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兼谈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新举措

长期以来,在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严重的二元结构,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观念和做法,以及农民进城难,已经成为城乡统筹发展中最大的障碍。现行户籍制度的种种弊端日渐凸现,废除户籍制度、实现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管理,建立国民信息系统等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举措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建设具有借鉴和参考作用。     

论城乡社会结构的转换

要实现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的转换 ,就必须选择适宜的社会政策。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化转换的重要前提 ;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化转换的重要条件 ;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的消解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转换的现实基础 ;而城乡统筹就业体制的建立则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转换的重要途径。     

户籍制度的历史回溯与改革前瞻

建国后我国的户籍制度经历了建国初期短暂的自由迁移、1 95 8年开始的严格限制户口自由迁移特别是限制农民向城市迁移、以及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主要是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三个时期。沿用近半个世纪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尚局限于小城镇范围 ,这有其认识上的严重误区。户籍制度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实行全体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 ,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     

户籍制度利益分配功能的形成及改革思路探讨

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策导致户籍制度异化为社会利益分配机制。随着社会经济政策的转变,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功能在改革开放前后具有不同的特点。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以社会经济政策的整体调整为先导,以转换政府职能为切入点。而社会经济政策的调整必须考虑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和利益博弈,走一条渐进改革的路径。     

农民工公共服务歧视性供给现象探究——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

城市农民工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多方面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其主要根源是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普遍标准解决农民工问题,就需要推动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的改革,转变政府治理理念：而“公共服务均等化”意味着政府将致力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动社会管理向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的社会治理转变,以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与调整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总体上讲,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缓慢,传统的户籍制度仍是造成当前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问题、农民工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以致整个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总的制度性根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制性障碍。为此,应当从有利于社会公平、社会和谐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出发,循序渐进地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     

法律制度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2014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纵观中国几十年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我国《宪法》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影响重大,修改后的《宪法》有力地推动了户籍制度改革中对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追求。世界人权理论及西方国家的户籍制度对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平等、自由、正义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重要的法理基础,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也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所在。但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际操作中,一定要实事求是,统筹兼顾,综合施策。取消二元户籍制度不能搞"一刀切",应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的渐进式的户籍改革之路。     

户籍制度改革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路径选择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安排。同国外的户籍制度相比，我国户籍制度在指导原则、具体功能、等级身份、居民迁移和管理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借鉴国际经验，从公民权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维度来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一元制模式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选择。由于政策制定的路径依赖性，其变革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从设计观点考查户籍制度的产生和变化

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作为一项社会制度,从需要到产生,是为了顺应社会的需要而设计的结果,具有外在性和主观性,改革开放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户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对其以后的改革也同样如此,需要有整体的设计思维。     

户籍制度改革认识误区分析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诸多行政管理制度以户籍为依据,给户籍附加了其他功能,衍生出诸多社会不公.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这些附加功能阻碍社会和经济发展,社会呼吁改革户籍制度.而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存在种种的误区:一是混淆户籍管理与人口管理的内涵,大化、泛化户籍管理功能(全能论);二是全面否定户籍管理制度(否定论);三是不顾现实条件主张大刀阔斧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激进论).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首先得从思想认识上对户籍制度及其改革有正确的、清醒的认识,才有可能寻找出户籍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二元制,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相对应.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二元户籍制度为国家的安定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保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健康发展.它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不相称,与公民要求社会体现公平的目标不相称.因此,积极探索现行户籍制度的路子,打破城乡壁垒,势在必行.     

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日益突出的城市二元化社会现象表明,生活在城市的流动人口未能实现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本文认为,要实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需要改革目前具有刚性控制特征的城市户籍制度.在总结近年来户籍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应该遵循渐进改革的原则,并体现三个方面的策略.     

户籍制度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国从1958年建立起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强制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迫切需要改革。但是在我国采取渐进改革方式的前提下,户籍制度改革由于一系列阻力的存在而推行不力。在政府主导的改革过程中,统治者的因素至关重要。     

自由迁徙制度价值、目标模式与法制化对策

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多年来已经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改革,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人户分离现象是其集中体现。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消除城乡隔离、实现自由迁徙。自由迁徙是正义社会的基本品质,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提高社会效率和维护社会秩序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对自由迁徙落户条件应实行必备性条件与选择性条件相结合的目标模式;为实现自由迁徙法制化,有必要进一步采取科学的对策。     

广东户籍制度改革的法理思考

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严重束缚了广大农民的迁徙自由,不利于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减缓了我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更阻碍了农村的快速发展.广东户籍制度改革以地域代替职业作为划分居民性质的主要标准,有了实质性突破.由于这一突破,该省得以在全省范围内改革分割城乡的“二元体制”,建立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劳动力和人才流动,有利于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有效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型的城乡关系.     

户籍制度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国从1958年建立起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强制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迫切需要改革.但是在我国采取渐进改革方式的前提下,户籍制度改革由于一系列阻力的存在而推行不力.在政府主导的改革过程中,统治者的因素至关重要.     

中国户籍制度的命运:完善抑或废除

户籍制度是指中央或者地方政权对辖区内的人口进行申报、登记、立户,以便统计人口、征调赋役、控制人员流动、进行社会管理的家庭档案系统.它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等级性、世袭性、封闭性的特点.近年来,全国各地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户籍制度的配套制度没有进行全面、有效的改革等等.户籍制度改革应尽快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管理,建立国民信息系统.     

中国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的政策与实践

我国计划生育养老保险主要是在以家庭养老为主农村展开的.保险内容上有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两女户养老保险和计划生育干部养老保险;保险形式上有商业保险、银行储蓄、绿色保险、一次性补助、纳入城市低保和发放计划生育养老金等等.目前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还很低,在保险的各个环节上存在诸多问题,原因很多,有其特殊性质产生的问题,有财政困难产生的问题,有城乡隔离二元体制产生的问题,有管理协调产生的问题,有法制法治问题等等,需要政府与社会各方认真对待并解决.     

农民工市民化: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牵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神经的全局意义。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特别重大,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进而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张效应也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依附于其上的各种城市公共福利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的话,那么,分税制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上的制度现状,则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衍生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在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立场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母体性制度和载体性制度的户籍制度全面改革的问题;在统领中央-地方发展的最高层次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衍生性的政策体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的重新调整问题。     

城市化:来自农民工群体的解读

中国的农民工并非一个高度同质性的单一利益群体,而更像是一个“潜在性”的大利益集团。相应的,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化存在着明显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认知态度及政策需求,也正是这种显著的差异性事实上将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区分成了三级四个“隐性”群体。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指出: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跳出“身份城市化”陷阱,对各种与二元户籍制度相联系的福利制度进行同步的改革跟进,否则,由此引发的其他政策并发症将会严重冲淡、甚至导致改革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再者,城市化必然会涉及到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在这一问题上,应避免先入为主的将农民工视为改革的天然阻力,恰恰相反,如果国家能够提供必要的政策供给,甚至大部分农民工可以成为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