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全球治理范式研究——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治理过程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向索马里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全球治理范式具有二元性:从策略层面来看,其问题的解决,依靠国际社会设计一套较为完善的国际机制,增强各成员之间的协调与互信,避免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某些成员奉行"搭便车"的机会主义政策,也应避免有些成员将公共产品"私有化"的做法,实现索马里海盗的打击手段由"各自护航"转向"共同遏制和分区巡逻";从战略层面来看,海盗问题的本质是索马里问题,国际社会应向过渡联邦政府提供尽可能多的人道主义援助,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威,加强索马里社会枪支管理,完善海盗惩罚的司法程序.迄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治理中更强调使用武力和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追求"立竿见影";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则强调索马里海盗问题的社会根源.今后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全球治理应吸收东西方治理理念中的有益成分,兼顾策略与战略两个层面.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效用梗阻的治理范式革新:一个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全球治理的实质良法善治难以应对数据跨境流动公共性多元耦合产生的新型治理需求，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可指引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形式良法善治范式革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有助于厘清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概念与内涵，即“规则制定—规则运行—规制评价”嵌套的动态独立国际法系统，以及形式良法善治需求下四类规制“一体两面”的多元协调系统运作方式。通过规制现状与谱系反思，发现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效用梗阻呈现供给能力不足、供给过剩以及供给制约需求的国际公共产品结构性“供给失灵”现象。依据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指引，效用梗阻的形式治理范式革新应坚持“加减乘除”四重运算的复合策略框架。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全球治理形式范式革新符合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主张，中国应积极引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理念与模式变革。一方面，秉持以数据安全为核心、国内与国际规制双向互动为重点的兼容性规制理念；另一方面，以“数字丝绸之路”为支撑，深化平台联动、议题联结和机制协调，探索全面开放性和高度包容性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国模式。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高质量共建的三重逻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是共建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必然选择。从历史逻辑看,在十年建设历程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了价值链建设主体演变规律、由沿海向内陆开放规律、区域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客观规律以及价值链包容发展规律。从实践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奠定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基础;在中观层面深化产能合作并提升产业能级,创造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动力与增值空间;在微观层面吸引企业主体深度参与,整合了区域价值链生产环节。从理论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同时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理论和包容性多元化国际新秩序;创新了价值链理论,形成了面向全球的新型区域价值链,为后发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新路径;打破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固有思维模式,走出了西方国家经济再平衡治理误区,缓解了全球治理赤字困境。     

汉语国际推广的公共产品属性分析

作为全球语言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国际推广在具有语言国际推广一般产品属性的同时,其全球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双重属性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等具有明显的国情特色。蓬勃发展的孔子学院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不仅成为我国教育和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形式,对提升我国软实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成为国际社会维护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快汉语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研究汉语国际推广的双重属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志成、李金潼发表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视角与实践》(《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5期)一文指出,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深化,环境污染、金融危机、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不断扩散,有效应对这些威胁和挑战,迫切呼唤更多行之实效的国际公共治理方略。面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国从自身核心利益与实际能力出发,始终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积极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     

公共产品视阈下的中国—拉美全球贸易治理合作

在当前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全球贸易治理规则遭到破坏的背景下,中国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合作体现出南南合作的韧性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贸易治理观。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现实支撑下,积极开展自由贸易谈判,充分利用服务贸易、产能合作、数字贸易等新模式维持合作基础,共同推进互利共赢的多边议程。面对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压力,中国和拉美国家应摒弃带倾向性的多边合作,强化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同,维护多边规则,促进自由贸易制度这一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武陵山区为例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有其特殊性,适合地区发展现状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运用有利于减轻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探讨集中连片贫困治理,是从公共产品理论本身出发,总结选择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经济发展条件和公共产品性质的条件,结合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际贫困情况,分析适合贫困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需加强均衡性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以提高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治理效果。     

发展公共科技的政府作为——法经济学视野的思考

法经济学视野下,政府在发展公共科技这一公共产品时,其作为的基本原则是交易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这是政府作为的目的要求、现状要求、本质要求。法经济学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因而制度成为政府作为的重要方面,政府作为的基本路径就是制度层面的和谐与法律资源的供给。应通过各类机制的设立,消除无谓制度消耗,达致制度层面的和谐,再供给法律资源,以确保这样的动态和谐。     

RCEP背景下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比较、挑战与中国因应

RCEP的制定与实施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方案。在RCEP背景下,通过爬梳对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不难发现,当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还面临以跨境数据流动为代表的数据治理规则存在分歧、数字贸易税收政策制定和协调机制尚不成熟、数字贸易非歧视待遇与数据本地化规则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作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推动者,中国应发挥大国担当,向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面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差序化趋势,未来中国应坚守RCEP提倡的包容合作理念,在国内层面利用国内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优势,分层级推进与高标准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工作;在国际层面参加数字贸易规则相关的国际谈判,并与其他参与方保持良好沟通,致力于寻求缩小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分歧的有效途径,推进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共识达成,助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     

