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纳的文学发展三动因说述评

泰纳把文学发展的动力归因于＂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但无论是泰纳自己还是后人对这三要素的论述和理解都夹缠不清,对三要素的含义作进一步的厘定,对三者的关系作一些深入探讨,可以了解泰纳文学史发展三动因说理论的得失及其理论对文学研究方法的贡献。     

泰纳艺术理论和茅盾小说的美学个性

在世界文学思潮汹湧而至的现代中国,对我国古代文学素有修养的茅盾,又是在广泛吸收异域的营养中成长起来的伟大作家。他的文艺思想经过接受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的筛选和探索过程。在这过程中,泰纳是茅盾早期“最信仰”的艺术理论家,他的“三因素”理论奠定了茅盾文艺思想的基本框架,同时泰纳的社会学美学也对茅盾的小说创作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不少论者仅以链条式而不是以积淀和渗透的眼光去理解他们间的关系,以为茅盾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就将泰纳完全抛弃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本文试图揭示泰纳艺术理论和茅盾文艺思想的精神联系,并借以从一个方面考察茅盾小说的美学个性。     

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看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写作精神上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著述精神和西方史学研究思想的影响,在叙述方法和艺术标准上以文学本位观念为出发点,他的文学史研究是带有史学精神影响痕迹的对文学发展进行自主叙述的研究.     

早期鲁迅宗教观与科学观的悖论——兼评伊藤虎丸先生的《早期鲁迅的宗教观》

多少年来,人们对于鲁迅早期思想已经作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领域。但是在早期鲁迅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宗教观与科学观却较少有人涉足。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东京女子大学教授伊藤虎丸先生近年发表的《早期鲁迅的宗教观》一文,不仅标志着日本学界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深化与拓宽了中国同行的视野。伊藤先生是日本鲁迅研究的大家,他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在日本别树一帜。他没有沿袭日本传统的出典论方法,而是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与启示,从人本主义哲学出发着重对鲁迅的精神世界进行形而     

还左拉应有的文学地位——兼谈《小酒店》

有位外国批评家在总结了左拉的生平和创作后概括说:“左拉不仅是一个征服者,而且是一个革新者。”有的人对这种评论不以为然,认为左拉只不过接受了泰纳的衣钵,只不过研究涌进于他周围的现代生活而跳入了技术和自然科学的怀抱罢了。不错,左拉迷信于傅立叶的奇迹,也从泰纳的《艺术哲学》中汲收了不少东西,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对他也不无影响。但泰纳毕竟只看见人的感觉和本能,高乃依、拉辛只懂得理性和心灵,而左拉则继巴尔扎克之后,最大限度地描绘了法国十九世纪下半叶各阶层、各地区的社会状况,矛头直指拿破仑第三及其腐朽统治;并“把科学的新血液注入文学,使     

东晋居士刘遗民形象的塑造

东晋著名文人刘遗民是中国佛教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也是早期最有影响的佛教居士之一,他曾为慧远大师的莲社作《立誓愿文》,因此在中国净土宗中很受重视,他的形象也在后世的不断塑造中日益高大,最后被立为净土宗居士初祖。     

早期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形态与撰写方法

文学史的撰写历来是文学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步入了一个新时期,考察中国早期文学史的基本形态与撰写方法,可以为新世纪的文学史撰写提供有益的借鉴。早期中国文学史存在几种基本形态,一是以传统的历史著作体例为借鉴的历史形态,一是具有一定哲学意识的体系化的理论形态,另外,还有文学与其他不同学科对比的比较形态。其撰写方法主要是科学研究法与综合研究法,前者指考据与实证研究法,后者指历史与逻辑结合法、史学与美学结合法以及"历史"和"实验"结合法。     

论卫德明对曾国藩易学思想的英译——以《顺性命之理论》为例

卫德明（Hellmut Wilhelm）是以中国文学史、哲学史翻译和研究蜚声学界的汉学家,他通过研读儒学经典和梳理中国哲学流派,向西方世界重构了中国近代主流哲学思想的演变。在英译《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策文）中,卫德明不仅继承了欧洲汉学研究的精粹,更独辟蹊径,从《易经》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角度,以他者的眼光来分析和解读曾国藩对易学思想的发轫、巩固和光大。     

陈瘦竹早期著译研究

聚焦戏剧理论家陈瘦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应用文学史研究和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对其1940年代以前的著译进行了揭示、考释和研究。在1930年代，青年陈瘦竹已有短篇、中篇小说、剧本、文学及戏剧评论、外国文学及戏剧介绍、翻译和评论等诸多著译形式的作品问世，成为民国文坛上工于多体裁的作家。抗战题材的短篇小说“三人行”与其他知名作家的作品一起，被译成英文，结集由英、美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更赢得了国际化影响。陈瘦竹早期著译的内容取向多种多样，其中以家国情怀主导下的变革救亡取向、启蒙意识主导下的文化批判取向、以世界文化为参照的学术研究取向最为显著。他是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乡土文学家，也是独树一帜的剧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他将个体作家在著译内容和形式上的丰富性拓展到了极致，在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日本“汉文典”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模式

