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特征与社会组织的演变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经历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主要的发展时期。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聚落间的不平衡和若干个聚落群一起构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共同体。表明此时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变和蜕变。     

浙江聚落:起源、发展与遗存

聚落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人类的居住地.因此,聚落的起源、发展与遗存状况,也是浙江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浙江聚落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罗家角类型,良渚文化时期和青铜文化时期,浙江的聚落也富有特色,到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越国的崛起和转卷虫海侵的退却,浙江的聚落更是丰富多彩,至今仍有一些聚落遗迹可寻.     

大蒙古国及元初政坛上的西域商人

一、西域商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原因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内,商人是没有政治地位的.历代王朝多实行重抑商政策,商业被视为末业,商人受到歧视,不得为官.到了宋代,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商人可以为其子弟购官买爵,蕃商中也有人入仕为官.尽管如此,蕃商从政只是个别现象.商人的政治地位在元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的表现是西域商人活跃于政治舞台.早在蒙古国建立之前,西域商人就来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据《元朝秘史》卷6记载,铁木真在合剌合勒只惕会战失     

论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士与商长期处于情感疏离、职业分隔的状态之中,但是到了宋代,士商关系开始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两者之间的联系日渐加强并且相互转化。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不仅与宋朝确立的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有关,也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密切相联;宋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等级界限的松弛,则是士商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显露出宋代文化语境中所内涵的新的历史趋向,对中国社会步入近代文明的价值重构具有重要的标示性意义。     

晚清民国时期在湘江西商帮的分化与同业融合

地域商帮组织经过明中后期及清中前期的发展,在晚清民国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演变,原有商帮组织逐渐衰微,其经济功能逐步为跨地域商人团体组织商会及同业公会、公所取代,而其社会功能则被同乡会继承,地域商人组织的双重分化演变,反映了商人团体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谋求自身与社会的协调共处,同时说明商会、同业组织、同乡会均根植干中国本土.     

上海商民协会成立的一波三折

上海商民协会的建立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诸多特点.例如在商民协会的成立过程中即出现了各派商人之间,借创设商民协会以争权夺利的现象,不得不由上海特别市党部出面进行协调,使之合二为一.上海商民协会从1926年最早开始筹备,到1928年3月初正式建立,经过了将近两年的五个历史时期.上海商民协会的筹备员直接由中央党部委任,上海商民协会的章程也直接报请中央党部审核批准,也属前所未有.上海商民协会在筹备建立阶段即与商会出现某些纠葛,其筹备处动员商民起来组织商民协会分会的宣传,就注重说明商会的种种缺陷,从而将商民协会与商会置于了严重对立的地位.     

从商代方国遗存看周初分封诸侯

商代的方国遗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人的,如黄陂盘龙成遗址,另一类是外族的,如江南的马桥文化。在北及幽燕、南达赣鄱、东至滨海、西到关中的广大区域内都有商人的遗址。现在的遗址是古代的聚落。为了研究商人聚落的分布我查阅了已发表的商代遗址的发掘与调查报告,发现商人的聚落存在着成片密集分布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     

商代聚落体系及其成因探析

商代的聚落体系是以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体系、横向纵向联系紧密的聚落群分布形式构成的.不同等级的聚落之间存在主从、隶属关系.商代聚落体系中的聚落共由三级管理中心和四级聚落所组成,它们组成的多级管理机构共同维系着商代社会的完整,并组成统一型的复杂社会.聚落群的形成显然是由于各中心聚落的建立并伴随大量人口的迁徙形成的,反映了商王朝对外势力扩张的趋势及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攫取.金字塔式等级体系垂直管理、横向集群分布的商代聚落体系的形成,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商代社会贡赋经济形态等社会因素决定的,二者构成双向互动的关系.     

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中民间力量参与的价值及其实现路径——基于湖北省的农村文化调查

现阶段我国农村文化建设正经历一个由"送文化"模式向"种文化"模式转折的时期,而要实现这一模式的顺利转型,吸引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以建立起国有文化单位与民间文化组织的契约竞争关系至关重要.为此,国家需要实现从政策思路到管理技术方案的全面创新,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动传统文化事业体制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变迁.     

从考古发现谈商代东土的人文地理格局

本文利用山东商代考古资料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结合历史文献,运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与方法,对商代山东境内夷、商两大集团的分布与对峙,东夷集团内部各族系的流动与分化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从人地关系这一层面解释山东商文化"南轻北重"局面形成的原因,复原商代东土夷、商之间的人文地理格局,揭示商人东进对东夷集团人文地理结构的巨大冲击,从而进一步探讨这一格局对整个淮河流域地域政治结构的重大影响。     

浅论晚商早段商文化在汶泗流域出现退却的原因

汶泗流域作为中原商文化向海岱地区东进的前沿,自早商时期到商末都一直在延续.中商时期商文化在该地区繁荣之后,晚商早段却突然出现退却,直至乙辛时期商王朝才重新对汶泗流域恢复了实质性的控制.本文试结合晚商早段商王朝对外的政策,探讨这一时期商文化从这一地区退却的原因.     

