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国民性的讨论──鲁迅、许寿裳国民性讨论之引发

鲁迅和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以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可能是由嘉纳和杨度的讨论所引发的。于清末留日的鲁迅，与杨度等人虽因学科不同而班次相违，但在入学当初，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六个多月，彼此互有往来，鲁迅对嘉纳与杨度的讨论不会一无所知。在鲁迅托友人带给周作人的衣箱中，还有两本《新民丛报》，亦可作为住证。且鲁迅和许寿裳谈到国民性是在嘉纳和杨度讨论之后。最主要的是，两组讨论在内容上也有明显的相接点。     

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

在鲁迅与尼采这一研究框架内,本篇做了两点尝试,一个是研究视点的调整,把由后面看的"鲁迅",调整为从前面看的"周树人",由前向后看"尼采"在从"周树人"到"鲁迅"过程中的伴同轨迹及其影响;另外一点是确认清国留学生周树人面对的到底是怎样一个"尼采"。就方法论而言,本篇片导入了"周边"这一概念,在把"尼采"作为留学生周树人周边要素考察的同时,也探讨"尼采"的周边及其它们带给周树人的综合影响。而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包括本篇在内,目的在于通过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来较为清晰、翔实地描绘出留学时期的周树人是怎样借助周边的"尼采"及其相关资源完成关于"人"的自我塑造。基本观点是,所谓"立人"即从周树人的自立开始,这是后来的那个"鲁迅"的起点。     

论鲁迅的文化选择与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关联

在20世纪中西文化冲突的大潮中,鲁迅以他独特的历史“中间物”的文化视角,提出了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化建设主张。这一文化选择深深地影响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本文通过对新时期的伤痕、寻根、新写实等小说的分析,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这对我们如何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两种启蒙话语的对立与冲突——论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现代性价值观的思想差异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所发生的那场思想论争,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把本应该属于"五四"启蒙话语范畴的见解分歧,纳入到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去加以定论,故而从本质上遮蔽了两者论争的时代意义与深远影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思想交锋,集中体现着东洋派留学生与西洋派留学生的不同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对于现代性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反映着转型期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文化心态.     

浅谈中学语文应该怎样讲鲁迅

长久以来,学生存在着"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学习误区,本文试图通过今天讲授鲁迅的意义,对中学生认识鲁迅的心理的把握,和笔者在教学上的尝试这三个方面,为中学语文教育应该如何讲授鲁迅提供一己之见。     

范源廉的留日活动及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范源廉乃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于1899年至1906年三次赴日留学,先后就读于高等大同学校、弘文学院、高等师范学校。其间,积极参与、倡导了留学生的师范及法政教育,并参加了留学生组织等社会活动。范源廉留日回国后,先任职于清末学部,开创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法政教育,后就任民国初期的教育次长及总长,主持创建了中国近代学制。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初创过程中,范源廉及其留日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近代中日之间共同的“教育基因”,反映了近代中日两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     

漫谈高校鲁迅教学

据说，现在中学校园里流行着“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它也许部分地说明了当下中学生在接受鲁迅作品时所存在的畏难情绪。如果说这是因为中学生年龄小、阅历少，因而还不能读懂鲁迅的话，那么，在进入到了更高层次的大学阶段，在年龄、知识和阅历都有所增加后，     

鲁迅爱情哲学思想论略

鲁迅作为现代史上最负盛名的文学巨匠,其独特的爱情婚姻一直是热点话题。为回应自媒体关于鲁迅爱情婚姻的各种非议,文章系统梳理鲁迅爱情婚姻的思想与实践,以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鲁迅在青年时代被迫饮下的婚姻苦酒,浸润其爱情哲学思想独具一格：恋爱双方“都要真的神往的心”,爱情是精神之恋与肌肤之亲的完美融合,婚姻家庭应该是爱情的自然延续,文明社会中一夫一妻最为合理。     

空间设置：萧红对鲁迅的继承与创新--以《阿Q正传》《呼兰河传》为视角

《阿Q正传》《呼兰河传》是鲁迅、萧红以自己家乡承载启蒙主义创作主旨的代表性作品,一个为人作传,一个为城作传,两者都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桎梏,创建了格式特别的时空形式,成就了它们“历史存在的位置”。在《阿Q正传》《呼兰河传》的空间设置比较中可以看出,萧红对鲁迅传统的继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她不仅以鲁迅的艺术表现方式继承了“改造民族灵魂”的“未完成的事业”,还从精神上领悟了鲁迅“创造小说新形式”的真谛,在继承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艺术个性、对空间观念的独特理解、女性丰富细腻的情感和东北地域文化特质,创造了全新的以空间为主角、以空间展开结构全篇的小说形式,完成对鲁迅传统的创新与发展,形成小说创作中的新传统。     

论鲁迅的"杂文情结"

鲁迅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奠基者,他将一生大部分精力投入杂文创作,并铸就现代杂文的丰碑.鲁迅与杂文这一文体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鲁迅的创作心理中明显存在一种浓浓的"杂文情结".鲁迅"杂文情结"的形成,是急剧变动时代的呼唤,作家自身的思想、经历、素养、气质等,杂文文体的独异性三者相融合的审美凝聚物.正是这一情结成就了杂文,同时也成就了鲁迅的伟大.     

