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之佛学观

明季关学大儒冯从吾,从儒学正统观点出发,力辨儒佛二宗之异趣.对晚明儒、佛在道体、心性、人性善恶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同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冯从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一场较为彻底的清算,从中可以窥探冯从吾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晚明儒学的佛学观.其所暴露出的晚明关学学者对佛教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理解和把握上的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论明清之际的词曲之辨

作为清词中兴基础的明词复兴是明代俗文学复兴的一部分,它是受到曲文学的带动而出现的,并因此而带来曲化的问题。明清之际的词曲之辨就是为了解决明词的曲化问题。云间派词论的集大成者宋徵璧以雅俗之辨看待词曲之辨,以诗化对治曲化,这一理论为王士禛等广陵词人所接受,成为清词发展的基本思路,为清词中兴扫清了理论障碍。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对"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吴伯宗"的反思

四库馆臣提出明一代台阁之体滥觞于吴伯宗的真实内涵,主要是指从风格特征上来看,明代的政治文学萌芽于吴伯宗.其着眼点在于吴伯宗首科状元的政治身份,以及该身份所代表的明代新朝文人.但在易代之际的视野下考察明初的科举制度,以及吴伯宗学术与文学来源可知,吴伯宗具新朝文人之名却不具新朝文人之实.四库馆臣夸大吴伯宗文学地位的原因,主要因为其构建明代文学史的方法性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对四库馆臣这一判断的反思表明,对明代台阁体的研究应当置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语境中.     

孙奇逢对宋明理学三大公案的解读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他以合会朱王为纲,形成了对《太极图说》辨、朱陆异同辨、“王门四句教”三大理学论题的新认识。他认为《太极图说》之辨的实质是不同理学家站在不同立场而产生的本体论认识上的不同;对于朱陆之辨,他认为朱陆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学者要道问学和尊德性并重;对于“王门四句教”之辨,他认为“无善无恶”是论心而非论性。孙奇逢对此三大公案的超越性认识,使其理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出明末清初的理学特色。     

“华夷之辨”及其近代转型

华夷之辨主旨是就华夏族和周边的夷族进行区别,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每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危机之时,华夷之辨就被重新提出和强调。近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遇到了全面危机,夏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强调。"中华民族"观念是对"华夷之辨"的转型和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走中道。     

清初正统观与遗民辞赋创作

"正统观"是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命题之一,"正统"说自产生以来,争辩之声便哓哓不止,尤其是处夷狄交侵、亡国易鼎之际。清初基于华夷之辨的"正统观",整体呈现如下趋向:清廷以夷变夏的高压政策之下,遗民极力捍卫汉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正统;清廷施行怀柔政策,华夷文化思想观念逐渐走向融合;随着清廷统治日久,基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逐渐消解。遗民辞赋参与清初正统论与华夷之辨,清晰地记录了不同思想语境下正统观的演变轨迹,同时呈现清初不同形态的社会关系。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孟子性善论的缘起、论证及其意义

孟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人性善思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从先秦人性论的发展,到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是一个发展过程,孟子性善论的提出是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殷周之际人文精神的反省,孔子仁的学说,中庸的天命之谓性都包含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并对性善做了种种深入的论证。他通过人禽之辨,与告子的仁义之辨等深入论证了人性善观点。人性善思想的提出后成为了中国文化人性思想的主流,对中国文化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钱谦益柳如是丛考

钱谦益和柳如是是近年学术界颇为热门的研究对象,但有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也还很多,其中比较明显的有五个方面的问题:(一)钱谦益《牧斋集》版本问题.当代《传世藏书》所收的《牧斋集》底本最差,校勘也最粗疏,说是"传世藏书",实际上却是最坏的一个版本.(二)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诗歌编年问题.关于《牧斋有学集》中诗歌的写作时间,卷首总目中的记载与具体作品的记载存在着许多出入,读者阅读时需引起注意.(三)钱谦益《方生行,送方尔止还金陵》系年问题.这首诗歌在《牧斋有学集》中定为1662年作,但事实上却是1663年作,应予纠正.(四)柳如是《剑术行》与《长歌行》问题.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想引用柳如是的《剑术行》,结果却引用了柳如是的《长歌行》,可能是一个疏忽.(五)柳如是《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用李梦阳诗问题.这首诗化用明代诗人李梦阳的诗歌,并且内容有些不健康,但研究者都没有指出.     

探寻诗词中的钱柳因缘——柳如是、钱谦益唱和诗词探微

钱谦益与柳如是的诗集中存有许多彼此唱和的作品,从"诗史互证"的角度出发考察这些诗作,可以对钱柳因缘进行深入的剖析。剖析诗词中的钱柳因缘,并非只着眼于钱柳二人,而是通过这个视角去观照和审视那个时代的文学思潮以及文人的心路历程和价值选择,从中可以感受到明末文人注重个体意识的张扬以及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反叛。另一方面,明清易代这样的宏观时代背景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时文人面对改朝换代这种巨大历史转折时,内心所经历的复杂情感变化以及灵魂深处的痛苦挣扎。     

《柳南随笔》与钱谦益

《柳南随笔》因记载钱谦益而受文字狱案牵连、被挖改删削 ;《柳南随笔》关于钱谦益的记载 ,有助于研究钱谦益者参考     

有关周人先祖世系代数问题的质疑

詹子庆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一书中提到夏桀时期的公刘为周人始祖后稷的四世孙,这种提法显然不符合从尧舜至夏朝末年五百多年的史实。詹氏失误之源头应追溯到汉代司马迁之记载。对于司马迁的这个失误,唐代就已经有学者指出过。通过对中国每一百年平均在位帝王的计算,我们大致推算出从后稷至公刘,周人先祖至少经历了十七八个王的统治。     

清初文坛盟祖之代兴:从钱谦益到黄宗羲

姚江黄氏与虞山钱氏是世交,博学擅文的黄宗羲经由文坛盟主钱谦益的奖掖推扬,声望日隆。对于钱谦益的提携之恩,黄宗羲甚为感念,但是黄宗羲的古文追求和审美好尚均与钱谦益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对钱氏古文理论继承批判的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古文理论,并以宏富的创作实绩赢得了钱谦益与其他古文家的一致赞赏,最终成为继钱谦益之后领导群伦的新任文坛盟主。     

缘悭一面的两位浙大先贤:夏承焘与钱穆——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

文章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考察了夏承焘眼中的钱穆在学术界崛起到闻名的影响,分析了两位学者与浙江大学的渊源以及和《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现代学术生态中学人与大学、学术与媒体等多方面的互动及钱穆学术转变的历程。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傅斯年与钱穆的交往和分歧

傅斯年与钱穆三十年代曾有来往,后因史学主张等分歧而产生矛盾。他们的交往和矛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不同学派的汇合与分离,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某些方面。梳理他们的交往和分歧,对于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狂者嵇康与狷者陶潜的悲剧比较

同处王朝易祚之际,狂者嵇康刚直峻烈、肆志纵心,终为残暴的司马氏所不容,慷慨赴义；狷者陶潜则毅然归隐、高蹈独善,于穷巷墟烟间饮酒赏菊,看似旷达超迈,但内心亦难摆脱深重的苦闷.嵇知其不可而为之,与屈子的伏清白以死直、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抗争精神一脉相承；陶则知其不可而不为,于庄子逍遥出世的形式下恪守儒家善道.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