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物象”与赋比兴

本文认为《诗经》中的“赋比兴”有诗体、表现手法、修辞格三个层次，而“赋比兴”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创作的主要手法，并以此造成诗的“意境”，乃决定于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由象求意）与表达方式（以象表意）。“象”不仅有“自然物象”，而且有在“自然物象”基础上形成的带有意味的“中介物象”，把握住“中介物象”，既可弄清“比兴”的实质及三者之关系，又可更深入地理解所谓“意境”理论。     

“道艺体用”观念与中国写人文论谱系之构建

中国传统文论博大精深，内蕴丰富，既可按文体文类进行研究，又可按文本构成进行解析。各种文论除了依托于“阴阳”“刚柔”“奇正”等“两端互补”观念，还分别有各自依托的话语。就写人文论谱系构建而言，其更多地依托于“赋比兴”“言象意”“形神态”“理事情”等“三而一成”观念。关于这些“三而一成”观念的历史形态，可借助“道艺”观念加以梳理。先秦时期兴发的“赋比兴”已含叙事写人之艺，赋法中的纵向铺陈与横向铺陈分别被用以叙事与写人，而比兴本来就是写人妙方。秦汉以后，赋比兴写人之艺又催生出一系列偏重写人的赋。其间，基于形神兼备的写人实践，“传神写照”“气韵生动”等文论观念得以产生。宋代以降，“形神态”“理事情”等写人观念逐渐形成，后被广泛运用于明清小说戏曲批评中。对此，若进一步借助“体用”观念加以梳理、统合，一条若隐若现的写人文论脉络便渐趋明晰。由此可生发出一套由“意象”“意境”“意味”三要素通贯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写人文论谱系。     

试论“天人合一”的历史蕴涵及其现实影响

“天人之辨”、“天人合一”问题历来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之所在。那么，如何对这一古老的命题进行一番全方位的评估呢？我们认为：一、“天人合一”究其实质是个哲学命题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奥义及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哲学精神在神州大地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已积淀，凝结为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道德习惯。“天人合一”首先是个哲学命题。说它是个哲学命题，因为它是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这样一些永恒的哲学主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历史表现。对此，中国…     

论精神──实践方式

在马克思概括的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基本方式之外，作为这四种基本方式在人的本体论层面上的积淀和结晶，人类还有一种“精神─—实践”方式。首先，这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历史就是精神─—实践历史；其次，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这是一种先行结构，人类其他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此种方式的基础上的；第三，这种精神─—实践方式在人类文明精神史上表现为真、善、美的三元结构。     

论“六诗”之次第、演变及其美学特征

《诗经》中的赋比兴有三个层次:诗体(同风雅颂一样),表现手法,修辞格。学术界对于这三个层次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诗序》到郑玄为诗体与表现手法互相牵混的阶段,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却正始于此;从郑玄到孔颖达为第二个阶段,即只将赋比兴认定为是表现手法;从孔颖达到朱熹为第三个阶段,朱熹不仅认为赋比兴是表现手法,并进而认为是修辞格。《周礼》中对于“六诗”的排列顺序“风赋比兴雅颂”以及郑玄对“六诗”的解释并不是逻辑混乱,而是有其内在的时空关系的。赋比兴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比较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作为修辞格与表现手法虽然起源早于诗体,但它们在各自的诗体中淬了火,增加了新的美学特点:赋由原来简约朴素又增加了铺张扬厉的特点;比是惩恶,美学特点是凄怨深情,一唱三叹;兴是扬善,其美学特点是委婉含蓄,余味深长。     

“积淀说”的反思与重释“新感性”

“积淀说”在当代中国美学和哲学中影响巨大，但这一理论有着严重缺陷。首先，这种理论所持的理性积淀为感性的思路，造成美学的过度理性化；其次，内容积淀为形式忽视了形式有着自身独特的、不依赖内容的起源；再次，对“实践”也不能理解为依照理性来实施行动，而应该理解为“感性活动”。最后，“新感性”要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它既不能变成“理性的感性呈现”，也不能看成是原始本能的激情迸发。“新感性”是感性经验的积累，感性生命力的焕发，也是感性与理性的互动。     

推陈出新:三论河北精神

如何提炼河北精神？笔者认为，要从河北固有的优秀历史文化积淀中，要从河北现实的时代精神宝藏中，要从河北的振兴与腾飞的发展前景中，去吸取力量，去融化自我。笔者对提炼“河北精神”的逻辑依据，有以下几点考虑：历史性、文化性、区域性、时代性、情感性。 　　首先，河北有独特的历史地位，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河北地处京华之地，文化积淀很深，其人文精神内涵必然独具特色。一是文明创新，表现在伏羲氏、中山国和赵州桥。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骄傲，也为这方水土创造现代文明积淀了因素。二是改革精神，典型事例就是邯郸赵武灵王的“胡…     

不能优比兴而劣赋

前几年发表了很多讨论“赋比兴”的文章,对“赋比兴”的理论和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以及与形象思维的关系,都作了认真的讨论,对古代文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似乎又有一种偏颇之见,那就是优比兴而劣赋的倾向。 大家知道,“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传统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带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它的运用,是从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开始的,而其成为完整的诗歌创作理论,最早也是从《三百篇》诗歌中总结出来的。对“赋比兴”三者的     

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不同观点及其话语系统——蒙古族现代文学历史分期的若干问题研究

蒙古族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起源和发展脉络既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和地域特征。学界围绕蒙古族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发展阶段等问题曾有过不同的观点,并采用“政治统领与文学书写”“社会变迁与文学发展”“国家文学与民族文学”等框架对其进行阐释。现代文学发展史是一种内在元素与外在环境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演化过程,考察蒙古族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和发展阶段要充分考虑文学现代精神及发展规律、社会背景及传播媒介等诸多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试论先秦儒家伦理美育的审美理想