隐秘灵魂的自我剖析与展示——解读鲁迅《野草》的色彩意象

翻开《野草》,全篇色彩瑰丽奇幻,红色、白色、黑色、青色……构成了《野草》艺术世界中独特的色彩意象体系.鲁迅笔下象征性色彩形象的选择和色彩意境的营造,不仅展示出特定历史时期自然与社会的风貌,而且传达出作者在这一时期内心深处的体验和感受.     

试比较鲁迅、老舍不同的“父亲情结”

鲁迅、老舍两位伟大的现代作家，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与他们积淀在内心的“父亲情结”密不可分，“父亲情结”贯穿他们的一生。鲁迅经历了缺失父爱，寻找父爱，为父亲向腐朽的父权制复仇，重构现代父子平等之爱这一过程，鲁迅寻找父爱的过程与他“立人”的思想一脉相承；老舍幼年失去父亲，但老舍有父爱的替代与补偿，父亲的伟大人格像一棵参天大树生长在他心里。深深地影响着老舍的一生。     

从学术史视角看鲁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与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相同,“学者”也是鲁迅重要的精神生存方式.尽管鲁迅从不以学者自居,但其学术研究开一代风气,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奠基意义.鲁迅的治学,以文学史研究的成就最为卓著,相关论著不仅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成就,也为后世提供了富于开创性和启发性的学术思路,成为文学史写作的精彩范例.     

鲁迅小说与存在主义

鲁迅作为变革时代的巨人,他的小说创作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特征。因此,存在主义对世界和人生的恐惧、绝望、忧郁、虚无的情绪,也同样在鲁迅的思想上和小说中留下印痕。但鲁迅对这种情绪表现出抗战的姿态,是“绝望的抗战”。     

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资源和"鲁迅神话"

鲁迅对魏晋文章十分钟爱,他的一些论述尽管是“杂文笔法”,却对后来的魏晋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今人动辄引用鲁迅的话以为依据,这在魏晋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形成鲁迅资源的同时又几乎形成了“鲁迅神话”。但是,通过对鲁迅关于魏晋文学具体事例研究的分析,我们认为,鲁迅的“杂文笔法”不应该与严谨的学术研究混淆起来。何况,即使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学术式研究,也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需要将人为的“鲁迅神话”还原为现实中的“人话”,客观地分析其得失。     

信仰纯粹性与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

鲁迅的个人信仰乃是由他的整体的生命活动所形成,与他的血肉的生命体验丝丝相连.这种熔铸着个体生命经验、散发着血肉气息的精神基础保证了鲁迅信仰的纯粹性特征,也说明了鲁迅从“进化论一尼采主义”的信仰者前进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这两个阶段的衔接是一种内在血脉相连的发展式的衔接,而不是断裂式的或者转折式的衔接.它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事业中获得了一份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的思想资源.     

城市经验与1920年代中期鲁迅杂文的流变

北京的“空间政治”与现代新知识人之间的关系给了鲁迅特有的城市经验,其从两方面影响了1920年代中期鲁迅杂文的流变.一是坚定了鲁迅的杂文话语选择,他以对《新青年》批判性话语的坚持去颠覆权力与现代知识者共谋的话语场;二是鲁迅在杂文中增加了对现代知识分子持续进行批判的新主题,同时形成了其杂文的“韧性精神”.     

情爱悲剧,“主义”哀歌——鲁迅小说《伤逝》主题蕴含再解读

《伤逝》在主题蕴含层面,不仅涉及其情节层面上所呈现的“涓生”和“子君”这类“五四”一代青年的爱情问题,而且与五四运动过后的特定时代氛围中“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文化和社会实验运动所促成的特殊生活观念情境,以及鲁迅置身这一情境中的个人化的思想感受,有复杂关联.基于此,《伤逝》的主题和情节,形成了提出而不是解决问题、展示而不是弥合冲突的开放式和碎裂型的构造.     

鲁迅、郭沫若接受尼采之比较

"五四"时期,由于契合文化思想重建的时代要求,尼采学说盛极一时.据不完全统计,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田汉、茅盾、郁达夫、周作人、李石岑等人都曾是尼采的热情崇拜者、大力宣扬者和热心翻译者.在文学上,尼采学说的闪光,同样为现代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新的创作灵感和激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期留下了一批尼采印痕的文学作品.这是尼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在诸多现代作家中,鲁迅、郭沫若虽然不是最早接触尼采哲学的人,但尼采对他们思想观念、文学创作的影响最为明显、最为典型.因此,比较两者对尼采接受、契合、疏离历程的异同,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1907:周作人"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论1907年的鲁迅兄弟与现代中国文学之生成

1907年前后,用作人与鲁迅在日本的异域体验已经预示了中国文学现代演变的重要新质;如果说,鲁迅以其"入于自识"的选择标示出了这一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高度,那么周作人与日本"协和"的体验则导致了他对于这一异城文化的更深入的理解和认同,除了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比照之外,用作人与鲁迅的不同也在某种程度上埋下未来兄弟殊途的线索.当然,无论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日本体验有多大的差别,在当时却都较一般的留日中国学生更为深刻和更有远见,因此这些出现于1907年前后的文学活动(包括<新生>的尝试)实际上包含着他们之于中图文学现代转换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