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论语》诠释探微

北宋时期,诸多《论语》注本中,苏轼《论语说》和苏辙《论语拾遗》风貌独特,是蜀学《论语》学的翘楚,也是北宋民间《论语》宋学的典范。苏轼、苏辙诠释《论语》既相互辩驳又彼此承继,自以意作,新解迭出,有继绝学、存大道的深厚寄予;既坚持儒学本位又杂采佛老思想,发明经文义理时有返归圣学之追求;既联系个人遭际又结合社会现实,借诠解经文批评时弊,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苏氏《论语》诠释瑕瑜互见,在北宋《论语》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论焦竑《论语》诠释的特色

作为泰州后学,在《论语》诠释过程中,焦竑承继阳明心性学说,既得其学术真谛,又拔新领异,多有创见。他不仅主张心性道合一、心性本空,而且提出了以“知性”“复性”为内涵的“尽心至命之学”,成为心学思潮的领军人物。焦竑不仅引用佛道学者之语,而且引用佛教教义、道家思想,以期通过《论语》的解读,实现三者的融合。适应考据学兴起的潮流,在解读《论语》时,焦竑也十分重视对《论语》中名物典制的考订,其中既有对前人的承袭,也有推陈出新。     

刘敞《论语小传》的诠释特色

刘敞(1019—1068),字原父,临江新喻人,人称公是先生。举庆历进士,廷试第一。历仕宋仁宗、英宗两朝,官至集贤院学士。刘敞学问渊博,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屠老庄之说,无所不通(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全宋文》     

论清初《论语》诠释的特点

>,中华书局1965年版.[7]<四库全书日知录[9]湛晓白,黄兴涛:<清代初中期西学影响经学问题研究述评>,<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11]<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49页.[12]陈德述:<儒学文化新论>,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590页.[15]葛剑雄主编:<大清王朝>,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王弼的《论语释疑》是其带着调和儒道的魏晋"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做出的一种玄学化的理解和诠释。这种玄学《论语》诠释主要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注解和说明其为调和儒道而"发明"的举本统末的玄学观念和方法。从其《论语》诠释中确立的举本统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来看,王弼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和解"。不仅如此,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所实现的本体论建构和运用,也使其玄学《论语》诠释本身具有了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其中体现的"六经注我"的诠释特点及其本体诠释意蕴,对宋明理学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解经特色

大体说来,从其核心而外,层层扩展,宋翔凤《论语说义》主要有三大解经特色:一、以《公羊》之义挖掘、引申《论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二、以三礼与音韵解经。三、既博采杂引历代各类子书、古籍以训诂名物,而又尤重以四书五经之经意解说《论语》,思想活跃而多变。     

文明对话语境中的《论语》公理化诠释

文明对话需要保持一定的宽容态度,维持文明的多样性。但是,宽容和多样不是文明对话的终极目标。为了避免文明对话成为表面的文化比较进而陷入文化相对主义和霸权主义,必须有超越性的前提。公理化方法是文明对话需要的超越性前提之一。从中庸出发的《论语》公理化诠释,不但体现了《论语》的精神实质,涵盖了《论语》的主要内容,而且符合文明对话的基本要求,是促进文明对话的有益尝试。     

试析《论语》向西方世界传播过程中的诠释精神

明末清初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论语>被交流媒介--传教士逐步传往西方,因此,在早期的传播中,其最突出的诠释精神就是基督化倾向.后来,随着西方哲学家和汉学家对<论语>翻译与研究的深入,在其传播过程中又表现出另外两种比较突出的诠释精神,即怀疑精神和求实精神.     

