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参与

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参与是在中国社会由古代专制政治型态向近代民主政治型态的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在此转变过程中 ,伴随着西方民主理念的传播 ,民主制度的构建也很快付诸政治实践 ,从中央到地方 ,成立代议机构一时成为民主制度建立的主要目标 ,虽然这在绝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形式。各级地方自治作为推行近代民主制度的基础而在全国兴起 ,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的地方政治参与。由于晚清时期纷乱的内外环境和地方自治的初次实验等原因 ,地方自治在推行过程中充满了坎坷和曲折。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层次较高 ,以省为自治单位 ,各省设立谘议局 ,县、乡镇都有民选的代议机关。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首试。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其整体水平显得比较低下。     

新政学系的地方行政实践探析——以张群为中心

新政学系是国民党内一个重要政治派系,其成员或曾入阁南京国民政府,或曾担任省市地方大员。张群是新政学系的重要成员,曾经主政上海、湖北、四川,尽管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能够积极施政,为推进地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而努力,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体现新政学系具有丰富的地方行政实践经验并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清代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培田吴氏族谱》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乡族自治,曾经是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社会理想。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地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乡族自治的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所谓乡族自治,是指在国家法律和官府授权之下,对乡族事务实行自我管理;在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中,乡族自治主要表现为家族自治。解读福建省长汀县培田吴氏家族的族谱资料,可以发现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与晚清地方自治有历史渊源。培田吴氏的家训、家法与族规,体现了家族自治的理想模式。培田吴氏的各大支派和社团组织,对乡族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清末新政期间成立的"培田公益社",取代了乡约的行政职能,实现了从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的历史转型。     

清末新政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近代化

作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清末新政推动的系列改革标志着非政府组织近代化的开始。其间,以立宪社团、商会和地方自治组织为核心的非政府组织体系较为完备,运作较为规范。清末新政时期的非政府组织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和完善,但明显存在一哄而起、管理混乱等历史局限性。这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力度不够、与非政府组织相关的法制建设滞后、非政府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条件不足等。     

陈、黄之湖南新政试析

陈、黄之湖南新政试析郑海麟一、地方自治的理论与实践陈宝箴、黄遵宪在湖南新政中的最大贡献，就是具体地实施了他们所构想的“地方自治”理论。关于以湖南为基础实行“地方自治”的理念，陈宝箴似乎萌发得很早。据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云：“府君故官湖南久，习知其...     

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基层政权代理人的“差役化”——兼与清代华北乡村社会比较

从清朝初期到末期,拥有一定"地方自治品格"的保甲长、里甲长、乡约等乡村控制组织人员逐渐成为完全受官役使的"官之差役",这成为困扰清王朝基层政权良性运转的痼疾。清末"新政"以来,华北村庄权力结构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动,在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背景下,国家以从未有过的姿态,将士绅精英、村庄领袖纳入体制内权力体系,使其成为地方自治的主导力量。国家欲借助士绅精英层进行前所未有的乡村政权重构与乡村治理。如同清代的乡村控制组织人员一样,新的地方自治领袖亦成为"官之差役",历史的轨迹固执地沿着自有的方向向传统回归。     

清末“急务”与“本源”的失调——以鸦片禁政期间的财政窘况为背景

清末新政时期的编练新军和振兴实业分别被谕旨称为“急务”和“本源”,这是新政时期国家振兴的重要国策。两项国策的推行均需要有大量的财政投入。由于推行鸦片禁政,国产和进口鸦片税厘大幅度缩减,影响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拓展。在清廷的督催下,练兵新政不断得到强化,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大项,这必然导致振兴实业因缺少足够的资金注入和宽松的税收环境而举步维艰。尤其是在制定国家预算的过程中,海陆军经费占据了国家财政预算相当高的比例,振兴实业这一国策在财政预算中并未明显地体现出来,形成了练兵“急务”突出,而实业“本源”却不断弱化的现实,两者在财政困绌条件下事实上处于“失衡”状态。朝野各方由此对军政失调、过分突出军备的倾向颇有微词,尤以各种报章的批评言论最为尖锐,国外人士对清廷推行新政中本末倒置现象的批评性观点也通过各种途径体现出来。清亡的原因也可借此得到一定的解释。     

民主遗产:清末民初上海的地方自治——读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

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地方自治问题,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例如,推行地方自治的实际成效怎么样?地方自治制度实施的经验有哪些?地方自治最后失败的真实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这些难题一直困扰着关注近现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周松青的<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书,以20世纪初的上海地方自治为个案,对当年的自治进程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极其清晰地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为探寻制度变革之道,做出了新的尝试①.     