本文论述先秦儒家在伦理美育活动中，把造就“君子”、“仁人”、“圣人”的德育宗旨升华为“美人”、“美政”、“美天下”的审美理想，又用中和之美的审美尺度，把儒家理想人格的文化心理结构积淀于人格美的审美形象之中，从而把美与人类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人的品德、精神、人格、心灵纳入了审美范畴，开拓了中国古典伦理美育的先河。     

“积淀说”：我的怀疑

“积淀说”：我的怀疑魏之郴李泽厚先生在谈到“积淀说”时讲，他在１９５６年提出的“美感两重性”（“社会功利性和个人直觉性”），“也正是指的这种积淀的审美心理结构”①。又说，“从那时起”，他“就一直认为”要研究这种“心理结构”，“后来”他“造了‘积淀’这...     

莱农精神的内涵与弘扬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具有定向、整合、认同、激励等功能,在大学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莱农精神是几代莱农人培育和传承下来的精神品质和历史积淀,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要大力弘扬“莱农精神”,丰富“莱农精神”的内涵,为莱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动力。     

“积淀说”质疑

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积淀说”被某些人认为是我国五六十年代美学研究的唯一有价值的成果,但深入研究即可发现,“积淀说”在理论上根据不足。 一、何谓积淀? 据李泽厚先生说,“积淀”这个词是他受了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的启发而创造出来的。他给的最基本的解释是:“所谓‘积淀’,正是指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产生了人性——即人类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亦即从哲学讲的‘心理本体’,即人类(历史总体)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原来是动物性的感官人化了,自然的心理结构和素质化成为人类性的东西”。从这段话看,“积淀”指的是人性产生的过程,“积淀”的意     

郭沫若与侠文化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侠”生长于春秋战国之际,途经秦时明月汉时风,蔚为壮观地形成、积淀为民族的精神结构和文化心态。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尚力崇勇等侠性精神铸就了多少英雄人格。文人墨客的抒怀写景也呈现出对豪侠勇性的真切而炽烈的倾慕,郭沫若亦是如此。他赞颂历史上的侠性英雄,如荆轲、高渐离、夏完淳、秋瑾等,自觉地与英雄们发生精神联系从而形成自己复杂而鲜明的侠文化观,并以审美形式塑造、建构起他丰富复杂的精神人格和情感世界。     

阴阳辩证——试析中国古代的思维结构

本文所要研究的思维结构,是一种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它与特定的“民族文化结构”和“民族社会结构”一样,也是在一些民族漫长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构造、积淀下来的历史成果。所不同的是,这一思维结构较之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有着更大的隐蔽性和抽象性,它甚至可被视为一种无内容的形式,是一种思维定势和心理框架。然而这种“无内容的形式”一旦形成,便又会反过来决定和制约着具体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创造过程,即赋予那些“无形式的内容”以特定的结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     

中国传统伦理的“人和”精神

重视统一,强调和谐,视“和”为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大特色,体现于伦理领域,就是“人和”精神。它贯穿于社会伦理关系的各个领域:家庭和睦,上下和顺,万邦协调;把“人和”看作是家庭、宗族关系以及整个社会人际关系、民族关系的最高原则和价值目标。“人和”精神在其长期的历史积淀过程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群体意识和共同心理,成为民族内聚力的精神要素,是传统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的遗     

中国古代人格观念初探

中国古代人格观念初探王兴国一、中国人格观念的起源及其历史影响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没有“人格”（ｐｅｒｓｏ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这个词。中文里的“人格”是到了近代才假道日本而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在中国古代没有人格的观念。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化...     

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与“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

文学宏大叙事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要求作家在占有大量文学材料的基础上，以中国经验与宏大叙事结构去讲述中国故事，保证文学历史叙事的真实性。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宏大的历史召唤文学的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又积极推动了“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既是新时代文学的精神追求，也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自觉追求。宏大叙事能够历史地审视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预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承担起讲述中国乡村大故事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赶考”精神及其对新时代的价值启示

“赶考”精神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持续追问，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观察中，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历史观照中，从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突出共产党人应然的历史责任与时代担当。它既有着鲜明的历史延续性，也有着明确的时代指向性。它象征着新时代“革命者”永葆初心的斗争状态，也展现为新时代奋斗者勇往直前的奋进姿态。通过探究“赶考”精神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衍化，厘清其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价值地位，聚焦百年大党英勇无畏、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和艰辛跋涉、执政为民的历史态度。我们既要有矢志不渝、崇高远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想信念，也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与自觉。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面对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所处的百年大变局与战略机遇期，以及新时代治国理政的艰巨任务，“赶考”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创造伟大发展奇迹的精神支撑，更是深刻体现出伟大民族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它既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当年“延安窑洞之问”的持续回应，也展现了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伟大自我革命的意志与决心。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当代理性精神的弘扬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离不开科学的理性精神。邓小平 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性积淀。在理论创新上 ,坚持求真精神 ,揭示社会主义本质 ,转换经济模式 ,把握社会发展总趋势 ;在治国强国战略上 ,坚持务实精神 ,确立基本路线总纲领 ,明确“两手抓”总方针 ,突出“发展是硬道理” ,强调“关键在人”、“关键在党”总保障 ;在检验改革开放问题上 ,坚持实证精神 ,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尺度 ,以“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为原则 ,以“不搞争论”为指导方法。所有这一切 ,都是对当代科学理性精神的高度弘扬。实践证明 ,邓小平南方谈话凸显的理性精神的时代价值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并与历史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