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华北宗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

在清代华北乡村社会,虽然缺乏结构形态完整的宗族组织,但是宗族活动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处理民众纠纷的过程中,州县官重视发挥乡村宗族的作用,多将民事诉讼案件转交宗族调解;而宗族组织为协调族群利益,维护宗族秩序,将调解族内纠纷作为其基本职责。华北宗族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国河南灾荒时期之乡村民生述略——以水旱灾害为中心

民国时期,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河南灾荒严重,给河南乡村民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粮食的短缺造成粮价的不断上涨,粮贵物贱更加重了灾民的贫困。灾荒期灾民面临的最大问题往往就是食物问题。为了充饥,他们不择手段。当灾荒的严重程度威胁到灾民生命的时候,他们就会超越道德和伦理的约束,卖妻鬻子,易子而食,甚至杀食亲人或他人。     

法律实践与乡村秩序体系的建构——基于韩村土地承包费纠纷的考察

“乡村秩序何以维系”一直是基层治理的核心议题,通过考察韩村村集体与村民间的土地承包费纠纷,着力探讨法律在乡村中的运作实践和乡村秩序体系的建构。研究结果表明,法律运作逻辑与农民认知间存在明显差异,农民持有整体性的权利义务观,法律则遵循局部性的权利义务观,导致双方往往对同一事实形成不同判定并产生分歧,降低了农民对法律的效果认同。法律在乡村的实践过程呈现出“运动式”特点,强制的法律只能实现对乡村一时的主导,一旦退出村庄,情理便再度兴起,由此形塑出“情理长期在场、法律间歇主导”的乡村秩序体系,在建构乡村双重治理规则空间的同时也影响着纠纷的现实走向与结果。当前村治困境部分源于国家使用法律来改造既有的乡村秩序体系,却难以保证法律的执行效果,未能建立起法律的权威,鉴于此,要建立起有效的法律执行体系,保证法律被彻底贯彻,强化在农民生活中的效用发挥。     

近代农民土地短缺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以民国时期苏北地区为中心

民国时期苏北农民土地短缺是由官僚、地主、商人对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和沉重的人口压力造成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主要依靠自身劳动力,年复一年地以落后的耕作方式进行生产。在沉重的地租剥削下,处于入不敷出的艰窘境地。由于土地短缺,特别是土地占有不平衡与人口压力的双重作用,将农民推出家门,迫使他们走上离村之路。     

关于近代华北社会问题研究的一次重要会议——“民国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与近代华北社会”学术研讨会述评

2006年10月21—22日,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民国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与近代华北社会”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召开。来自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四省市的包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秩序的演化与重构策略——以W州X村为例

乡村秩序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加速推进,乡村旅游主导型村庄数量愈发增多,中坚农民和旅游外来从业者现象愈发显著,进而深刻影响乡村秩序的变迁。本文将X村作为乡村旅游主导型村庄的典型,从该村社会权力秩序、经济分利秩序、人际互动秩序、社会认同秩序等四个维度系统性地分析乡村旅游发展的兴起和阻滞两个阶段对X村乡村秩序的影响。经研究发现,在乡村旅游兴起和阻滞的发展阶段下,X村乡村秩序四个构成要素均发生形色不一的变迁,致使X村乡村秩序总特征经历熟人道义、利益共享——利益竞争、社会冲突两个阶段的特征转变。由X村乡村旅游与乡村秩序变迁历程可知,如果缺乏合理认知与干预策略,乡村旅游对于乡村秩序的影响则是负效应大于正效应的。为此,须借助合理的外力干预措施整合乡村公共空间,以尊重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主体性地位,规制旅游外来从业者阶层的权责界限,从而在乡村旅游发展下型塑成以情感协作、共生发展为特征乡村秩序。     

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土地秩序演变——基于土地要素流动“放”与“限”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土地要素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同时我们要警惕土地要素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本研究通过文献回顾,首先提出了乡村土地秩序的分析框架。依此解释框架,首先结合晋东南远郊村DS村的状况对乡村土地秩序的概况和土地制度改革进程进行了回溯,揭示农村土地的承包关系和经营格局;其次结合DS村土地纠纷典型事件进行了叙事分析,对乡村土地纠纷类型和土地社会风险进行了剖析;最后总结出了土地要素流动的规则,对当前乡村土地秩序生成逻辑进行了论述。最终发现我国农村土地改革中的承包关系、经营格局、土地纠纷类型与土地社会风险存在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这正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继续深化的难点。据此提出针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民国时期农村妇女的权利和地位——以天柱土地买卖文书中的女性为中心

