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对“明星制”的突破

电影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迅速崛起为广受国人欢迎的大众艺术,为近代中国女性步入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到20世纪30年代,电影女明星成了上海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明星制”成为一时之风。针对“明星制”的弊端,左翼电影采取多种措施,对其予以批评并试图突破其藩篱。但宥于当时中国电影发展之现实,“明星制”终究未能发生根本改观     

女明星：身体解放、都市景观与观众欲望——论中国早期电影女明星现象

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明星是伴随着“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文化现象，身体的解放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女性对个性的向往；作为一种现代都市的景观，女明星、电影和都市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观众对那些明星的崇拜和追捧则在于明星的“奇观”效应和满足潜意识中的某些欲望。     

置于主流话语意识下的女性关照——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在历史剧创作中,郭沫若将女性观照放置在主流话语意识下,塑造出的女性具有不同的时代质感。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在"五四"个性解放意识浸染下最具叛逆意识,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意识更多凸显的是左翼斗争意识,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强调实践主体功能。相应地,郭沫若女性观照的价值取向也带有权力话语意识。     

香港女性文学创作简论

香港女性文学从５０年代萌芽诞生到８０年代出现繁花似锦的局面,成就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处在特殊的地域文化和社会制度之下,香港女性文学有着独异的特色。从创作主体看,香港女性作家有不少人是明星（名人）与美女,“明星＋美女”的女作家是香港文坛的一大奇特现象;从作品看,香港女性文学往往脱不开“男女之情”的内容,婚恋小说为数不少,主题与人物塑造也有独特之处。     

从“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发生看其历史合理性

本文探寻了1930年代发生的“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主客观因素,认为“左翼电影文化运动”首先是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当头的必然事件;其次是中国共产党谋求文化领导权的政治需要;再次是左翼知识分子实现社会革命理想的艺术实践.因此,本文认为尽管“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有一些过激偏向,但即使是“去意识形态化”批评也无法否认“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历史合理性.这对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认识,对中国电影文化现状的思考都是有重要参考意义的.     

革命想象与性别表述——论左翼小说中的女性成长叙事

左翼小说中女性的成长叙事,虽深受"革命+恋爱"公式的影响,但却无法用一种单一的模式来统辖,因创作者的性别差异而在文本中呈现复杂面貌。从成长视角探究左翼小说中女性的成长经验、生存状况、精神追求、价值观念与自我建构,有利于从性别视阈折射社会环境和时代文化特征,并挖掘女性成长背后隐含的性别权力与公共政治是如何介入并影响、改造女性成长叙事的。     

从性别自觉到文化自觉——中国当代女性电影思潮的流变、意义及悖论

1980年代以来的女性电影完成了一个从性别自觉到文化自觉,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从成长的神话到生存的寓言,从差异性的苦恼到差异性的维护,从电影主题的女性自觉到电影语言的女性自觉,从造型表现主义到静观写实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一方面是女性意识日益深化并世俗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女性社会文化空间的初步建立。女性电影的生成不仅仅是一个基于性别政治的文化实践,同时也是基于民族/阶级/代际政治的影像建构,在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对于性别政治的突出,往往成为主流文化遮蔽其他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中国的女性电影在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中也是一个共谋的角色。     

20世纪女性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女性写作由20世纪20年代浮出历史的"地表",到40年代独占鳌头,至90年代兴盛繁荣,构成了20世纪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意味着女性不再是被人任意书写而是开始主动书写自己的历史。在社会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女性表现出的不同文化心态成就了各个时期女性写作的经典样式。女性写作在20世纪现代化的进程中,由边缘话语渐次发展,不断生长,终至入主文坛,结束了中国文学史几乎只有一种性别声音的历史,成为一种无以忽略的文学存在。     

抗战初期左翼文化活动与萧红、白朗的发轫

抗战初期,中共满洲地下党在哈尔滨领导的“牵牛坊”系列左翼文化活动,对左翼文化阵营中的东北女作家萧红、白朗产生深刻的影响。借助于中共满洲地下党创办的《夜哨》和《文艺》等报纸副刊考察,萧红和白朗的文学创作从沙龙文化走向社会文学,萧红和白朗在哈尔滨的文学实践,为以后流亡关内从事抗战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初期的哈尔滨左翼文化活动成为东北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影响因子,使发轫期的东北现代女性文学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迥异于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考证呈现了左翼文化活动对萧红、白朗的启蒙,两位女作家的左翼文化活动,展现了夜幕下的哈尔滨文坛的一角,从而对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沦陷区抗日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与租界文化的关系

租界化的上海是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滋生地,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与租界文化气候有密切关系。租界化的上海具有左翼文学思潮所必需的社会阶级构成模式和政治语境,租界的文化风尚和商人的投资,对左翼文学思潮的风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左翼文学思潮符合大部分租界作家的精神状态和租界人的文化心理。租界的文化语境,对于左翼文学现象来说,是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历史安排。     

拉丁美洲新自由民粹主义的表现与兴起要素探析

拉丁美洲一直都拥有民粹主义政治的肥沃土壤,从来就存在反对不平等和反美的左翼民粹主义政治和具有军方背景受美国支持的右翼民粹主义.长久以来拉丁美洲民粹主义政治总是在左右两极之间摆动.虽然左翼民粹主义政治的支持者众多,但是在很多内部和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右翼民粹主义总是可以在左翼政治长期执政后又重新夺取政权.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出现了新自由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相结合的独特现象,这种政治现象也被称为新自由民粹主义.对拉丁美洲右翼民粹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探析,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视角来解读拉丁美洲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特征与趋势,从而了解新自由民粹主义的兴起要素.     

