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追索权法律制度之立法比较

票据法上的追索权是一种派生的救济权,它的规定主要为了强化票据的安全.我国对票据的规定在传统上属日内瓦、大陆法系,承袭了日内瓦、法国、德国、日本之规定.但与英美法系规定不同.就追索权而言,我国票据法及司法实践虽已明确规定追索权是第二顺序的权利,只有在付款请求权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能行使追索权,但存在着诸如缺乏便捷性、不利于票据追索权行使等方面的不足.日内瓦、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因立法理念的不同,对追索权的规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两大法系所追求的立法价值不同:日内瓦、大陆法系崇尚交易的安全稳定,保护善意持票人的权益;英美法系则崇尚交易的便利、快捷,即强调交易的效率,倾向于保护正当持票人的权益.表明了英美法系与日内瓦、大陆法系因侧重的角度不同导致处理方式不同.这也是票据立法产生国际化趋势的原因所在,是两大法系票据规范有可能趋同的关键所在.     

宪法规范与财产权利的保护与限制

财产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权利概念,传统的私有财产权强调的是个人对物质财富的控制权。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财产权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私有财产权经历了从“不得侵犯”的绝对保护到为社会公益而相对限制的过程,这一变化在各国宪法及其相关文件中都有所体现。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强调私有财产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受到限制,主要是为了社会公益目的。同时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能突破社会公益的标准。各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限制的相关规范中,包含了几个共同要素,即对私有财产权限制的目的要素、根据要素以及正当性要素。财产权的概念又涉及个人权利及社会责任这两个要素,从个人权利保护的角度看,要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对私人财产权的不当侵害与干涉。从社会责任角度看,对财产权的保护不是绝对的,财产权也负有社会责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其进行限制。     

论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及法律保护制度

我国《民法通则》中关于对精神病人 (包括痴呆人 )进行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宣告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很不理想 ,其制度价值也未能够完全实现 ,无法为那些行为能力存在缺陷的成年人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因而 ,对成年人行为能力限制制度和法律保护制度的起源及当代大陆法系国家立法规定的研究。对我国民法的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票据当事人

票据是一种强调形式 ,具有无因性和流通性的有价证券 ,这些性质使得票据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有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具有自己的特征。而正确理解这些特征对票据法的学习者而言是一个难点 ,在实践中 ,票据当事人也因为不能正确理解票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而无法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文从票据当事人的地位和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两个角度出发 ,对票据当事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以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该问题。     

限制与反限制:韩日半导体贸易摩擦中的双边博弈

2019年7月1日,日本政府的经济产业省宣布日韩两国间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严重损害,同时正式发表只能修改对韩方的出口管理规定。然后,自同年7月4日起,针对半导体等对韩国主要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必需的超精密化学原料——光刻胶、氟化氢、氟聚酰亚胺三种产品开始实行新出口限制。据部分专家们的主张,日本政府通过新出口限制措施对韩国的半导体大型企业进行一种"牵制"或"报复",这种分析和判断确实有些说服力。但是,这种分析与事实不符,因为这次日本政府做出新出口限制措施,究其原因在于2018年10月30日韩国大法院的判决,并非是因为韩国半导体大型企业的崛起。本文将对韩日两国半导体贸易摩擦中的双边博弈进行深入研究。     

民事抗辩与票据抗辩

法律意义上的抗辩,并不是哪个部门法上的专有概念。仅从一般意义上说,抗辩表述为一方当事人行使权利时,他方当事人所提出的对抗或疑义是比较准确的。正因为如此,在民商法领域,民事抗辩和票据抗辩既有概念内涵的一致性,也有普通法和特别法意义上的关联。比较而言,民法上对抗辩从概念到类型化分析都有比较成熟的理论成果,制度的功能仅限于否定或迟滞相对人的权利行使,而票据法上的抗辩,除了具有抗辩的基本语义,更侧重抗辩制度的独特设计对票据流通所起的作用,因此,票据抗辩就有了票据法上核心制度的意义。此外,从票据权利的不可分性,票据行为的文义性、独立性等特点,还可以找到民事抗辩和票据抗辩的种种不同。     

中美票据权利人类型划分规则差异化研究

199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自颁布之日起就因存在诸多弊端饱受票据法学界的批判。在众多的修改意见中,如何修改并完善票据权利人制度少人问津,这与该制度在整个票据法体系中的重要法律地位并不相适应。在票据权利人制度体系中,票据权利人类型划分规则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中美票据法在票据权利人类型划分规则方面存在体系构建、具体范畴等方面的区别,这同两国票据立法发展进程、立法技术和票据权利类型规则的差异有密切联系。中国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能有效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先进的票据法律制度就应当改变传统法律观念,摆脱陈旧的法律思维的束缚,向英美票据法的典范——美国的票据法律制度学习;要完善票据权利人类型划分规则就要先行修改现今的票据权利类型规则。在此基础上,应当明确票据权利人包括三个类型:完全票据权利人、占有票据但是不享有票据内容权利的人和丧失票据的占有但是根据票据法享有票据权利的人。     

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研究

本文从分析一个票据法案例开始,研究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构成,区分了利益偿还请求权与原因债权、失票人的权利,论证了中国票据法第18条关于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规定存在欠缺,认为将其中的“记载事项欠缺”修改为“保全手续欠缺”。     

限制转投资立法的解读与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对公司转投资的限制,其限制主要表现在投资性质、投资对象和投资数额三个方面.随着公司转投资活动的频繁和转投资能力的增强,现有的立法难以完全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亟待完善.目前公司法的系统修订已进入议事日程,笔者希望通过这一契机,对限制转投资立法的修改与完善提出一些立法建议.     