在中国文学史发轫时期(1900—1910),一批以近代大学堂、中学堂、师范学堂"中国文学"科教科书身份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内容除传统文章流别外,还包括传统小学、文法、修辞、文章作法等,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模式迥然不同。这种早期文学史"另类"模式的形成是晚清教育改革、近代学术体系变迁、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复归的精神诉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不免会受到西方、日本外来资源的影响。这其中,来自日本"汉文典"的重大影响往往被学界所忽视。以保存"旧学"为出发点,以"普及汉学"为教育旨归,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导,套用西洋语法著作模式外壳的日本"汉文典",最早实现了中西学术的有效整合,并与晚清教育改革"中体西用"的价值观念相契合。日本"汉文典"被迅速引介入华后,不仅对新式国文教育下的文法教学产生重要影响,也为文法教科书及中国文学史编撰提供了借鉴。梳理日本"汉文典"内容、体例模式及其实践路径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产生的影响,能够明确早期中国文学史如何接受与吸收以"汉文典"为代表的外来资源,以及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体系如何尝试完成近代转型。     

茅盾与现代文学翻译批评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茅盾不仅在文学翻译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开拓现代文学翻译批评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独特的地位不容忽视。其一，茅盾促进了传统文学翻译批评向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转化，是我国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开拓者；其二，他借鉴丹纳的批评理论，提出了其特有的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理论。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文学生命之始-——姚雪垠在河南大学

1929年至1931年姚雪垠求学于河南大学。河大不仅给予他一个全新的视野，为他以后从事理论研究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给予他“深刻的思想教育和人格锻炼”。《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等作品的发表，他对抗日救亡文艺理论的研究，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李自成》的创作也已成为我国当代文学中一道诱人的风景。     

明末清初滇南高僧苍雪诗歌整理与研究论略

佛教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于文学史之探索与推进意义非凡。在明末清初诗坛上,诗僧中成就最高者非苍雪莫属。系统深入地整理和研究苍雪的诗歌,不仅是佛教文学研究与诗僧文献整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云南文学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辅助。20世纪40年代以来,苍雪诗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鉴于苍雪的文学成就及其对明末清初诗歌、佛教文学研究之价值,对其诗歌的整理与研究仍有较大空间,这主要体现在“编年”“校勘”“笺注”三个方面。“编年”应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考证、全面系定,“校勘”可在王培孙校辑的基础上再行校勘,“笺注”当以“典故”“玄言禅喻”“疑难字词与俗语”为核心。     

文艺学学科边界问题的再思考

作为对于人类文学艺术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总结和概括的文艺学,其边界是在变化的,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在论著《艺术哲学》中强调的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对文艺的制约作用,对文艺学边界问题的研究不无启发。近年来,中国一些学者在反思文艺学学科的基础上,借用“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并做出倡导文化研究的策略。但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的特点及“日常生活审美化”言说语境的差异,使得其着陆中国后,并未完全发挥出倡导者原本的设想。     

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

苏轼早年在文学创作上推崇杜诗;晚年则推崇陶诗。他联系其立身处事来确定文学创作的风格、品位与价值,从而发掘出陶渊明、杜甫其人其诗的伟大价值,苏轼这种认识和评价作家的方法,对今天认识文学现象,了解中国文学的规律与特点,也具有启迪作用。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李欧梵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

海外华人学者李欧梵善于在占有和使用包括印刷文化和都市生活公共空间等广义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中国命题,这些命题既采用了西方20世纪文学、社会学研究较新的理论视角,又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在雷蒙德·威廉斯“乡村”、“城市”以及“大都市”等理论范畴及空间批评理论的启发下,李欧梵以“现代性”为基点发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空间维度,揭示了“新文学”传统中以乡村为核心的空间叙事对城市文学的压制。     

新时期阿英研究综述

阿英一生涉足了文艺领域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新时期关于阿英研究存在很大的不足,目前还没有对阿英研究资料的全面整理和结集汇编。为了使他的各类文学作品被更多的读者和学者们阅读、研究,使他的批评理论被广泛借鉴和使他的学术精神更加发扬光大,未来对阿英的研究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文学史家在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过程中,应该给阿英合理的评价和应有的文学地位。     

朱光潜的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这样，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推动了以美的本质、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的研究，推进了中西方美学、文艺、文化、学术的交流。朱光潜以美学家、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艺、哲学、文化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文化实践的发展，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全面、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估其转变效果，有助于科学地理解、评价他的研究，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