论晚商的龟卜和信仰

在占卜实践中,晚商的贞人发现了"灵龟"之兆的灵验性;加之龟甲是来自远方的贡品而为王朝所宝重,所以龟甲在晚商成为占卜神物,建立起了甲骨并用的占卜新体系。占卜体系是为人神沟通而建立的。在占卜仪式中,晚商形成了甲骨文书写系统。从甲骨文看,商人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了天神、人鬼和地祇三大部分,帝为至上神。而商人信仰知识成立的逻辑基础有两点,一是人间的祸根和不幸多因鬼神而起,二是人间是美好的,而死后的世界是不美好的,商人关注现世生活的信仰逻辑对我国信仰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士、商融合与文体之变——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例

明清之际江南士商融合的社会大背景,使得王世贞的商人传记在文体上有较明显的变化:倾向于选择士、商身份有过置换的传主,并热衷于表现商人身上士的素养和道德节操.士商融合的社会形势还导致了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和文学史写作的动态变化.     

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与海岱地区文化格局的变动——兼论海岱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

本文将考古材料与金文、甲骨文、文献相结合,讨论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和权力动荡引发的海岱地区文化格局由商文化主导到周文化统治的变动过程。并通过论述海岱地区商文化、周文化、夷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长,尝试解决该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     

中商时期对四土的经营

中商时期是商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该阶段商文化的分布地域比早商时期进一步扩展,商夷同盟的终结与商夷关系的恶化,商朝势力在江淮地区退缩及在长江中游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商文化在渭河西进、东退,中心聚落北移与对北土控制的加强,大体反映了中商时期商朝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的基本态势。晚商时期,商朝对四土的控制大为收缩,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王玉哲先生关于盘庚迁殷之前商族还处在氏族制到奴隶制的过渡阶段、盘庚迁殷后才算正式跨进奴隶社会的“一家之说”,证据不足,疑点颇多。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文化形态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具有明显的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产业开发价值.本文按其功能,将传统聚落的物质形态构成要素分为宗教要素、生活要素和自然要素三类,并从空间构成上将其划分为环境空间、精神空间和生活空间,进而从物质层、心物层和心理层三个层次对文化形态赋予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影响进行剖析,归纳出传统聚落的四个文化因子,即水之村寨、越人之村寨、神灵之村寨和佛之村寨.提出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按傣族聚落的文化核心、社会时代特征和相应的民族价值观将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有机地统一了傣族传统聚落发展中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作用,深化了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产业开发中所需的、对传统聚落文化演进的认识.     

民族地区传统聚落人居文化溯源研究——以新疆吐鲁番地区为例

新疆吐鲁番传统聚落人居环境具有特殊性、典型性,是当地人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和生活的场所.其“空间”模式已跨越了单纯的建筑功能划分,呈现出当地民族人居文化的演进,是区域性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各类因子的综合体现.本文以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及田野调研为依据,从多角度分析思考区域性人居建筑环境体系,溯源吐鲁番传统聚落人居空间模式的成因及文化内涵.     

论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工商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里打下了一席之地，中国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随此潮流迅速地抬升。“商”不再是人们轻视、贬损和诬蔑的对象，而成了人们颂赞和礼拜的神祗。“商能救国”变为整个社会的信条。商人在社会生活中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自惭形秽，其社会地位已从社会结构的底层迅速上移至“四民之首”。绅与商、官与商之间身份的对流和重叠使他们之间的尊卑界线荡然无存。而商人自身的组织化与组织的社会化更加重了商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份量。商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主角。     

科举制下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及“士商对流”的出现

宋代科举制度对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平民的开放是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其固有特征——开放性、流动性、平等性、竞争性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具体反映。宋代商人阶层凭借其财富通过科举制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宋代商人在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大并对后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突破,即在四民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松动下,士商两大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士商之间开始不断地融通、趋合。     

蒙古族聚落形态考辨

蒙古族历史上有古列延、哎勒、努图克、浩特、特亨等多个与聚落有关的名称,古列延是蒙古族初兴时期以军事为目的的大型聚落组织,于13世纪消失,但是在民间仍然有小型的古列延存在.哎勒是蒙古族最小的社会组织,浩特是两个蒙古包以上的社会组织,组成哎勒的成员从事何种行业都可以,既可以是放牧的,也可以是打草的,但是浩特只能是放牧过程中形成的聚落.特亨是由四五个蒙古包组成的较大的聚落.每一聚落在选址、分布、组合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努图克不是聚落形态,而是地域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