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亡离言"的语言内涵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中的"文亡离言"究竟指代何意义,尚有疑问。本文通过对"文"、"言"在孔子的话句体系中的能指与《诗》教体系中所能进行分析,清楚地揭示出"文亡离言"中的"文"实质在孔子《诗》教体系中指书面语言,"言"实质是口头语言,反映了孔子《诗》教体系对《诗》的语言(尤其是口头语言)教化作用的重视。     

从语言观看中西文学之差异

从直观表面来看,中西文学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文学体裁的差异上。中国文学在"意境"说(重表现)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下,自古抒情性文学体裁就十分发达;与之相反,西方文学在"典型"论(重再现)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则是叙事性文学体裁较为发达。究其原因,这主要是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直接造成的,它首先主要表现在双方的语言观(言意观)上。这就是说,导致中西文学巨大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乃是中西语言观(言意观)的不同,也即言意观的不同。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本文广土通过对海德格尔语言观的分析、指出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进而指出在当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应和谐共进、共生共荣,才是解决“潘多拉魔盒效应”的唯一征途。     

明代女性碑传文与儒家女性观研究

明代儒家撰写的以墓志铭为主的女性碑传文,既是女性生命历程的完整呈现,又内含着儒家理想的女性观。与正史、地方志等正统传记资料着重展现女性贞、节、烈等极端道德行为不同,碑传文的叙事风格更为生活化,不仅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碎片化理解女性的格局,而且主张应当从日常行为中全面认识女性。从碑传文中可以看到,明代女性不仅不是男权社会的被动接受者,而且还是具有自觉意识的独立个体,她们对于婚姻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识,甚至也具备自我塑造的能力。明儒还通过对非女性专属德行的称赞与表彰,把女性身份从家庭扩展到社会,揭示出明代女性在家族事务、社会救济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从《诗言志说》到《诗言志》——朱自清“诗言志”研究“重写”的学术史考察

《诗言志说》是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初期成果,1944年他“重写”此篇为《诗言志》。《诗言志》除补充新证而增大篇幅外,有两处术语的改动值得关注:“意念”的术语凝定,这是借鉴西方“新批评”文艺学观念的结果;术语“缘情”取代早期的“抒情”,体现了中国学术研究本体化的追求。“诗言志”研究在抗战中相隔七年的“重写”,反映了朱自清文学批评研究的学术历程,也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现代转型。     

"诗言志"与"功成作乐"

诗是周代乐制中乐的表现形态,属于乐的范畴,故所谓先秦诗论都是乐论."诗言志"原本是西周礼乐理论形态中乐论的一个命题,是"功成作乐"的乐学观在"论乐及诗"时的不同表述."功成作乐"表现的是乐以功德为价值取向,"乐以道志"即乐以功德为表现内涵."诗言志"即"乐以道志",与"功成作乐"的核心内涵一致.作乐以功德为基础,故诗也以歌功颂德为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决定着诗只能言"志".言"志"于主体来说,表现为美、刺两个方面,即对功德的歌颂和对违德的讽刺,以保证和维护功德的实现.孔子的诗论,包括他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王者迹息而诗亡",还有<毛诗序>亦都是从"功成作乐"的理论发展而来的.     

从越南汉文小说看儒家“华夷观”在东亚的接受与影响

越南作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其在文学和历史书写中往往以己为“华”,以周边为“夷”,包括对西方国家,也一律以“夷”视之,其与文化母国——中国的关系则十分微妙。在特殊情势下,“华夷之辨”又变成“华夷之变”:即在越南国内政局动荡时,尊崇中国为“天朝”,并乞求出兵相助;而当两国关系紧张,尤其是兵戎相见时,则视中国为“贼寇”。政治上的独立和文化上的认同,使中越两国在历史上不时呈现出一种复杂而敏感的关系。     