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解决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不同时期,主要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乡村治理及村民自治时期的乡村治理。不同乡村治理方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与效率产生了不同影响,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单中心体制,法律在政府间责权分配的规定上模糊不清,投资不足和融资渠道不明等。韩国、美国及欧洲等国家的乡村治理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验将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一项基于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的分析

2016年来,美欧发达国家内部治理失范引发“逆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导致全球经济治理规制的“合法性”加速衰减和“有效性”不足,客观上要求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作为制约创新的主要变量,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成为影响治理创新成败和绩效的关键因素。在新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投资自由化趋势下降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成为治理议题调适的主要方向,而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边境后”贸易措施治理和各国“新工业化政策”影响下的投资政策变化成为规则重构的重点。鉴于此,中国应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扩大“公共物品”供给和凝聚新兴经济体利益共识的角度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并相应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碳交易、市场理性与国际气候合作研究

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而紧迫的全球公共问题,应对气候变化仍然需要国际规则等制度公共产品。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并没有一个生产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当然主体,因而全球公共产品往往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不例外。然而,碳交易和市场理性为国际气候合作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由于应对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遵循加总方式才能获得的全球公共产品,碳交易制度在成本分担和选择性激励两个方面有利于促进国际气候合作。     

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国际运输业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公共物品具有不同于一般公共物品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特有的提供方式。本文以国际运输业为例说明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基于彼此间在制度能力和合法性方面具有的互补性,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与世贸组织通过制度协调,合作提供国际运输业的全球公共物品。     

中国对全球治理困境的战略应对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全球化潮流进一步发展.当代国际体系虽仍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但其能力和作用在全球性事务的发挥上显得相当局促,而针对一些地方性事务又显得不合时宜;而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公民运动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上所发挥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逐步成为国际事务治理的新方法,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新路径.但随着国际体系的发展,“全球治理”又面临着重重挑战而陷入了重重困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如何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去积极应对全球治理的新变化成为一重要课题.     

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国际行政法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全球公共问题也日渐凸显,全球治理应运而生。但是全球治理也带来一系列从规则层面到实践的难题。一个层次、主体非常繁杂的多维度国际行政空间已经逐渐成型,作为一个独立法域的国际行政法日趋凸现。历史上中外众多的学者从自己的立场和研究视角来看国际行政法问题,但基本很少认为国际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在全球治理的宏观背景下,国际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基础,包括调整对象、主体、法律渊源等。但是还有一系列具体、微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推究。     

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战略选择

新兴经济体的较快发展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加速变革,导致全球经济治理效率及协调性问题日益突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等事件带来的逆全球化冲击不仅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合作,也使贸易保护主义面临升温的风险。作为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遏制逆全球化趋势是中国的占优选择,应坚持深化对外开放,倡导构建合作共赢的治理机制,进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在此过程中,中国应着力营造稳定的开放环境、努力提高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加快推动金融改革创新、提升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及话语权,同时力推自贸园区和"一带一路"建设。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以C40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作为次国家层面中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聚合体,成为全球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可忽视的行为体.城市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使其更加积极发挥自身的资源、信息和技术优势,并且,这种在地方层面对于气候挑战的共同应对推动了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形成.这一新的网络性治理形式为增强城市间的交流合作以及聚积城市层面的全球影响力提供了一个建构平台.从纵向上看,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次国家互动层面;从横向上看,为全球气候治理吸纳了更多的地方行为者,扩大了环境政策的执行空间.跨国城市网络还扮演着技术创新活动家和规范扩散者的角色,并且通过与各种外部行为体的积极合作来进一步推进城市弹性网络的杠杆作用.     

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效益分析

十七届三中全会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再度凸显.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为当前发展农业、实现农村小康以及扩大内需的必然举措,然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涉及项目多、区域广且各地需求亦不尽相同,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僧多粥少的状况在所难免,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必须强调成本--效益分析.     

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责任承担:行为表现与实践成效

国际制度是全球和地区事务治理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各种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国际制度外交,使其融入到国际治理的规则体系和实践活动中.中国在通过国际制度外交参与全球及地区事务治理的过程中,开始更多地秉持以共享型、问题解决为导向的主权观,对已有国际制度表现出良好的遵守记录,积极、主动地根据自身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发起议程设置和制度倡议,积极推动地区组织机制的建设.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制度倡议与建设行为推动了地区治理网络的构建,改进了地区及全球治理结构的合理性,从而对全球及地区共同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转轨期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重构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重构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包括由工农分供分治的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向城乡一元的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转变,也包括由重工轻农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向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转变。这是一项量大面广的长期工程,必须依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国际经验、中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目标,确立系统改革与分步推进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