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士与侠气

秦汉以来,儒士逐渐成为"士"之主流,由于稳固的帝制与儒家思想的结合,部分儒士偏离了先秦的儒家精神,其思想与行为发生了种种变化:法家化,庄禅化,杨朱化,学者化。而秦汉以来受到多种压抑的侠士,逐渐边缘化,但是,"侠气"——一种精神气概、一种人格特质,却在社会中弥散存在,并且与儒士的思想与行为纠缠,一些儒士成为"侠气儒"。这种"侠气"养护了先秦儒家思想一些可贵的因素,而且,两宋以来,"侠气"却吊诡式的可以成为"君子"的构成性质之一。特定层面的儒侠互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重要意义。     

元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评《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发展》

正公元1251年,忽必烈奉宪宗蒙哥之命,以太弟之尊总领漠南军民庶事,开府金莲川(这里后来成为元朝的上都)。他招纳了大批幕府文人,比较知名的就有六十余人,多是金末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地在术数、儒学、文学词赋等领域的精英。此后他们或较长时期留在幕府,或在幕府中过渡后被派往各地任职。在忽必烈1260年即位后,其中不少人成为他的心腹股肱之臣。如果说当时军政大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中,这些文人还只是参与者的话,那么当时文化政策之制     

忽必烈与云南

忽必烈平大理国和云南行省的建置,是汉武帝以来历代中央王朝不曾有过的,它奠定了祖国西南郡县的版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平大理中的出奇制胜和对敌方矛盾的利用,在中国史上没有同例。本文还认为,土官制度的建立是忽必烈对中国历史的又一重要贡献,这项措施改变了汉武帝开创的云南郡县制不断蜕化终至名存实亡的势趋。     

传教士、儒士与西学东渐

中国近代社会跃进和渐进的变迁,不是直接来源于社会内部诸因素缓慢发展和积累的结果,而是在外来军事、经济、文化入侵,旧的社会形态被强制破坏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整体意义上,这种特殊状况下的社会变迁仍是缓慢和渐进的,但在局部的区域——开放的沿海城市、特殊的社会阶层中——与西方人关系密切的买办、商人、官僚、知识分子等,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的发展,却是在强制性的外来输入情况下产生了跃变。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领域的跃变,既没有本土文化的延续性演变为基础,也不具有足够的     

先秦儒士的乐观精神与责任感

<正>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以一种无可遏止的力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情感和心理深处,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潜意识,这应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了。今天,我们对这种力量进行细致深刻的反省,从而全面认识它的价值所在,进而更准确地认识我们自身,当是不无意义的。儒家思想的代表者是以冷静的乐观精神和崇高的责任感作为其精神支柱(即人生观)而生存的,并且他们又以此凝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士人格。随后,这些精神产品又以一种积淀的文化形态出现,成为感染并最终塑就整个中华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全部外在面貌和内在性     

王船山儒士观初探

<正> 王船山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际,他不仅以自身的高风亮节,影响了后代大批志士仁人;而且着力于创建一个继往开来的学说体系,把儒家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历史上的儒士阶层问题,他也有不少鞭辟入里的见解。本文拟将这方面的有关论述,加以整理,略探其本源,并扼要加以评论。一王船山的儒士观,是继孔、孟和朱熹之后,对我国传统儒士观的又一发展,是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士”一词的最古本意及我国历史上士阶层的起源,学术界已讨论了几十年。对“士”     

元初北方儒士历史价值新论--从儒士在元初征战中的作用谈起

在蒙古贵族南下过程中,忽必烈周围的北方儒士在襄赞军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全局性的战略决策和局部性的战术问题,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为忽必烈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们在局部的军事斗争中运筹帷幄,临机决断,克敌制胜,享有“名将”之誉;他们不仅提出了建立战略基地的建议,而且保证了军需物资的供应;他们随军出征,拯救民命,搜求儒士,为保护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对忽必烈登上汗位、赢得战争的胜利乃至实现全国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儒士在军事斗争中价值的认识,是忽必烈擢用儒士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朱元璋对待儒士的态度

朱元璋是以布衣而登九五之尊的明代开国君主。学者们在谈到他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原因时,无一例外地都谈到了儒士的作用。的确,朱元璋对待儒士倚畀之殷、待遇之优渥,是有口皆碑的。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儒士诛戮之惨、文网之密,又与清代的文字狱毫无二致。这一互相矛盾的现象,竟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个中缘由,是值得作一番探究的。遗憾的是,学者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朱元璋如何稽古右文,而对于他为什么要大批屠戮儒士,还未见有专文论及。小子不敏,打算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和同志们。 一、朱元璋重用儒士的缘由 刘邦曾经说过:运筹帷幄,吾不如子房(张良);刘备也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得水也。这两则脍炙人口的典故,是人们所熟知的。其实,重用儒士是历代开国之君的共性,不独刘邦、刘备为然。乱世尚武,治世修文,这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一般规律,但朱元璋对于这两者都没有偏废,即使在干戈扰攘之际,他也没有忘记网罗儒士,勷赞军机。究其原因,不外两点: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制度研究

元世祖时期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几乎是对中国历代封建社会相关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的承袭和完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元朝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制度才真正得以重视和推行,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大力推行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不仅反映了以忽必烈为首的统治阶级正式认识到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性,还能够有效地巩固新生的元朝政权,更能够使历经战火的人民休养生息.     

