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法治的真谛--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再解读

法治思想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精华之一。在其预设的政体框架下,他所论证的法治优于人治、良法之治与普遍守法的结合、法律性质的好坏由政体来决定、对公民进行教育及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有利于公民守法习性的养成,以及法律权威的确立等法治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对当下我国法治建设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法律哲学思想之比较

作为世界思想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对西方法律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定向作用。他们的法律理念、正义论、人治论与法治论对近代思想史的影响是空前的,其法治思想对人类法律文化的贡献也是超越时空的。     

中西古代政治意识文明论--先秦儒家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之比较

政治文明从静态的角度指的是人类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从动态的角度指的是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层次.中国古代政治意识文明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其代表人物为孔子、孟子,其主要思想表现为对圣人的"德治"、"仁政"的张扬和对"民为贵"的民本主义的推崇.西方古代政治意识文明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代表人物为亚里士多德,其所宣扬的是"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与法律至上的法治思想.     

树立宪法至上权威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

法治与人治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人治社会强调权力大于法，法从于人，而在法治社会中强调法大于权，人从于法，所以当个人意志与法律相冲突时，谁服从谁，便成为法治与人治的主要区别之一。法治社会中，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法律至上应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对此，西方法学家进行了论证。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包……     

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源头论析

追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源头要从其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入手,而对此关系的探究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发端。当时的思想家尤其强调"正义"和"善"在统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思想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追求的理想治国模式是哲学王成为统治者,在《政治家》中认为具有统治艺术的统治者优于法律之治,在《法律篇》中则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所应追求的是"最高且最广善业",统治者"是否照顾公共利益"是评判政体的根本标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西塞罗认为"公民权利"并不是公民能从国家索取什么,而是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和奉献,国家是基于公民同意而形成的集合体,自然法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也是一切权利和义务的源泉。     

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法律思想--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法律思想展开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占有统治地位,法律哲学也为教会及其教义所支配,成为神学的一个科目.早期基督教著作家中最重要的首推奥古斯丁,他建立了以神权政治论为核心的法律思想体系.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和哲学在阿奎那的思想体系中达到了顶峰.他的思想体系是基督教圣经教义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种巧妙结合.阿奎那将法律划分为四种类型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但仍然保留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正义观.这些法律思想对现代西方法律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一些见解,有其启示作用,不可一概否定.     

从革命法制观到治国方略法治观——中国共产党90年法治思想发展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法治思想经历了由革命法制观、秩序法制观到治国方略法治观的转变,并在思想观念上显现出一个从法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转向法是社会利益调整的手段、从依政策治国转向依法治国、从法律虚无主义转向法律权威主义、从义务本位的法转向权利本位的法、从权力至上转向法律至上等的变化,反映了其法治思想不断走向完整与成熟。     

我国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是宪法所确立的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然而,法治国家的建立,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农村法治建设就是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笔者认为,农村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在明确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影响农村法治的各种因素,提出了构建我国农村法治建设总体框架的设想和解决有关问题的对策。一、对制约农村法治建设因素的分析(一)农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淡薄根据普遍认同的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只有通过民主政治建立的法律才是良法,良法又必须以法律至上、权利…     

实践——学习——实践:董必武早期法治思想形成的历史轨迹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中系统接受法学教育,并且一生致力于法治活动的法学家。董必武早期法治思想形成于有法制无法治的旧中国,其法治思想的形成契合着时代脉搏、遵循着实践—学习—实践的逻辑规律。在法治被边缘化、法治精神缺失的时代,董必武业已开始广义上的依法维权的法治实践,实践催生董必武早期法治思想的萌芽;法治实践和时代潮流促使董必武选择了学习法律的道路;法律理论学习有力地推动了董必武依法开展革命活动的自觉实践,在运用法律武器开展革命工作中,其法治思想初步形成。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下)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上)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行政法的价值定位论纲

由于行政法的公法性质,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看,行政法的价值应定位于公益--私益论,即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是发展公共利益基础上充分保护和促进私人利益.     

法治的反面是什么?──再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与一人之治的论述不是专门的治国　方略论，而是为说明全权君主政体的优劣服务的，行文中的“一人之治”指的是政体形式，　而非治国方法。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的反面是人治，而非一人之治。他的人治是不受法律约束　而受执政者个人情感左右的治国方法，它既可以存在于单个人统治的政体中，也可以为多人　统治的政体所采用。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或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作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     

历史法学派思想对我国纠纷解决方式的启示

历史法学派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如关于历史方法论、法律发展的阶段论、法律性质的反映论思想。历史法学派的思想对纠纷解决方式研究同样有很多启示,即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使用上,应坚持历史的方法寻求纠纷的合理解决,反对纯粹的“理性司法”;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应发现适合本民族传统的方式,坚持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兼顾法的民族性与趋同性;注重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力量,使纠纷解决中法的不同渊源相得益彰。     

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利用刑法规制与个人信息安全刑法保护——从新型权利转向新型法益谈起

在智能社会,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以个人信息权入法为基础,将信息的私权保障与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导致了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利用刑法规制的错位和提前。当人工智能利用个人信息进行算法分析,一方面,信息主体拥有个人信息权,另一方面,信息使用者也应当拥有信息用益权。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必须从权利说出发并超越权利说,重新回到信息主体和信息使用者共同拥有个人信息安全法益的轨道。然而,刑法尚未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安全法益,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利用刑法规制与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应考虑信息主体和信息使用者对个人信息各自拥有的利益,从场景化行为主义规制的进路出发,对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进行刑法保护和刑法规制。     

论刑法学界过度使用通说的现象及对策

刑法通说具有最大限度合理性,是被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支持较多的观点学说。过度使用通说及使用伪刑法通说会给刑法学研究及学习带来诸多问题导致学术懒惰、引起刑法学研究主体整体迷失、遏制刑法学研究的发展。应避免过度使用刑法通说及使用伪刑法通说所持的观点和学说,让刑法初学者有充分的研究和学习空间,使刑法学术走向繁荣。     

试论经济诉讼法的独立构建

由于经济公益诉讼案件不能通过传统诉讼方式很好的加以解决,这在客观上产生了对经济诉讼法的需要,经济诉讼法的实质是经济公益诉讼法,经济公益诉讼不同于经济法上的诉讼。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复杂化．我国应构建经济公益诉讼法。经济公益诉讼只是各类公益诉讼中的一种,经济公益诉讼法也只是公益诉讼法中的一种。因此。我国应构建一个涵盖各类不同公益诉讼,跨越部门法的新型综合性的诉讼法——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法作为一个整体应成为第四种诉讼程序法。     

论我国宪法学体系的创新

我国现行宪法学体系较为陈旧 ,不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相互关系的原理作为宪法学体系的主线 ,将宪法学的内容分为总论、国家论、公民论和典型案例分析四部分 ,以规范国家权力并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各论的指导思想 ,是宪法学体系创新的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