妇女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自宋代以来即逐渐下降,民国时期则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逐渐产生新的女性话语意识,政府亦因应形势颁布了相应的法权保护文本。本文以天柱土地买卖契约文书中的女性为中心,分析土地买卖过程中其所扮演的卖主、买主、凭中等角色,阐述她们享有的权利和地位等诸多问题。、比观清水江文书与民国时期保护妇女权利和地位的法律和法规,或许可以得出妇女——特别是广大农村妇女——依然缺少争取法律保护的主动权益诉求,其权利和地位仍受到各种或隐或现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     

以“三权分离”促进土地流转——对河南省G村的一起土地流转纠纷案例的分析

土地流转对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土地流转中出现的问题很多是由土地权益归属不明确所引起的。本文通过对河南省G村一次土地流转纠纷的分析,指出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只有明确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受益权,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构建各方的利益协调机制,才能最终实现政府、企业和农民的共同发展。     

抗日战争前中共对华北乡村防卫力量的分析及策略——以山东为中心

在抗战前,中共对华北乡村社会的防卫组织、力量与武装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针对其中不同的阶级与阶层提出了相应的斗争策略,并付诸实施,对于推动乡村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抗战前中共由于在华北乡村中力量薄弱,缺乏群众基础,且对乡村民众的革命理念宣传不力,因而仅仅试图通过突发式和革命式的手段将乡村防卫体系中的下层民众纳入革命的轨道之中,显然与预期的目标有相当差距.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综合土地整治和乡村振兴:平台、工具以及关键因素——以四川省 D 镇综合土地整治项目为例

文章回顾和总结了不同城乡关系阶段下土地整治的内涵和成效,构建了土地整治作为平台和工具助力乡村振兴的传导机制,并在此传导机制的框架下,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了综合土地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 对四川省口镇的综合土地整治项目的案例研究表明,综合土地整治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平台和工具,应贯彻执行“以人民为中心冶的发展理念,应顺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应能够防范社会风险,应有助于实现城乡融合。 只有这样,综合土地整治才能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助推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论政治秩序的维护——以政治冲突、政治整合为中心之分析

从维护政治秩序这一目的出发,对政治秩序的基本理论作了初步的厘定,认为整合政治冲突是维护政治秩序的首要任务.由此,对维护政治秩序和实施整合的原因、整合原则及其判断标准作了一定探析.     

国家、地方政府、乡绅与乡村秩序——以民国初年微山湖地区“垦务公司事件”为例

民国初年发生在微山湖西岸的"垦务公司事件"表明,地方政府在中央权威弱化时,既不是国家的代理人,亦非乡村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它形成并扩张自主性利益,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其价值取向。此时的乡村士绅已非传统社会以乡村社会共同体利益为己任的士绅阶层,它开始从乡村社会"分化"出来,主动向地方政权靠拢。缺失代言人的乡村社会,难以联合起来形成足够的力量抵制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乡村社会开始陷入集体"失语"状态。     

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即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这场以实行编村、整理村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建设运动,可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发展阶段。通过实行新"村制",阎锡山正式将国家行政权力网络延伸、渗透到基层政权的权力系统,客观上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实现了国家对山西乡村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他者”入史：历史统计学方法的产生与运用——以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中心

统计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不仅是知识领域的跨界合作,更是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历史传统交流碰撞的产物。统计入史有着不可更张的先天基因,不仅统计表与我国史表形式相近,而且统计材料翔实确切的要求与我国史学“记史求真”的传统相吻合。梁启超率先提出历史统计学这一概念,这不仅与他个人好制史表的个人习惯有关,同时也与他主动汲取先进治史理念有关,更重要的是受其业师康有为的影响。统计入史后,在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多有提倡与实践。统计入史为整理史料与研究问题提供了新方法。自此,数字与图表结合的历史书写方式常出没于史籍之中,史学的数字人文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     

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以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为中心

利奥波德在拓展道德共同体边界的基础上构建了“土地伦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被延伸到“土地”生命共同体中。然而狭义上的“土地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用于海洋。为此,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从“生命”这一基本事实重构“海洋伦理”:“海洋”不仅仅是海水,它是生命流过一个由海水、植物、动物等多个生物所组成的“生命之网”的源泉。“生态系统健康”成为新的伦理愿景,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都以维护完整的、健康的海洋“生命共同体”为导向。这展现出一种跨越伦理边界的“生态想象力”,在尊重的前提下探索海洋。“海洋伦理”的提出并不是对“土地伦理”的否定,而是一次伦理上的进步,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两者都展现出了作为道德准则的规范伦理和内在德行追求的美德伦理,这为环境伦理的进步及具体的伦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