先秦用诗与儒家诗论

先秦时期,《诗经》在使用时已有实用主义的倾向,在朝聘会盟等场合中赋诗言志成为一项约定俗成的制度化的礼仪活动,引诗赋诗成为当时各国文化交往争外交活动的基本方式。儒家的起源与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此相应,儒家诗论从开端也就明显地偏重于政教。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诗经》在先泰儒家学派传授解释中的发展和演变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儒家诗论从春秋到战国,对政教的强调呈现出逐渐加强的趋势,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学理论。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论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自《尚书》提出"诗言志",《周礼》提出"诗六义",到吴三公子季札的"闻乐而论",再到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庄子的"虚静物化"等等,先秦时期知名论者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而又宝贵、零散而又庞杂的关于文学批评的经典言说和著论,表明了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和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批评的人文传统与创新精神。     

从诠释学角度解读“诗言志”阐释的“效果历史意识”

“效果历史意识”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与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意识,强调的是历史与诠释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效果,“诗言志”作为一个诗学命题,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遭遇多种阐释。在诗论的历史的长河中,“诗言志”即闪烁着理性思维的光彩,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融注着中国美学的体验传统。由此,“诗言志”的诗论命题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象,解读这一文化意象,对理解当下的美学现象与思潮会有许多启迪。     

从《道德经》的语言模糊现象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

语言模糊现象是《道德经》的特征之一,它主要包括语音模糊、词义模糊和句法模糊三个方面,具体体现在通假字的使用、一词多义和句法模糊上。本文拟从语音模糊、词义模糊和句法模糊三个角度分析不同译者翻译《道德经》的模糊语言时采用的翻译策略。     

浅谈儒道思想对我国古代诗人的影响

文章主要从陶渊明、王维、苏轼这三位不同时代的伟大诗人的人生经历及其创作实践中,探寻儒道思想对我国古代诗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学翻译中的语言文化差异问题探究

翻译是一种关乎不同言语和文化之间的思维转化活动。由于文学扮演着传递和表达区际、人群间文化交流和沟通的重要角色,所以文学作品的翻译在众多翻译类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基于地缘、传统、历史、习俗、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在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原作品的表述内容和文化蕴涵容易出现失真甚至理解扭曲的状况。为矫正这种偏差,保障原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和艺术价值,需要译者针对文学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症状,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以保证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     

论陶诗的诗学意义——对冲淡诗美范型确立过程的考察

陶诗的诗学意义在于陶渊明创造了独特的冲淡诗美范型.这一诗美范型的确立有一个过程,晚唐司空图对陶诗的研究是关键.司空图之前的评陶、论陶大体属于陶诗风格的体认阶段;司空图依据陶诗以及与陶诗风格相近的王维、韦应物的诗歌,提出"冲淡"的诗美概念,使之成为一种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理想风格范型.司空图之后.苏东坡既评陶又和陶,一方面时陶诗之美有高度的概括和精细的辨析,深化了司空图的诗学理念;另一方面又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对陶诗进行全面的赓和,使陶诗所代表的诗学理想落实为一种诗学实践精神.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论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观念的演进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张力关系中展开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观念的重要走向之一。这样的走向当中包含了对于诗歌观念与诗学理论的较为复杂的思考,而西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在提供其强大的思想动力与观念支持的同时,本身也不同程度地处于被偏离与改写的过程中。这有可能指向某种本土化观念建构与诗学话语的独立和对于当代诗歌的历史本质的深度把握。     

从《王制》中礼仪与法律的合一看儒教的宗教性

《王制》篇是古代儒者从礼的角度阐述国家管理的各种最重要的制度,其中不仅有很多在今天看来属于世俗的法律制度,也有很多是关于宗教礼仪的具体规定。这在其后的《唐律疏议》等古代主要的法律典籍中,思想一以贯之。因此,在古代儒者看来,宗教规范同时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它们的宗教规范。不仅中国古代是这样,印度教的《摩奴法论》等古代其他主要国家宗教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儒教和其他国家宗教的性质是一致的,即儒教也是一种宗教。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从文学传播角度看曹氏兄弟地位差异形成的原因

从文学创作到文学传播再到文学接受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作家地位和作品影响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环节—文学传播在起作用。对于那些生前文学成就相差不远的作家来说，后来地位距离的逐渐拉大，传播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指挥棒。曹丕、曹植兄弟即是一例，二人生前各拥才赋，难分轩轾。但历代以来，二曹不再并肩驱驰，曹植风骚独步。这其中，文学传播对二人的地位差异之形成发挥了非凡的作用。