票据犯罪罪过研究

票据犯罪罪过形式比较复杂 ,属于刑法理论疑难问题之一。本文探讨了票据故意犯罪和票据过失犯罪的罪过特点 ,并就票据犯罪是否存在复杂罪过和模糊罪过等学术争议问题提出了否定的观点。如何认定票据犯罪罪过 ,是当前急需解决的司法实践问题 ,本文提出了若干条认定行为人罪过的要点     

对北京外来工的权利保护研究

本文通过对北京外来工遭遇的超时工作、拖欠工资、歧视、人身侵犯、辱骂、财物欺诈等侵权现象的实证研究,指出目前外来工权利受侵犯现象严重;虽然外来工对权益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弱,但因为救济手段不足,目前外来工权利保护状况很差,侵权救济不充分;外来工社会权利保护不利的深层原因在于城乡分离的社会体制。     

试论正确处理弱势群体权利保护中的几种关系

在弱势群体权利保护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否会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公共权力能否干涉弱势群体的权利?救助弱势群体是否只是社会的责任?在宪政法治条件下是否需要法制强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时代背景,正确处理弱势群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弱势群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自我救助与社会救助的关系;宪政法治与法制强权的关系。     

当前中国领事保护机制的发展及人权推动因素

当前中国在领事保护上确立了宣传、预警、协调应急、社会配合和业务负责六大机制,推动和完善了中国领事保护机制,使其与国际更为接轨。     

浅论个体语言权及其立法保护

个体语言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我国个体语言权立法《通用语言文字法》存在着不以保护公民的语言权为立法目的、对个体语言权与群体语言权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对个体语言权内容的规定不全面、对于行使个体语言权的场合规定得过于笼统等问题。应在进一步探讨个体语言权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借鉴国外个体语言权立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     

论弱势群体人权保护的宪法价值

弱势群体最重要的法学特征是其基本权利得不到实现,尤其是生存权、劳动权和平等权。宪法对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特殊关爱和保护是宪法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的应有之义,体现了宪法公平、平等、正义的价值追求。     

跨文化际人权保障的法文化取向与营造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构成了跨文化际法律制度并存的现象。法文化形成和运行所体现出的观念与制度矛盾,普遍主义与地域特性的对立,个体与群体利益的冲突,国家与国际的价值差异,使法文化充满了对立统一的特征。具体说来:与其他门类的文化不同,法文化的实用性、适用性在因文化差异导致冲突时,虽然会表现出即时性和刚性特征,但也正因为如此,将更有效地协调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冲突问题,从而使各国的法文化变得相互更容易沟通,在司法改革方面更加接近。这同时表明,法文化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文化熏染、消弭对立的一面。要善于应用文化的力量、文化的手段,营造现代性、先进性、国际性的法文化,才有利于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和进步,当然也就有利于人权特别是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如果只看到文化的差异和民族性,而激化与外来法文化的对立和矛盾,拒绝国际法治的共通和共享,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事业,对中国在未来全球竞争格局中掌握法律话语权,将起到消极的作用。跨文化际背景,决定了当代法文化的重塑与适用,要充分考虑国家、地域、民族因素,考虑法律与公众、与经济、与立法司法机关的关系调整,尤其要强化权利意识的公共教育与培养。     

论所有权的自由与限制

所有权对于公民的财产权利甚至整个法权具有重要意义。近代民法一直强调所有权行使的绝对自由,忽略了所有权应该受到的社会公益限制,其结果是使自由走向了反面。为克服所有权绝对自由带来的负面影响,现代民法开始由权利本位转向社会本位,逐步形成了所有权的社会化思潮,强调所有权的行使应该以尊重和维护社会公益为前提。但是由于社会公益的概念比较宽泛,范围难以确定,为了防止有人以公益之名谋私益之实,应该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确立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以解决因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产生的争议,寻求社会公益与个人私益的平衡,维护公民个人的实体权利。     

被害人问题:刑事司法的局限与可能

被害人问题为当下刑事法学界的重要议题,因对其利益的忽视而致现代刑事法治面临严重正当性危机.尊重被害人、考虑他们的需要成为刑事法学及各国实践的重点.反观国内,许多被害人问题研究着眼于谋求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地位的提升,而忽视了因无法改变的犯罪与刑罚的本质认识、司法的目的与其作为认识活动的性质等方面所决定了其在被害人问题解决上的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刑事司法固然在被害人问题解决上难当主力,但是在不损及被告人权利与诉讼目的前提下进行局部改良亦有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可能.所以,应对被害人问题的现实作法是强调刑事司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互动与协调.     

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的基本规则

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保护第三人利益的传统做法是采用善意取得制度 ,但在某些情况下善意取得制度存有缺陷 ,对保护第三人利益不够充分。物权行为理论在保护第三人利益方面则较善意取得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建立以物权行为理论为主、善意取得制度为辅的理论模式 ,这将能充分地保护第三人利益 ,并由此产生了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的基本规则     

A Nation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Property rights have multiple attributes, and these are correlated with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West, property rights have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maximizing efficiency and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rights protection, but in China, they also have a strong social character.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se functions interact with and transform each other. When the state’s ability to supply public goods is relatively weak, property rights take on more of a social character, meeting public demand for welfar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hen the state is better able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lessens as their economic function grows.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property rights wa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China, as a huge agrarian state, to realize “governance through inac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was the secret key that could break the code to the millennial continuity of Chinese agrarian civilization. Reforms including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after 1949, the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to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household contracted land, with a focus on the latter), and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to collective ownership, household contracts and revitalized land management). These changes constitute a process in which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has been growing while their social character has lessened under condition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