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花夕拾》的文献价值

引论:《朝花夕拾》是一本什么性质的文集在鲁迅生前亲自编定的著述集中,《朝花夕拾》一书的文体形态是十分特殊的。通常称之为“散文集”。然而我们如果承认对“散文”文体应作狭义的理解的话,那么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鲁迅自己也曾明确指出:该书各篇的“文体大概很杂乱”。那么它是“散文诗”集吗?在我国,“散文诗”的概念很模糊,集中的若干篇什似乎     

民族政治和文体选择 ——论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的转变

文体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语言修辞本身,而应该被理解为结构世界的方式。文章选取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从《斯巴达之魂》到《四日》的转变进行分析,呈现不同战争“风景”背后的文体差异,分析其与鲁迅民族政治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回答辛亥革命发生之前,鲁迅“弃医从文”前后从“科学或政治的小说”转到“纯粹的文艺作品”的文体选择转变的问题,该转变标示着鲁迅以文学文体重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开始。     

从《出关》谈鲁迅先生之于孔夫子

《出关》写于1935年12月,是鲁迅先生晚年的一篇历史小说。这篇小说发表以后,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致鲁迅先生不得不又写了一篇《出关》的“关”》来加以说明。幸亏鲁迅先生有这一篇说明,不然《出关》的意旨是不会象现在这样昭然的。当时,正是国难当头,东北四省早已沦亡,华北岌岌可危,鲸吞之祸已临眼前的时刻,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先生写这样古老的题材,意图是什么呢?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无怪乎揣测纷纭了。对于这些揣测,鲁迅先生都漠然置之,唯独对于“自况说”,却颇有些忿然,因为这是与《出关》的意旨大相径     

必须还《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以本来面目(续)

(五)本文的性质和主题是什么? 《两个问题》的作者说:“首先,我以为要弄清文章的性质”,本文的性质是“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发扬反孔批儒的战斗精神的光辉散文。”众所周知,文章的性质,鲁迅早在一九二七年五月所写的《朝花夕拾·小引》里作过清楚的论述,不难理解。但经《两个问题》的作者一阐述,非但没有把性质“弄清”,相反地却把性质弄错。本文是《朝花夕拾》里的一篇“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性的、自传性的散文,凡是读过《朝花夕拾·小引》的人都知道。为什么要违反鲁迅自     

鲁迅为何批评《文心雕龙·原道》?

鲁迅在他的学术力作《汉文学史纲》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梁之刘勰,至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三才所显,并由道妙,“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矣”,故凡虎斑霞绮,林籁泉韵,俱为文章.其说汗漫,不可审理.很显然,这是对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的批评.客观地讲,这个批评是相当严厉的.那末,怎样看待这个批评呢?换句话说,鲁迅的批评符合不符合《文心雕龙·原道》篇的实际情况呢?我以为鲁迅的批评是中肯的.首先,《文心雕龙·原道》篇没有界定“道”的范畴.刘勰在《原道》篇开宗明义     

“狂人”——鲁迅的影子

多年前初读《狂人日记》,茫然不解。后来读了一些解说性的文字,仍多不解之处。鲁迅自己说这篇小说是揭露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罪恶的,可是看一些解说性文字,揭露家族制度一项似乎没有着落——在这篇小说中,是怎样揭露家族制度的呢?小说写:四千年历史每一页都是“吃人”两个字。所谓“吃人”自然不限于真地把人肉送到嘴里。吴虞写过《吃人与礼教》一文,意在为《狂人日记》作疏证,其中广泛搜罗历史上吃人肉的记载,于揭露礼教有意义,若以论小说,     

《莺莺传》的得失

在唐代传奇中,元稹《莺莺传》是一个很特出的存在。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唐之传奇文》中就将其与李公佐之作相提并论,谓为“于后来影响最大而特可注意者”。然而同时又说它“并不怎样杰出”。的确,《莺莺传》是一部影响很大又有着严重思想、艺术缺限的作品。关于此文思想性的局限,前人已多所论列,鲁迅所谓“篇末文过饰非,遂恶堕趣”(《中国小说史略》)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然而关于它在艺术上的失误及原因,却向少专文论述,间有涉及,也语焉不详。本人即从这里入手,也来谈谈《莺莺传》之得失。     

《文心雕龙·辨骚》臆说——兼与张志岳先生商榷

研究《文心雕龙》的人一般都认为自《原道》至《辨骚》五篇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是总纲。但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论者认为《辨骚》一篇不属于总论部分,而是专论楚辞的,应当属于“文体论”,与《明诗》以下二十篇同列。到底哪一种意见正确呢?当然是前一种正确。有什么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早就作了回答: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等五篇作为“文之枢纽”,并没有     

鲁迅小说三题

鲁迅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祖”.《狂人日记》是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写成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于同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后由鲁迅收入《呐喊》小说集.鲁迅将这篇小说的主题概括为“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并说《狂人日记》同《孔乙己》、《药》等一起,因“内容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震动了当时的文坛,显示了文学革命的“最初实绩”.     