晚清新疆城镇近代化初探

晚清时期从新疆建省到新政期间,新疆城镇近代化开始启动。开埠通商、对俄贸易使新疆卷入近代世界市场;晚清新疆区域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疆地方“新政”推行的近代色彩的施政措施,共同促使新疆城镇近代化。其中,来自俄国的“外力”推动是主要因素。同时,它也导致新疆城镇近代转型带有强烈的半殖民地色彩。     

民主遗产：清末民初上海的地方自治——读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

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地方自治问题，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例如，推行地方自治的实际成效怎么样？地方自治制度实施的经验有哪些？地方自治最后失败的真实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这些难题一直困扰着关注近现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周松青的《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一书，以20世纪初的上海地方自治为个案，对当年的自治进程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极其清晰地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为探寻制度变革之道，做出了新的尝试。     

雍正朝的密折制度

清朝雍正皇帝推行密折制度，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雍正通过密折了解下情，震慑和控制臣下，和亲信大臣密议大政，成为推行雍正新政的得力措施。密折制度和军机处相辅而行，使雍正时的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雍正阅历广，勤于政事，知人善任，使密折制度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雷厉风行地革除弊政，“振数百年颓风”，使雍正朝成为清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但密折制度毕竟有得有失，它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于一时，而不能实行于久远。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清雍正帝面临的文化挑战与应对

清朝作为一个起自关外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入关之初遇到关内汉民族的强力抗争是可以想见的必然结果.然而在经过了顺治、康熙两朝近八十年的经营后,武力抗争归为沉寂、全国统一,经济也由逐步恢复走向繁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中,雍正作为清代入关后的第三代帝王,在政权已经稳固的情况下,他面对着来自民意的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像武力对抗那样的明显、直接,它是无形的、以民间舆论的形式存在并传播的.面对这种新形势下的文化挑战,雍正采取了一些应对策略.本文以雍正帝亲自编纂的《大义觉迷录》、《圣谕广训》和《庭训格言》三部“国民教育”读本来剖析雍正时期官方与民间的思想分歧与雍正应对策略的得失.     

郑观应的职业变动与社会变迁

郑观应生活在社会转型的清末时期,一生职业多变,可概括分为六种类型。这六种类型职业又分为四个阶段,分布在布尔迪厄提出的社会空间的四个区域,说明郑观应的资本逐步提升。郑观应主要从事商业的职业,其职业变化从商业角度反映出社会转型。首先,商业在社会观念方面得到提升;其次,社会结构略发生变化,商人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但尚未能突破传统模式;最后,在社会制度层面商业制度仍付之阙如。因此,郑观应职业变化所折射的时代,只是转型社会的开端。     

晚清同光政局论析

晚清同治、光绪年间 ,主持朝政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讠斤既是合作者 ,又各有心思 ,互相猜忌 ,不能同心同德。最后 ,慈禧终于施展手腕罢黜了奕讠斤 ,实现了她独霸朝政的欲望。这一切 ,对晚清政局、对中国社会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末地方自治与民权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变迁中,地方自治作为一种推行宪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而被纳入国人的视野。在清末立宪过程中,以省谘议局和地方各级议事会等机构的建设为标志,普通民众开始真正参与政治生活,文本意义上的民权开始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保障,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重要的起点。     

袁世凯与清末政治近代化

在清末政治近代化过程中,袁世凯积极投身其中,与张之洞、周馥联衔上奏立宪,支持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参与官制改革,推动资政院设立,在直隶搞地方自治。其活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政治近代化,在中国近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船山思想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

进入近代以后 ,湮没于清初的船山思想经邓显鹤、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等人发掘得以复苏 ,船山的尊王攘夷、华夷大防等思想 ,在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等不同时期 ,为思想家们所接受和创新 ,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