郑玄《中庸注》的诠释特色

号称今古文经学大师的郑玄,在注释《中庸》的过程中,不仅注重版本校勘及文字训诂,具有鲜明的古文经学特色;而且注重引用五行说、谶纬说和公羊说以解经,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具有鲜明的今文经学特色,成为兼采今古文经学的代表作,在《中庸》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探析《论语正义》据《说文》考证本字

《论语正义》(以下简称《正义》)是《论语》旧注中的集大成之作,它发扬了乾嘉学风,注重文字训诂的特点。注释中多处借助《说文》对《论语》用字进行细致的考究。借助《说文》及古文字材料,对《正义》中指出的《论语》用字中的假借、混用现象进行举例阐释、详加说明,从而证明《正义》中大部分找到的本字的正确性,并对几处误释为文字混用的地方进行纠正。     

《论语·里仁》篇“吾道一以贯之”章的诠释问题

《论语·里仁》篇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转以告门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贯之"与"忠恕"之间是何关系,忠、恕之间又是何关系,从王弼到程朱,再到清代诸儒,历来的解释观点不一。而《中庸》"忠恕违道不远"的记载,又与曾子"忠恕而已"的说法不一致,诸家注释于此也颇有异同。本文认为,要厘清这些关系和矛盾,需要注意文本话语背景的变化,需要从义理上整体把握文本的意义,不应拘泥于文本之文词。     

通俗易懂综合创新--读选德先生力作《论语诠释》与《道德经诠释》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刻,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文选德先生的力作<论语诠释>与<道德经诠释>.这既是出版界、文化界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学术界、教育界、思想界的一件大喜事.选德先生的力作<论语诠释>与<道德经诠释>的面世,必将有助于加深我们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必将有力地促进提高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汉代经学《论语》的注经特色

两汉经学《论语》主要有四大注经特色:其一、思想内容上,秉承孔子及其先秦儒家的传统,尚仁义,崇道德,讲教化,重修身。其二、治学风格上,汉注偏重训诂解经。其三、汉儒基于元气论及其同类事物相互感应的学说,局限于儒家伦理现象的表层和浅层次的道德说教而就事论事;其四、汉儒仅限于人伦现象的表层,注重名物训诂和典章制度,尤重讲礼制及其沿革、多记载一些历史掌故。通过汉代经学《论语》的注经特色之研究,可以透视两汉经学思想的复杂性。     

《论语》与外交

从毛泽东、周恩来,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经常在外交场合使用《论语》的相关语句,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德不孤,必有邻"、"择其善者而从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这些语句成为解读当代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道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睦邻外交政策、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取信于民等外交思想和政策的重要载体。通过《论语》,可以看到中国外交和平、慎战、中道、坚忍、诚信、崇礼、尚德、忠恕、自律、为民、惠邻等品格与惯性,可以预测坚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不走"强国必霸"的传统大国外交老路是中国特色外交的常态。然而《论语》的外交思想毕竟是朴素的,用《论语》的思想简单地比附中国特色外交理念和忽视《论语》中的有益成分都是不可取的。把《论语》作为一种历史文本进行解读,通过外交实践来实现"通古今之变",并由此实现中国外交的新变革,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的正确之路。     

马一浮《论语》诠释特色及其理论意蕴探微

“六艺统摄《论语》”是马一浮《论语》诠释的鲜明特色,在主旨、结构和义理等层面做到了有机融合,并明确指出“六艺”是“总义”,《论语》是“别义”,前者统领后者,两者互参,方能悟到儒家真意。同时,该理论注重儒释会通,以佛学解《论语》,运用“四悉檀”比附诠释“仁”“孝”“为政”,比以儒解儒更具有哲理韵味和理论色彩。无论是“六艺”与《论语》互参,还是援佛入儒,其理论基础都是以“性德”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本体与工夫同一的心性论,其根源是孟子的性善论,依然遵循了“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理路。     

曾子领纂《论语》说

《论语》主要出自曾氏之门 ,或者说曾子及其弟子是编纂、传播《论语》的核心。它有孔门弟子相与辑而论纂、特别是曾子传授的基础 ,它起于曾子 ,终于子思。它经历了从孔子殁后 (公元前 479年 )至曾子去世不久 (公元前 43 6年之后 )约半个多世纪的酝酿传承、汰选洗练的过程 ,最终由子思补缀结集完成。《孝经》、《大学》以及大小戴《礼记》中的有关曾子篇什 ,成书轨迹与此相类。统称曾子为领衔主编 (领纂 ) ,符合先秦诸子的著述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