“互文”视野下的 孤独者!的想象空间

《孤独者》是一篇内涵很丰富的小说,在“互文”的研读视野中,文本内三个人物的“孤独”命运形成互文式循环;魏连殳与鲁迅其他小说的人物构成了互文式“孤独者”谱系;《孤独者》对“魏晋名士”、“零余者”这两个前文本进行了互文利用;文本中关于“孩子”话题的讨论与鲁迅“孩童观”发生了互文引证。在共时和历时的网络体系中,在此文本与他文本、文本和文化语境的相互指涉和映射下,建构起多维度的语言形象、文本语义结构、互文符号范式。     

从歌、传相和现象看唐人的传奇意识

自鲁迅提出唐代作家“有意为小说”开始,几十年来,学术界基本上都认可了这一观点,较早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后来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征引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这段话。其实,明代胡应麟早就有过类似的说法。“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的说法是对胡应麟的发展,将胡的“设幻语”和“作意好奇”发展成“有意为小说”。案,鲁迅所说的小说与胡应麟所说的小说在文     

《辨骚》篇不属于总论吗?

《辨骚》篇在《文心雕龙》全书中的地位,刘勰自己在《序志》篇中说得很清楚:“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但是,由于《辨骚》篇放在“文之枢纽”即总论的五篇之末,同下面“论文叙笔”的二十篇相邻接,又曾有人把“骚”单独看作一种区别于诗和赋的文体,所以《辨骚》篇究竟属于总论还是属于文体论,就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争议。六十年代初,段熙仲和王运熙同志,     

读《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辨证》

读了王杏根同志的《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辨证》一文①后,觉得有几点可议之处。一是史料运用。拙文《<中国地质略论>的写作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护矿斗争》一文②引证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上的一条消息,认为它与《略论》的写作“直接相关”,王杏根同志对此表示“怀疑”。据他说:“促使鲁迅以沙俄夺我矿权事实警策国人的”,“并非由于《朝日新闻》上的有关消息”,而是在此之前八个月《浙江潮》第一期所刊登而为我所“疏忽”了的《要索纷来》。事实是否如此呢?不妨作一比较。     

藤野:鲁迅前期内心世界中的一个亮点--在日本芦原町"藤野严九郎与鲁迅"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感激之情何以非同寻常?首先是自“家庭变故”后,鲁迅一直在寻找“别样的人们”,从南京、东京,至仙台,鲁迅终于发现了“伟大的”“性格”;其次,写作《朝花夕拾》时的鲁迅,因生活中颇多“纷扰”而希望“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鲁迅正是借回忆藤野先生而在自我生命的底蕴里,寻找光明的力量。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鲁迅与夏目漱石

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观念与技巧上有契合之处。在小说、散文、散文诗等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中，鲁迅与夏目漱石都存在着文学上的关联。《呐喊》与《我是猫》注重以空间叙事来完成小说结构的建构；《朝花夕拾》与《永日小品》里展示出来的是文字的“余裕”；《野草》与《梦十夜》是生命独语的展现。然而，《呐喊》空间建构上的复杂和多元、《朝花夕拾》里温暖的情感和自由率性的笔墨趣味、《野草》的凌厉和冷峻，又显示出鲁迅的独特创造。     

从《鲁迅批判》到《文学史家的鲁迅》—一李长之对鲁迅研究的贡献

李长之以他的勤奋和努力,在鲁迅研究史上留下了足迹。《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编选了他的《鲁迅批判》片断和《文学生家的鲁迅》,实事求是地肯定其贡献。 李长之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当然不仪这两篇,但这两篇确是其代表性的成就,並因此受到公开批判,《鲁迅批判》成了“打鲁迅”的罪证,《文学史家的鲁迅》成了“捧鲁迅”的罪证。可能基于这个原因,在其追悼会上,对鲁迅研究的成果只好避而不谈。如此,就有必要探讨这个问题,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追寻桃花源--也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前人多有研究。而有关“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真伪之争论,则颇为激烈。笔者经过对当时流传的几种武陵人奇遇故事的比较,认为陶渊明亦不过如当时之小说家,将这一怪异故事记载下来罢了,因此《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其中之“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亦不宜坐实。而《桃花源记并诗》在历来陶本中“文”、“诗”并载,这种文体特征极有可能受到佛经文体偈颂相接的影响。     

论徐玉诺乡土小说的特色

五四文学还处于草创时期,徐玉诺的小说就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注意;被注意的主要之点是在“乡土文学”问题上。王诺曾回忆说:“那时,我也不过是干百热心青年之一吧,仅以粗枝大叶的乡土文艺,写小说写诗歌,反映农村里的矛盾与兵荒马乱的情形,不知怎的引起鲁迅先生的注意来,三番五次嘱咐孙伏园,给我写信,让我把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二十来篇小说收集出版,并自愿作序。”这段回忆中“不知怎的”四字,很实在,王诺当时并     

《文心雕龙·辨骚》臆说——兼向张志岳先生请教

研究《文心雕龙》的人一般都认为自《原道》至《辨骚》五篇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是总纲。但也有一些持不同意见的论者认为《辨骚》一篇不属于总论部份,而是专论楚辞的,应当属于“文体论”,与《明诗》以下二十篇同列。到底哪一种意见正确?当然是前一种正确。有什么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早就作了明确的回答: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帅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     

《“夜来香”》不是鲁迅佚文吗?

《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上刊出了《“夜来香”》,同时发表了胡奇光同志文,考证此篇当是鲁迅佚文.陈福康同志在该刊同年第2期上发文对此提出异议.我在1979年第6期该学报上发表了《<“夜来香”>应是鲁迅佚文》,不同意陈文中的种种有疏误的说法.福康同志又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6辑上发表了《<“夜来香”>是鲁迅佚文吗?》一文,其中对拙说作了批评.但我读了此文后,感到陈说的纰漏愈来愈多,因而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