势力之间相互交织,最终通过磋议、协商、博弈,建构了沪宁铁路厘金的实态。沪宁铁路厘金产生之后,影响了沪宁铁路自身的运营实效,成为清政府的弊政之一。     

民初交通部的官营与民营政策评析——以铁路为视点

民初我国官营铁路与民营铁路的命运截然相反,即官营铁路发展效益良好,而民营铁路则弊窦丛生,腐败、内争不休等问题接连不断,仅能维持惨淡经营的局面。此中因由,与交通部倡官营而抑民营的铁路政策有极大之关系。交通部一直将官营与民营铁路看成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为了给国有铁路赢得最大的生存空间,始终打压民营铁路。其实,就铁路事业而言,官营与民营都只是实现有效管理的一种手段,二者各有其长,如果能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将对双方都有好处。官营与民营并行互补,才是当时交通部最为明智的选择,惟有此才能实现政府与民众的双赢,使中国铁路走向真正的独立与繁荣。对此,学界的认识由过去的一味否定变而为较为充分的肯定,仍然未能跳出二元对应模式的巢臼,乃学术的不成熟所致。     

湖广铁路债券案的历史由来

为了打破欧洲列强的垄断,挤占拥有无限潜力的中国市场,罗斯福和塔夫脱两届美国政府不择手段地攫取了湖广铁路借款权.为达目的,他们一方面同英、法、德等有关国家谈判,一方面对清政府施加压力,甚至由总统亲自出面充当说客,终于如愿以偿.这就是60多年后"湖广铁路债券案"的由来.     

浅析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的中东铁路政策

美国对中东铁路一直怀有野心。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 ,美国为防止中东铁路落入日本一强之手 ,使美国自己在中东铁路享有最大利益 ,在中东铁路政策上数经变化 ,但万变不离其宗 ,哪种政策最有利维护和扩大其在远东的利益 ,它就采用哪种 ,本文即对此进行分析     

政府规制下的日本国有铁路经营

公共性与企业性的双重目标,使得日本的国有铁路经营陷入了矛盾的境地.由于"国铁"在所有制上的公共性,导致了它所有权与经营权概念的模糊,政府与"国铁"的关系混淆不清,从而使"国铁"经营责任不明确;而公共性名义下政治和行政的无端介入,则进一步导致了"国铁"经营自主权的丧失."国铁"经营恶化不可避免,改革势在必行.     

从废约自办到官商合办:杨度与清末粤汉铁路

在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中,杨度以留学生总代表的身份奔走呼吁,为收回粤汉铁路起了重要作用。在废约自办之初,杨度倡导湘、鄂、粤三省合力商办,反对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但清政府并没有采纳其建议,而是采用了三省各筹各款、各修各路的修路方针。当清政府这种方案遇到困难后,杨度转而赞成借款修路和官商合办,主张按照分而不分,合而不合原则,商股由湘、鄂、粤三省商人筹集;官股则由政府想办法,将用人、路工和资本统一起来。这种官商合办方式既有利于早日完成铁路工程,又有利于解决当时存在的矛盾。杨度明确反对将铁路收归国有,劝说邮传部采用官商合办的方式,准许商民附股,俯恤商艰、体谅民情,与人民共享铁路之利,国家单独承担各种损害。但杨度的建议仍然未被采用。清政府顽固地坚持铁路国有政策,从而引起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并最终导致了覆灭。     

中外铁路交涉中的基层地方官——以高密路案中的县令为例

1899-1900年，山东高密因修筑胶济铁路发生持续不断针对德资胶济铁路公司的民众暴动。因处置不力，一年有余的时间里高密县县令几易其人。权力有限的县令在处理与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中，角色尴尬，虽居于交涉前端，面对外国人与民众的冲突时难以满足当地绅民的利益诉求，也无法以传统治事方式化解民官之间的矛盾。当清政府高层既要屈从于列强的强权，又要追究地方骚乱的责任时，县令自然就不能安于其位。县令在对外交涉中角色定位模糊当是清季处理铁路交涉问题时政府权力运作最为底层的一面。     

阶段性和两重性：铁路与清末东北鼠疫

1910—1911年，东北爆发了一次特大鼠疫，造成6万多人死亡，其危害程度在中国近代史上亦属罕见。引发这场灾难的原因有多种，而铁路是加重灾难的影响因素之一。在鼠疫流行第一、二阶段，铁路对扩散和传播病毒起了助推作用。有鉴于此，铁路系统采取了诸多防控措施，如遮断铁路、隔离乘客、铁路检疫、清洁消毒及焚烧染疫火车与尸体等。但是，铁路系统未能尽心尽力实施，致各种措施反复变化。从“为主权”与“为民命”的防疫思想进行分析，不论是日俄两国，还是清政府内部，名义上皆以消灭鼠疫为由，在实施过程中均顾及自身利益，使铁路防疫未能达成一致行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近代中国铁路货等运价制度变迁初探(1915—1937)

由于货等运价制度直接与铁路营业收入挂钩,因此成为铁路运营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1915年之后,在交通部(铁道部)和各铁路管理局(监督局)的共同努力下,以货物分等、递远递减、普通货物基本运价、专价和特价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铁路货等运价制度逐渐走向统一。尽管这一过程在1937年前并未最终完成,但其变迁仍然对铁路运输业和沿线部分城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试论日本国有铁路经营恶化的原因

与学界已有的观点不同,本文从日本国有铁路在接收“满铁”人员、背负沉重的公共负担及不合理的税收负担等方面给经营上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