试析忽必烈定都大都之原因

试析忽必烈定都大都之原因○王浩公元１２６０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称帝,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建国号为元,至元九年迁都大都。从此,大都开始了其作为有元一代唯一正都的历史。都城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不仅仅意味着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且还一定是经济中心...     

试论元世祖忽必烈的民族政策

我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元代除蒙古族和汉族以外,国内还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如东北的女真、西北的畏兀儿、西南的壮、彝、苗、瑶族等等。元世祖忽必烈从封建王朝的利益出发,针对当时我国多民族的具体情况,对边远的民族地区和当时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和比较明智的民族政策,解决了许多民族和地区间的矛盾。基本上把全国各地统一起来,实现了全国统一的大业。忽必烈的民族政策及其具体措施,促进了这种统一局面。最主要的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西汉儒士身份的悖论性统合与精神苦闷

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士风流成为西汉士人不言而喻的人格追求与文化价值表达的参照。不过。汉代毕竟不同于战国，士人的自我寻租的选择空间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格局中日益逼仄。士人希望自己所尊崇的学说能够最大可能的实现其政治价值，这是从孔子以后儒家的最重要的理想；然而学术一旦被权力认可，变为政治意识形态时，学术本身的生命力也就随之熄灭了，作为学术主体的士人也就成为意识形态的客体。这是汉代儒士的身份特征与苦闷的症候。     

儒士与儒教士:文化身份与精神类型的探究

对于"原儒"工作,"文化身份"与"精神类型"的研究具有新的意义。"儒"经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诞生。"儒士"为"志于道"的"传道者"。汉以后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担纲者,是自觉地为大一统国家进行神义论和道义论证明并致力于政教实践的新型儒者,与"儒士"存在着身份和精神类型的差异。"儒教士"的精神类型,体现为"神义性"的天命信仰与"道义性"的圣教观念的结合,并在不同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加以调适。"儒"之历史性与差异性的问题是西方学界近期研究的热点,笔者做出了批评性的回应,并对"儒"之身份的区分及其译名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忽必烈的“变通”思想浅析

在我国历史上,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位“仁明英睿”的杰出人物。他于1260年继蒙哥汗即位,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接着于1279年灭苟安偏居的南宋腐朽政权,最后结束了唐末以来的武装割据和宋、辽、金、西夏等几个民族政权长期并立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使元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务一万方”的多民族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忽必烈即位后,“祖述变通”,立足于革新,实行了一整套“宜新弘远之规”的改良主义政策措施,立法正纲,内治外御,把“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广阔疆域统一在元朝版图;劝农桑,宽民力,重视屯垦,兴修水利,使“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并因地制宜,扶助多种经济,使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也随着农业恢复和发展;便利了交通,繁荣     

曹丕的“文士气”与“儒士气”

曹丕的诗,被有些诗评家认为有“文士气”。本文通过对曹丕诗歌所蕴含的感情、诗歌题材的取舍以及生平行止的研究,发现他的诗歌还带有儒士的色彩,诗歌艺术的追求上有明显而自觉的对儒家文学观念的继承,思想跌宕起伏却不悖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因而模仿“文士气”的说法,认为曹丕的诗歌还有“儒士气”。同时,考虑到他对诗歌意象的选择和对文学的重视,也能对“文士气”做一些补充。     

“马、牛、羊”与元代儒士地位

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元散曲中出现了一些借动物之口反映社会底层之苦的"诉冤"之作,这些作品反映出元代儒士地位之低下。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三:废除科举制度,儒士入仕无门;世袭之风浓烈,官职成为蒙古人、色目人的专属;卖官鬻爵,穷儒生难以跻身仕途。     

董仲舒儒学:儒士群体自我意识的调整

翦伯赞先生指出,先秦儒家“一般地说,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追求他们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董仲舒以后的儒学家说则不然,他们把儒家哲学当作政治的敲门砖”。(《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历史学》1979年第1期)随着对古代中国儒士群体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孔孟原始儒学的理想主义和以道自任精神,但对董仲舒儒学则仍然基于     

汉族儒士：元代政治中的边缘人

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领域,士阶层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历朝历代的统治支柱之一,然而在元朝,士阶层、尤其是汉族儒士群体,在蒙汉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被挤出了元朝政治领域的中心,成为政治上的边缘人.     

两晋南北朝儒士排佛思想探微

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士对佛教排斥范围之广、排斥之尖锐,前所未有且后不能及,焦点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因果报应、神不灭说以及不敬王者之上.体现了涉及广泛与表面着力、道士参与与双面夹击、咄咄逼人与迎合淡化、对立交涉与初步融合四个特质.概言之,儒家对于佛教的排斥与利用,佛教对于儒家的依附与吸收,构成了这一时期儒、佛关系的主要内容.     

论儒士在建立明王朝中的历史作用

纵观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农民起义,虽然轰轰烈烈,但大多最后总不免于失败。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起义领导人不能正确地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单纯的农民军由于缺乏大量的知识分子参加,往往形成武强文弱的局面。由于没有很好的参谋人员,政治上缺乏远见,不能解决当时社会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致使政治上、军事上屡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