丁玲与左翼文学

笔者所用的左翼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由30年代初直至“文革十年”文学的终结。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丁玲一生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兴衰发生了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笔者通过她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     

华语电影三代女明星的文化表征及其转移轨迹

摘要： 电影女明星作为视觉化的范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明星的文化认同跟主体所处的社会空间和所担任的社会角色有密切的关系。华语电影的三代女明星的文化表征，分别隐喻着近30年以来中国社会与电影及大众文化表演的转移轨迹。新时期电影表演与政治叙事的框架下掩饰不住的是大众的集体幻想；而巩俐则是作为传统东方文化及想像的承载对象而出现的；章子怡作为大众传媒时代的明星，是按照电影工业和明星制的机制及规范逐步被打造而成的。她们分别对应的是身体性的历史展示，文化想像被作为一种假象的情色奇观以及纯粹符号化的快感凝视。传播民族文化，准确把握明星受众视觉与文化心理，进而推及到国际语境之中，是我们常常看不到的问题。     

193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迄今为止,对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1929-1948年、1949-1978年、1979年至今三个阶段。受宏观时代文化环境的影响,每一时代的研究者在这一领域既做出了贡献,也留下了局限。未来的研究,要进一步强调对1930年代左翼文学资料的整理、发掘和利用;要排除现实因素的干扰,力避将左翼文学资料当作新的历史条件下某种新的观念的历史材料来使用;要反对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力争重返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现场,在多重的历史联系中把握其历史。     

论李昂9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李昂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借政治、历史等题材书写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建构.其后殖民叙事展现当代台湾社会女性的迷惘与虚妄,而其政治小说文本中的女性通过身体政治消解男权话语中心的策略使身体具有了社会和文化维度上的意涵,李昂还通过重塑历史表达女性寻求自我身份认同历程艰难.其创作实践丰富和拓展了女性写作的空间,作品中的现实人文关怀对当代大陆女性作家写作具有启发意义.     

转型社会中的类型分化——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明星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明星”成为一种广泛流行、初具规模的社会现象和工业制度。本土“明星”承载起传播传统文化意识和时代精神状况的重要责任,并呈现出三种典型角色一是“悲剧明星”成为黑暗社会的控诉者。二是“左翼明星”成为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三是“有声明星”成为时代风尚的引领者。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与丁玲的文学转折

丁玲在五四精神影响下进入了文学界,以其大胆独白而受到关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出现了重要转折,从女性革命走向革命女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女性创作找寻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政治选择。在20世纪40年代,丁玲的一些作品还是显露了她的独立思考,随后由于政治因素,丁玲放弃了个性表达,走向配合政治宣传。     

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对上海左翼文艺书刊的检查

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全国的文化出版中心,是党派文艺建设的中心,同时也是国民党消极查禁与制裁左翼文艺的中心。国民党在印刷、流通与销售等方面,对左翼文艺进行审查,从而影响了当时左翼文艺的创作。     

1930年代上海舆论空间与青年丁玲的生成

20世纪30年代,上海以其高度发达的报刊业、新书业以及各类媒介传递,为生存其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建构出多元的舆论空间和话语场域。上海舆论空间对青年丁玲公众形象的构建也起到重要作用。丁玲踏入文坛之初,《小说月报》作为丁玲最初发表小说的主要场地,不仅在文学外围打开了丁玲的知名度,其编者、读者、作者一同构建的舆论场域,也使丁玲的"摩登女性"形象和革命女作家形象深入人心;丁玲加入"左联"后,"左联"对丁玲形象进行了有意识的建构与生产,使"革命女战士"丁玲成为左翼文学代言人;"丁玲失踪"案后,上海各方舆论场获得了对丁玲形象想象和重构的话语权力,丁玲一方面在左翼舆论阵营中成为被"英雄化"的革命符号,另一方面在市民群体中再次成为被屡屡消费的"文化明星"。1936年丁玲初次踏入革命圣地延安便受到了极高的政治礼遇,离不开上海这一多元舆论场在此前对其公众形象的塑造。青年丁玲的成长与成功典型体现了革命语境下现代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的互生关系。     

稳定与变迁：女性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对《中国妇女报》女性人物的分析

通过对《中国妇女报》26年间女性人物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中国妇女报》所建构和形塑的主流女性形象既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也发生了若干变迁。就内在形象而言,其稳定性表现在：不同年代的生理形象均以中年女性为代表,成就形象基本上体现为“工作业绩”;其变迁性体现在女性的知识形象在逐步提升,人物的政治色彩处于弱化状态,女性的职业形象随时代变迁发生了较大变迁。就外在形象而言,不同年代的女性人物在地域身份和评价形象上均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